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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当时发生的事：凡是听见那可怕的声响的人都巴不得他们没听到，可是，既然已经听到了，是再也忘不了的。
欧文·雷德芬坐在那架螺旋下坠，眼看就要完蛋的“山毛榉”飞机的驾驶座上，把麦克风的送话电钮揿到底，这可能是无意识的动作，也可能是最后无可奈何的一种动作。那无线电居然仍然管用。
在华盛顿中心，从基思开始紧急喊话时打开的一个操纵台扩音器里传来了声音。起初是一阵静电干扰声，紧接着是一连串刺耳、慌乱、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管制室各个角落的人都转过头来。近旁一张张面孔都刷白了。
乔治·华莱士哭得死去活来。其他扇区的老资格总管也急忙赶来。
在尖叫声中，突然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惊恐、悲惨和哀求的声音。起初，并不是每个字都听得见。后来，在多次重放最后通话的磁带录音时，才把这些字拼凑成话。经过鉴定，是九岁的瓦莱里·雷德芬的声音。
“……妈妈！爸爸！……想想办法啊！我不要死。……啊！仁慈的主，我一直是个好……求求您！我不要……”
天可怜见，通话到此为止。
“山毛榉”飞机在马里兰州里斯本村附近坠落焚毁。四具尸体的残骸已无法辨认，合葬一冢。
尼尔少尉跳伞后安全地降落在五英里外的地方。
同这一悲剧有牵连的三个管制员——乔治·华莱士、基思·贝克斯费尔德和佩里·扬特——立即停职，听候调查。
后来，实习生华莱士被判在技术上不负任何责任，因为事故发生时，他并不是合格的管制员。但他被开除公职，空中交通管制部将永不录用。
年轻的黑人总管佩里·扬特被判负全部责任。调查委员会一连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重放录音，审查证据，检查扬特自己在工作的重压下在几秒钟内必须作出的各项决定。最后的结论认为，他原该少花点时间处理有关西北东方航空公司的“727型”客机的紧急事故，而该多花一点时间在基思·贝克斯费尔德缺席时监督乔治·华莱士。至于佩里·扬特当时是值双班这件事——如果他不是那么好说话，他满可以拒绝这样做——却不予考虑。扬特受到正式的训斥和降级处分。
基思·贝克斯费尔德则完全被开脱。调查委员会煞费苦心地指出，基思当时要求暂时离开职守是合乎情理的，而且他按规定办了签出和签到手续。
同时，他一回来就发现可能要发生空中撞机，并力图防止这一事故。尽管他没有办到，委员会对他脑子灵、动作快还给予表扬。
起初，没有人提出基思离开管制室的时间长短问题。在调查快要结束的时候，基思眼看事情的发展对佩里·扬特不利，他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表示要承担主要责任。他的这一请求得到嘉许，但是，调查委员会显然认为这是高风格的表现——如此而已。基思的证词，在弄清其用意后，也就一笔勾销。在委员会的最后报告中，并没有提到他企图提出异议这件事。
空中国民警卫队单独进行的调查证明亨利·尼尔少尉粗心大意、自作自受，没有坚持在米得尔敦空军基地附近飞行，而且让“T…33型”教练机偏近弗44航道。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当时的实际情况，对他不予起诉。
这个少尉仍继续做他的汽车买卖，在周末仍然驾机飞行。
总管佩里·扬特得悉调查委员会的决定后，精神受到刺激，住进医院，接受精神病治疗。眼看他快恢复健康时，他接到一份不知是谁寄来的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右翼团体印制的公报，公报除了反对别的事情外，还反对给黑人以民权。这份公报刊登一则对雷德芬悲剧的恶毒偏袒的报道。它把佩里·扬特说成是个无能、闯祸的蠢物，玩忽职守，对雷德芬一家之死无动于衷。公报说，这件事应该是对那些“悲天悯人的自由派人士”的一次警告，因为正是他们帮助黑人爬上他们的智力不能胜任的负责岗位上。公报还要求对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所雇用的其他黑人来一次“大清理”，以免“再发生类似事件”。
要是在平时，具有象佩里·扬特那样的才智的人准会对这种公报嗤之以鼻，认为这是狂汉的出言不逊。实际上也是如此。但由于他目前的处境，他看了公报后，病又复发了。如果不是政府检查委员会拒绝开支他的住院费用，认为他的精神病不是因政府雇用而引起的，他恐怕还会无限期地接受治疗。
扬特出了院，但没有回到空中交通管制部门工作。基思·贝克斯费尔德最后一次听说，他在巴的摩尔一家滨河的酒吧间工作，成天酗酒。
乔治·华莱士则不知去向。传闻这个前实习管制员又参军了——这次是参加美国陆军步兵部队，而不是空军——眼下闯了大祸，得罪了宪兵队。据说，华莱士一再殴斗，看来是故意惩罚自己，让自己皮肉受苦。但这些谣传没有得到证实。
