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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看亲友。没有亲；友也不多，但有一位住在市外的。先说市内的，来往最多的是李世健，接，送，陪伴游历，还约到他家里去吃饭。此外还帮了个大忙，是经他介绍，认识他的弟子在锦江饭店做秘书工作的陈幸君，才未费力就买到返京的飞机票。其次是张伪之，见几次面，还送我两瓶浙江名产五加皮酒，但不知为什么，未积极约我到他家，去拜见他的尊夫人。此外还曾往新闸路看在北京两饭店新认识的朱启勋、林文桂夫妇，因为时间紧，寒暄几句就辞出。最后说那位住在市外太仓的，是同事几年（整风运动中加右派之冠，发往北大荒，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并很相知的凌伶。他由北大荒，借冻成残疾之光，得随原籍为太仓的夫人回了太仓（他是湖州人），大革命结束，社会环境由冷酷化为温和，我们已经有了通信关系。这次由远在天边变为近在眼前，而且有闲，当然想去看看他。先写信，很快收到他回信，说欢迎我前往，至时他到车站去接。又得李君世健之助，于10月2日上午顺利登上西北行的车。路不远，未至午就到太仓。下车，看见霜红（他的雅号）老兄正在不远处睁大近视之眼往车门这里望。走近，握手，不约而同地说了一句：“都老啦！”车站像是在原来的西门以外，我们东行，总有二三里路吧，到他的家。在街南，入门，先经过其他人家，他的住屋在南端，房前有小河，风貌还是旧时代的。他的夫人出去串亲，不在家。吃过午饭，要利用半日的时间，各处看看。多年的习惯，愿意看旧的，问画家三王（王石谷非太仓人，老四王只剩三位），说地名南园，早已没有遗迹。吴梅村就更惨，连住在某街某巷也不再有人知道。幸运的是写《五人墓碑记》的张溥，不但家宅保存着，据说房屋还是晚明的原样。我们去看，在西街路北，房两层，东、北、西三面连在一起，与我们常见的富贵人家宅院迥然不同。离这所古宅院不远有个公园，当然也要进去看看，曾经北京、苏杭的沧海，太仓之园至多只是个水池，也就可以自郐以下无讥矣。更有意思的是晚饭以后的叙旧，以及枕上听到的窗外小河的流水声。良辰易尽，因为还要看校样，于次晨，最早一班车就回了上海。
飞机票是7日上午的，6日下午，与杨师麟、吴文娟共同处理了校样的问题，准时到了虹桥机场。候机室里遇见一位自信心之强使我五体投地的，是距规定的起飞时间还有十几分钟，这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坐在我旁边）站起来跟我说：“劳驾给我看着包，我上去吃点东西（楼上有餐厅）。”我说快起飞了，劝他不要动，他说：“没有准时起飞的。”还是不慌不忙地上楼了。过了不短的时间，他不慌不忙地走回来，谢过我之后，仍坐在我旁边。果然，又过些时候飞机才起飞。路上，我不能见景物，就想这位的“坚信”，一是坚信我不会拐走他的包，二是坚信飞机不会例外，准时起飞。可是他胜利了，伴我一生的怀疑主义，其价值就成问题了吧？
《流年碎影》 有关文言的工作（1）
以下说近些年的编写，安排的原则想兼顾时间先后和内容之所近。我回社工作，开卷第一回是编注文言散文，又多年以来，用力最多也就耗时最多的是编写有关文言的读物，所以想先谈这一方面。
由以上两三篇可知，站在排头的应该是《古代散文选》下册。我1979年初回到社里，这本书的编辑工作却始于1978年。人，不只各有见，还各有自己的习性，先是三个人凑在一起，以后加上我，四个，断断续续在一起谈，编法，篇目，意见不少，决断不多，总有一年多吧，才大致定了局，其中一项是我总其成，定稿。起草的只有三个（王微一向是审而不作），其中隋树森于1979年10月患脑血栓，还休养了个时期，因而我的负担就很重。重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些篇目过去没有人注过，加注，有时就要查原始资料。原始资料，有些只见于大图书馆的善本，就不得不跑善本室。我住在北京大学，想利用近水楼台之便，找关系，办手续，领了图书馆的善本室阅览证，常常要提前回家，去照顾善本室。也确是解决了一些疑难，如选文第二篇元好问的《邓州新仓记》，开头一段说“漆水公之镇是邦也”，考出漆水公是韩琼，就是在北大图书馆的善本室翻检《嘉靖邓州志》，才查到的。一般篇目，没有这样的疑难，也是各种花样，标点，段落大意，题解，作者介绍，注解，还有全书的行文风格，都要面面照顾到，动笔处理。最后，九十四篇选文完成，还要写一篇《文言句法的一些特点》（上、中册谈字、词，也是我写的），作为全书的附录。书稿完成，记得已经是1980年的年末。排印也不快，所以处理清样，已经是1981年的9月底到10月初。
