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龊苡兄鹊姆缭迫宋铩５蔽野凑赵级ǖ刂忿粝熳』帕逯螅鹤永锎匆徽蠛芟斓慕挪缴艚幼琶趴耍颐媲罢咀乓晃黄涿膊谎锏闹心耆耍褪橇合�
梁晓军个子不高，穿一件黑夹克衫，趿一双拖鞋，皮肤很黑，显得很结实。他说话鼻音很重，像患了流感。在昆明街头，穿黑色夹克衫的中年男人到处都是，所以这样的人你不大容易留下印象，就像你无法把一滴雨水同其他雨水区分开来一样。
我们在客厅里坐下来，一道雨后的阳光从窗户外面斜斜地射进来，我才重新注意到梁晓军脸颊上居然长着两个酒窝。酒窝不大对称，歪斜而马虎，好像一个不负责任的雕塑家随意捅一指头，给作品留下一个明显的败笔。我还发现主人的牙齿长得不大规范，松松垮垮的，门牙往外突围，给人天要下雨的感觉。主人见我不住打量他，就宽容地笑笑说：这一枪还算走运，这边进去，那边出来，没伤着要害，但是牙床全搅碎了……至今牙床还是松动的，弄得牙齿全走了样。
我心里立刻惭愧起来，对一个战场归来的老知青来说，那些创伤等于光荣的军功章。我相信只有真正的军人才会用如此平淡的口气谈论战争，谈论枪伤，就像我们谈论天气一样。在我看来，过去的高干子弟梁晓军表情相当温和，甚至还有一点点委婉和腼腆，全没有高干子弟盛气凌人的优越感，以及当今许多中年人愤世嫉俗和急功近利的焦躁综合症。他在金三角游击队从军达16年之久，身经百战，多次负伤，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营指挥员，贡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岁月。
但是梁晓军很谦虚，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成就什么可歌可泣的事业，不过多了几个伤疤而已。我问他：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他说：不做什么。待业。
我惊讶地说：你回国来一直待业吗？
他苦笑道：断断续续做过一些事，打过工，也做过生意，谋生而已吧。
这时候大门一响，一位身材苗条的中年妇女走进来，她是梁晓军的妻子邓立平。邓立平曾经也在境外从军多年，如今在一家商场做高级管理。我们的话题围绕金三角境外知青展开。梁晓军夫妇是一对称职的向导，他们带领我走进三十多年前国境对面那座硝烟弥漫的战场。
这天梁晓军家的门铃响个不停，几乎跟过节一样热闹。陆续走进来许多男女客人，都是这家主人的老战友、曾经活跃在金三角丛林中的老知青。他们是接到主人电话赶来同我认识，或者说特意为我举行一场战友聚会的。在这群看上去跟别的中年人没有什么两样的客人里，我渐渐得知，他们中间既有游击队神炮手、神枪手、侦察英雄和“红色娘子军连”女兵，也有干部、士兵、机要员和突击队员。他们人人都有出生入死的战争经历和铭心刻骨的人生故事，他们身体上无一例外地烙有战争的深刻烙印，因此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我很快同他们熟悉起来，由此走进他们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我记下他们的名字：梁晓军、朱小迪、吴庭正、杜士元、李启升、杨晓光、曹光福、刘国庆、邓立平、刘丽（女）、秦美翠（女）、王安娜（女），李小愉（女），等等。
第二章 知青壮歌
1。上山下乡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全国城乡沸腾起来，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欢呼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许多中学生热泪盈眶，连夜写出决心书，向毛主席党中央宣誓，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阔天地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一辈子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还有许多人表示，越是艰苦越向前，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主动要求到革命圣地瑞金、延安、井冈山和边疆地区插队蔚然成风。
全国落实最高指示行动最快的下乡队伍是上海某中学一群初中生，他们连夜收拾行装，十二小时之内就离开学校和家乡前往苏北农村插队。因为时间仓促校方来不及联系汽车，他们是自己背着行李，迈开双脚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文革”以来全国首支下乡插队的知青队伍来自首都北京，领头人为北京25中学高三男生曲折，人数共十人。他们于1967年深秋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向毛主席集体宣誓。他们的自觉行动比毛主席最高指示发表还早整整一年多。
另一支主动下乡的知青队伍于1968年2月出发，他们共有55人，来自北京多所中学，其中不乏名校学生。他们向毛主席宣誓之后去了云南西双版纳农场插队。当地人称“北京55”。
