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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不相信。但是这方面的事例是极多的。我们废除了奴隶制，因为我们尊重作为个人的人的生命。同样的理由，我们不再把孩子绞死，而且差不多与此同时，我们发明了人身保护权，而今天，我们已经创立了人人都享有的公正，或者说，非常接近于我们所能达到的公正。最近，大多数愿意思考问题的人都反对死刑，倒不完全是为了那些要被处决的人，而是为了杀死一个人的生命——任何人的生命——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所说的这个社会就包括了你我每一个人。”
哈里斯讲到这里停住了。他的身子离开椅背向前靠，从灯光调暗了的驾驶舱里向外张望，看看笼罩着他们的夜色。在皎洁的月光中，他可以看到下面一片苍茫，乱云飞渡。根据气象预报，在抵达中大西洋之前，一路上都有连绵不断的浮云，所以今天晚上无法瞥见地上的灯光。在离开这架座机几千英尺的上空，另一架飞机在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它的灯光一闪而过，随即就消失了。
坐在两个驾驶员后面的第二驾驶员赛伊·乔丹探身向前，调整一下风门杆装置，补偿第2次班机已经增加的高度。
德默雷斯特等乔丹调整完毕，向安森·哈里斯提出异议。“死刑和堕胎相差何啻十万八千里。”
“不然，”哈里斯说。“你想一想就会知道相差不是太远。两者都关系到尊重个人生命的问题，关系到文明是怎么来的，又是怎么前进的。奇怪的是，你听到人们发表议论，主张废除死刑，同时又主张使堕胎合法化。他们没有看到这样一种反常的现象：一方面是提高人的生命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在降低它的价值。”
德默雷斯特还记得他今天晚上对桂温说的话。现在他又重复了一遍。“一个没有生下来的孩子没有生命——它并不是一条人命。它是一个胚胎，不是一个人。”
“让我问你一件事，”哈里斯说。“你见过一个打下来的胎儿吗？我是说，在事后。”
“没有。”
“我见过一次。我认识的一个大夫拿给我看的。它装在一个玻璃缸里，泡在甲醛水溶液里面。我那个朋友把它放在碗柜里。我不清楚他是从哪里弄来的，但他告诉我，要是这个婴孩活下来的话——要是没有被拿掉——是一个正常的儿童——一个男孩子。它确实象你所说的是个胎儿，不过它也是个人。一应俱全；每一部分都已形成，完备无缺；脸蛋长得不错，有手，有脚，有脚趾，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阴茎。你知道我当时看了作何感想？我感到惭愧；我不知道我当时在哪里；当这个男孩子还不能自卫正被杀害的时候，其他所有正派、敏感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因为事情竟然就这样发生了；虽然在多半的情况下，我们怕用杀害这个字眼。”
“天哪！我没有说等到一个婴儿已经长成那个样子还应该把它拿掉。”
“可你知道吗？”哈里斯说。“在受孕八个星期以后，一个胎儿就已发育完全，凡是一个足月生下来的婴儿所有的，它全有。到第三个月，胎儿成形，和一个婴儿一模一样。所以，你怎么来划分这个界限？”
德默雷斯特嘟囔着说：“你应该去当律师，不是当驾驶员。”说是这样说，他发现自己在琢磨桂温的身孕已有多久。然后一算：如果是象她告诉他的那样在旧金山受的孕，那么这是八、九个星期以前的事了。这样，假如哈里斯说的属实，它现在差不多已是个成了形的婴儿了。
现在又到了向空中航道控制中心打报告的时候。弗农·德默雷斯特打出了报告。他们现在三万二千英尺高空，接近他们需要爬升的最高点，再过片刻工夫，就要进入加拿大的边境、飞进安大略省南部上空。底特律和温莎，这两个隔界相望的城市，本应是一派灯火，在几英里外就可以看到。今晚，却是漆黑一团，这两个城市就在右舷下方某处被包裹起来了。德默雷斯特想起，就在他们起飞之前，底特律大都会航空港已经关闭。风雪正在东移，这两座城市此刻大概是首当其冲。
德默雷斯特知道桂温·米恩和其他女乘务员在客舱里正要供应第二巡饮料，而在头等舱里，还要供应热的小吃，用的是高级瓷器。
“我先对你说了，我在这方面的感情是强烈的。”哈里斯说。“人不一定有宗教信仰才能具有人类的道德观念。”
德默雷斯特嚷嚷道：“或者说才能具有乖僻的想法。无论如何，有你这种想法的人正在败下阵来。现在的趋势是要使堕胎更加方便一些，也许最终，使之公开化和合法化。”
“如果是这样，”哈里斯说，“我们将是倒退一步，更加接近奥斯威辛（希特勒当年烧死大批犹太人的集中营。译者注）的火化炉。”