对基思·贝克斯费尔德来说，似乎生活还要按老样子过一阵子。调查结束后，撤销了他暂时停职的处分，他的资历和公职级别原封未动，并回到里斯堡工作。同事们深知，他的遭遇本来很容易落到他们自己头上，所以都对他表示友好和同情。他的工作刚开始时还算相当顺利。
他向调查委员会提出他的问题没有受到重视，后来基思再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那灾难性的一天他在盥洗室磨蹭的事，甚至对纳塔利也没提起。但这个秘密始终在他的脑海里占着突出的位置。
在家里，纳塔利是很了解他的，而且总是关怀备至。她觉察到基思经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需要时间恢复，所以她想方设法迎合他的情绪——在他需要的时候，就陪他说话或凑他的趣；当他不需要的时候，就保持缄默。纳塔利还私下悄悄地告诉两个儿子勃里安和西奥，要他们也应该体贴他们的父亲。
基思有点心不在焉地理解和感谢纳塔利所作出的努力。她的办法也许终究会奏效的，但只有一件事例外，这就是空中交通管制员需要睡眠。可是，近来基思睡得很少，有时甚至彻夜无法入睡。
等他睡着了，在梦里总要重现空中撞机前一刹那华盛顿中心管制室的情景。……雷达显示器屏幕上汇合的光点……基思最后发告急的喊话……尖叫声和小瓦莱里·雷德芬的声音……
做的梦往往不尽相同。譬如，当基思想走到雷达显示器前，扯下乔治·华莱士的耳机，发出警告信号时，他的四肢却不听使唤，动作慢得使人发急，四周的空气象是粘糊糊的烂泥似的。这时他的脑子只是一个劲地在想：要是他能行动自如的话，这场悲剧是可以避免的啊！……于是他就竭尽全力挣扎，但是等他最后抓到耳机，总是已经太晚了。在有的梦境里，他抓住了耳机，可就是说不出话来。他心里明白，只要他讲得出话，把警告发出去，就可以化险为夷。他的脑子象在赛跑，肺和喉咙紧张到极点，可就是发不出声来。
尽管梦境多变，结局总是一样——以“山毛榉”传来的最后一次无线电话而告终，即在调查期间他曾多次听到重放的录音带上传出的那段活。梦醒以后，身畔的纳塔利还在酣睡，可是他却眼睁睁地躺着，想啊，回忆啊，企盼那无法实现的事态，想把往事改变过来。后来，他干脆不睡，支撑着使自己醒着，以免再做梦受折磨。
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的良心促使他想起他在航线中心盥洗室里偷闲浪费掉的那几分钟时间。在这关键的几分钟里，他完全可以回去，也应该回到班上去的，可是由于懒散和只顾想自己的事，他竟然没有回去。基思心里明白——其他人却被蒙在鼓里——真正应对雷德芬惨案负责的是他本人，不是佩里·扬特。佩里成了个偶然的牺牲品，技术上的受害者。佩里是基思的朋友，那天，他信任基思，以为他办事认真，是会尽快赶回管制室里来的。
可是，基思明知他的朋友在值双班，明知他承担着额外的压力，他自己却在磨时间，比实际需要的时间拖长了一倍，拆了佩里的台。结果是让佩里·扬特去被控，代人受过。
佩里成了基思的替罪羊。
佩里受到了极大的冤屈，但总算还活着。而雷德芬一家却送了命。他们之死是因基思思想开小差所致，在阳光下磨磨蹭蹭，让一个经验不足的实习生去过久地挑起基思自己应该挑的担子，挑起基思更为胜任的担子。毫无疑问，要是他能早点回来，他完全可以远在“T…33型”教练机闯进航道靠近雷德芬的飞机之前就发现它。他一回来就发现了这架飞机，这就是一个证明—
—可惜他去得太迟了，无济于事了。
一到夜晚，基思的脑子就翻来翻去……一遍又一遍……好象在踩水车……自己折磨自己，受尽悲痛、良心责备的苦楚。最后，他精疲力竭地睡着了，一般都要做梦，又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不管白天晚上，雷德芬一家人总是在他脑际出现，尽管基思和雷德芬、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素眜平生，但老是忘不了他们。基思看到自己的孩子勃里安和西奥活得好好的，就内疚起来。他自己还在人世，还在呼吸，似乎就是对他的一种谴责。
这许多不眠之夜和胡思乱想很快就影响了他的工作。他的反应变得迟钝了，作决定也犹犹豫豫的。好几次在工作负担太重的时候，他“失去了图像”，需要旁人帮助。后来，他发现有人在密切监视他。他的上级根据经验知道可能会出事，早就多少估计到会出现这种紧张过度的迹象。
接着，他被找去上级的办公室里进行了非正式的、友善的谈话，但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根据华盛顿中心的建议，并得到基思本人同意，他从东海岸调到中西部——到林肯国际空港指挥塔去工作。有人认为，换个工作环境不无助益。带点儿人情味的官场中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