报载，1969年2月，天津市湾兜中学30名红卫兵，步行一千多公里路程去到山西省平陆县毛家山生产队插队落户。他们创造了步行下乡插队的历史纪录。
另一个历史纪录是一群上海中学生创造的。他们在春天接到通知到祖国北疆的北大荒插队，但是等到他们不远千里来到北大荒，结果却发现有关部门通知搞错了。于是他们只好掉头向着另一个正确的方向——祖国南疆的云南西双版纳前进。等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时间已经来到秋天，行程超过万里，因此他们堪称耗时最长、下乡行程最远的知青。
据不完全统计，仅1969年，全国下乡知青人数已经接近300万人。至次年，达到573·4万人。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下乡知青总数累计已达1700万人。
2。越境
1968年6月，一个长途跋涉的中学红卫兵终于来到国境线中国界河一侧。
他是个身体单薄的男学生，稚嫩的嘴唇上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长出软软的胡须来。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服，裤腿高高挽起，足蹬一双解放鞋，肩头上挎一只草绿色书包，我猜想他的书包里也许还珍藏着一本薄薄的手抄本《格瓦拉日记》。他的名字叫邬江河，云南省某卫生学校学生，因为卫校提前将学生分配下乡当知青（赤脚医生），因此他17岁的人生足迹就从就从家乡城市一直向着边疆延伸，最后在界河边上短暂停顿下来。
三十几年后我有幸认识了这位游击队员邬江河。已经人到中年的老邬严肃地对我说：我至今仍然坚持我的选择。尽管金三角革命没有成功，但是我曾经选择一个壮丽的事业并为之奋斗，这就足够了，我没有虚度人生。
据我力所能及的资料查阅和采访判断，邬江河是第一个参加金三角游击队的中国红卫兵（知青）。他是一个带头吃螃蟹的勇者。
与邬江河不同，以后成长为游击队旅级干部的康国华是一个阶级出身的叛逆者，促使他跨越国境的主要动机出自对阶级偏见的勇敢反抗。康国华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其父在1949年以前曾经拥有一家牙膏工厂，对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知青来说，他怎么可能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呢？谁会来拯救一个资本家后代的渺小灵魂呢？于是在1969年2月，也就是康国华下乡第二个月，这个资本家的儿子悄悄离开插队的腾冲山区，步行两天两夜来到界河边。
一阵嘹亮的军号声击碎界河的黎明，氤氲的雾气在东升的朝霞中渐渐隐去。极目远望，在界河对面黛黑色的山谷里，男知青看见一面游击队招兵站的红旗跳跃而出，这小小的一点红色极大地鼓舞了他，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像一张帆，顿时被海风鼓得满满的。
这一天康国华只有16周岁，距离他彻底告别我们这个阳光普照的光明世界还有一年零七个月。
高干子弟梁晓军也是在1969年2月的一天跨过界河的。
这一天是中国旧历大年三十，通常这天晚上中国人都要吃团年饭。但是梁晓军无家可归，因为他的“走资派”父亲已经被打倒，身陷囹圄。梁晓军下乡第二天就失踪了，他无法阻止运动，但是他能够力所能及地同一切屈辱和不公正命运抗争，这种抗争的惟一方式就是干革命。即使国内不许革命，他也要到外国去革命。男知青像一只扑向熊熊烈火的飞蛾，决心要让革命战场的血与火来验证自己，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仅仅当过一天知青的中学生梁晓军怀着一种近乎壮烈的殉道心情，迈开坚定步伐涉过界河，走进国境对面那片浓密的金三角丛林。但是在游击队招兵站，这个虚报年龄的男知青险些因为身体瘦小被游击队拒之门外。
我的另一位泰国朋友刘义则是以逃亡的方式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外国华侨的。
知青时代的刘义名字不叫刘义，叫侯景贤。侯景贤先是好好在边疆农村插队，后来忽然遭到“人保组”（公安机关）通缉，要把他抓捕归案，于是他就与一个名字叫做孟远方的男知青一同在边疆大地上流浪。投奔国界对面游击队的念头来得很突然，像石头砸进水里，让人猝不及防。当时他们躺在界河边上休息，在渐渐深重起来的暮色天光中，他们疲劳的身体像在岩石上生了根。这时候界河对面忽然有了动静，他们惊讶地看见，在亚热带黄昏的天幕背景下，高高的界河对岸像一座舞台，一支威武雄壮的游击队正在从他们眼前经过。战士们唱着歌，枪刺如林，战马嘶鸣，一刹那银幕上的革命年代复活了，《闪闪的红星》、《南征北战》、《万水千山》、《红军不怕远征难》……猎猎红旗和战士扛枪的剪影像匕首一样刺进他们的眼球。
他们决定走进银幕的故事里去。
2000年，我在国外网站查阅到一篇资料称：1966年金三角游击队仅有数千人，到中国知青下乡的1969年，游击队人数激增到近三万人，鼎盛时期最高达到五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