“乱弹琴！”德默雷斯特一面在飞行记事本上写下刚报告过的方位，一面抬起头来看。他那烦躁的脾气，很少是藏在内心深处的，目前正在开始表面化。“有许多很好的论点，赞成简化堕胎手续，有人不要孩子，他生下来就要过穷苦的日子，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出头的希望；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强奸啦、乱伦啦、母亲的健康啦。”
哈里斯摇摇头，表示不同意。“只要你能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特殊情况总是会有的。这等于是在这样说：好吧，我们可以允许搞一些谋杀。
你方才谈到有人不要孩子。哦，这可以通过节育的办法来防止。在今天，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这是非常经济的。不过，如果我们一时疏忽，一个人的生命开始生长，那就是一个新生的人，我们在道德上没有权利把它处死。至于说我们将出生在怎么样的环境里，那是我们谁也无法知道的，那只能碰运气。但是一旦我们有了生命，好也罢，赖也罢，我们有权保持它，而且不管有多赖，想要放弃生命的人毕竟是不多的。对穷苦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去谋杀那还未出生的婴儿，而是改进社会。”
哈里斯想了想，又说下去。“至于经济嘛，对任何事都可以有个从经济上考虑的论点。有的人精神上有缺陷，有先天性的白痴，一生下来就把他们杀死；让患有不治之症的人没有痛苦地死去；象人们在非洲使用的办法来除掉老而无用的人，把他们放在丛林里喂鬣狗——这都是合乎经济逻辑的。不过我们不这样做，因为我们珍视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弗农，我是在说，如果我们要进步，我们就应该更多地珍视人的生命和尊严。”
在每个驾驶员面前都有一个高度表，现在它指在三万三千英尺。他们已达到所要爬升的高度。安森·哈里斯让飞机开始作水平飞行，第二驾驶员又探身向前调整风门杆。
德默雷斯特没好气地对哈里斯说：“你脑袋瓜里尽是些陈年宿古董。这就是你的问题所在。”他想到这次讨论是他起的头。于是就气呼呼地后悔不该引起这场讨论。为了结束这个话题，他伸过手去按呼叫女乘务员的电钮。
“给我们来些小吃，别让头等舱的乘客狼吞虎咽全吃光了。”
哈里斯点点头。“好主意。”
一两分钟后，桂温·米恩根据电话中叫的，送来三盘香喷喷的小吃拼盆和咖啡。在环美以及其他航空公司的班机上，对机长的侍应是最快的。
“谢谢，桂温，”弗农·德默雷斯特说。接着，在她弯身向前把吃的递给安森·哈里斯的时候，他的一双眼睛肯定了他早就知道的一件事。桂温的腰身仍然和以往一样纤细苗条，还看不出任何迹象；不管里面有何变化，总不能让这一迹象出现。哈里斯和他那一套老太婆式的论点，去他娘的！桂温当然得去堕胎——等他们一返航就去。
艾达·昆赛脱太太坐在离开驾驶舱六十英尺机尾的经济舱里，正在和她右首的那个乘客高谈阔论。她发现此人是芝加哥交响乐队吹双簧管的一个中年人，非常随和。“当一个音乐家有多好啊，那么富于创造性。先夫就喜爱古典音乐。他也拉一点小提琴，当然，不是职业性的。”
她觉得人暖洋洋的，因为那个吹双簧管的朋友刚付了钱，替她要了一杯葡萄酒。现在又问她还要不要再来一杯。昆赛脱太太笑嘻嘻地说：“唉，你真是太客气了，也许我不该再喝了，不过我倒真愿意再来上一杯。”
坐在她左边的是留着黄里发红小胡髭的人，头颈细细的，一直不大说话，事实上，令人失望。昆赛脱太太几次想要和他说话，都被几乎听不见的极其简单的回答给挡回去了。这个人坐在那里，大部分时间里脸上毫无表情，仍然紧紧地抱着他那只放在膝盖上的公文包。
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都点了饮料，昆赛脱太太心里在猜那左边位子上的乘客是否会变得随和一些。他没有。他从女乘务员手里接过一杯威士忌。
他给的是一大堆零钱，因此他不得不一点点地数，接着头一仰几乎是一口就把酒喝了。她自己喝了一盅葡萄酒，马上觉得微有醉意，于是心里就在想：
这个人怪可怜的，他大概有心事，我不该去打扰他。
不过在起飞不久，当机长向大家报告飞机的速度、航道、飞行的时间以及其他一些昆赛脱太太很少注意听的事情的时候，她看到那个脖子很细的人突然警觉起来。她左边的那个人，在一个信封背后草草地记下些东西，然后拿出一本航空公司分发的“自己测绘方位”的地图，摊在公文包上。他眼下正在研究这张地图，用铅笔划记号，不时看看自己的表。在昆赛脱太太的眼中，这一切显得相当无聊和稚气，她非常肯定前面有领航员，专管飞机的方位，什么时候该飞到什么地方。
昆赛脱太太于是把她的注意力转回到那个吹双簧管的身上。他正在解释，最近在一次布鲁克纳（奥地利十九世纪作曲家。译者注）交响乐的演奏会上，他曾坐在听众席里听，当乐队中他演奏的那一部分正在“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