接着说编注《古代散文选》下册，费了力，也不无好处，是进一步了解，读文言作品会遇见什么疑难，想解决，应该用什么办法，又因为老习惯，心里有什么想法就想写出来，让有关的人看看，于是在编注的同时和稍后，还生产了一种副产品，即两三年之后印成书的《文言津逮》。这本书不是先有统一规划，然后依先后次序一篇一篇写成的，而是想到某一方面的疑难就写某一方面，最后排个次序，成为一本小书的。文由“文义之间”到“行文借鉴”共十篇，外加一篇附录“工具书举要”，总起来不过十万字。原想命名为《文言讲读举隅》，书稿送请吕叔湘先生看，吕先生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改了一点点，提了些意见，写了序文，还改书名为《文言津逮》。称为举隅是有几分客气，换为津逮就自己认为可充识途老马了。且不管能否真正识途，至于写，也确是费了不少精力，其中尤其“典故探原”一篇，问题多，难度大，又不能躲，简直伤透了脑筋。书稿将完成，就得福州程力夫先生之助，福建教育出版社接受出版。记得书稿是1982年后半年寄出去的，排印迟迟如老牛车，直到1984年的后半年才印成发行。
就是在《古代散文选》下册的编注工作即将结束的1980年后期，编辑室又布置了新的工作，是与编写教材有关的专家主张，为了学生真能学而有得，各科都应该编印一些课外读物，中学语文课遵照办理，决定编两种，文言、白话各一本，把文言的一本交给我编。我第一步是设计个编辑方案。编辑方案要为“目的”服务，目的是学生能读一般的（即不过于深奥的非专业性质的）文言作品，如《陶庵梦忆》《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我的想法，有两条路：一条是应付，就是照做，求上方能点头，完事；一条是认真，即如治病的处方，医生主观上要确信，只要照处方服药，病必能消除。多年以来，我坚信，想通文言，是只能用多读的办法。课内，文言的课文寥寥无几，要用课外读物的形式，让学生接触较多的文言作品。但求多就必致碰到一个难解决的问题，是这课外的读本，容量过小，不能起学会文言的作用；过大，比如厚厚的几本，无论从财力还是从时间方面看，学生都承受不了。在两难的夹缝中，我想了个守作为“饮食”、攻作为“引线”的办法，具体说是，初中、高中各编一本，选文都是六十课（有的课收文不只一篇），选文方面广，求精，而且篇幅不短。每一册选文都是从古代到现代，初中浅，高中加深到中等。估计有些学生喜欢文言，读完一、二两册，还想多读一些，以求再提高，又编了个第三册，收再加深的文章，书末尾还收了两篇附录，一篇是“古籍笺注举例”，一篇是“文言阅读参考书目”。总名为《文言文选读》。每一课，选文前有“解说”，目的有近，是介绍本篇的情况，有远，是介绍可读的古籍的情况。选文中间有“段落大意”，末尾有“研读参考”，都是为帮助深入理解。词句的注求详尽，为的是自学也不会有困难。这样编，主观愿望是：认真读完这三册，就会获得阅读一般文言作品的能力，这是发挥了饮食的作用；读完这三册，有了读文言典籍的兴趣，还想多读，就会知道读什么，如何读，这是发挥了引线的作用。设想成熟，领导编辑室工作的人没有不同意见，以后的工作就由我全权处理。先组班，约三个人参加：我的大学同班李耀宗（年岁略小于我，原在某中学教语文，已退休），我的知交张铁铮（小于我近二十岁，在北京师范学院教书），我的同事潘仲茗（女，小于我超过二十岁，曾助我编《古代散文选》下册，还在编高中语文课本）。人选定，编的工作开始。排在最前的是选篇目，原拟用民主的方式，都推荐，然后协商。试行，迟迟不能进展。不得已，改为我选定，由他们三位复核的办法。显然，这选定，之前就要翻大量的书。翻检，有难易，大致是习见（义为选本上常见）的人（如苏轼）和习见的书（如《论语》）容易，不习见的人（如李慈铭）和不习见的书（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容易，因为要到大海里去捞针。还想兼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