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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江堂发老婆再也不敢来老宅了。可武斗结束后，清理武斗组织，到后来清理“文革”中的血债，何惠芳又被牵扯进去。江堂发死了，死无对证了，造反派参加武斗人员就把武斗中的一些血债推到江堂发身上，虽然法律上不能叫何惠芳承担责任，但每一次清查，都找她了解情况。最长的一次，她被讯问了七天。她在老宅的家，又被抄了好多次，主要是找枪。跟出了鬼似的，江堂发在武斗中几乎不离身的那支驳壳枪后来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清理的重点就是找那支枪，枪失踪了，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家被抄了好多次，那支江堂发心爱的气枪也被抄走了，可就是没有找到那支驳壳枪。
这么多年来，何惠芳像一条受伤的狗，只能躲在房间里，自己舔自己的伤口。
今天女儿突然问起父亲。这些乱麻一样的往事，怎样才能和女儿说清楚呢。
看着手中江堂发的照片，何惠芳泪流不止，说不清是哭江堂发还是哭自己。这时茉莉撑着拐杖推门进来了，何惠芳连忙擦干眼泪，她不想在女儿面前哭。茉莉穿一件粉红的睡衣，是她们厂里的产品，出口转内销的，带着蕾丝花边，看上去茉莉就像是一个洋娃娃。面对着这个美得叫人心颤、纯洁得通体透明的女儿，何惠芳决定不将江堂发的事告诉她，不能伤害她。
茉莉很懂事地，用手擦擦妈妈的脸，轻声说：“妈，别伤心了，我不问了。”
程基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脑子里变成了一锅糨糊，糊涂了。当初第一次去迎江宾馆，踩在那厚厚的地毯上，就觉得像是踩在棉花上一般不实在，今天不知道是踩在云里，还是踩在雾里，一个疑问始终在脑子里翻来覆去：难道这是一场梦？
走着走着，看见了一幢小洋楼，自己非常熟悉的小洋楼。他摸了摸自己的脸，真的是梦吗？
摸了一手的油汗，这时吹来一阵风，程基泰打了一个寒噤，身上最后一点热度，全让这阵风给带走了。
程基泰突然出现幻觉，女儿程翠玲就站在身边，自己指着面前这幢小洋楼对女儿说：“这幢小洋楼就是当年我和你太爷爷的家，当时在这个城市里，除了教会的洋房就数它最好了。如今，你爷爷在香港，是开大轮船公司的，只要你学好，将来可以到香港去。”
那时候，程翠玲一直不学好，程基泰想尽了办法也唤不回这个“浪女”。于是，就把她带到这幢小洋楼面前，跟她数说自家当年的风光。尽管程基泰说这些话时，自己心里都底气不足，但为了让女儿学好，不得不画这个饼来充饥。看着这个早已不属于他的小洋楼，眼前出现的全是当年当“小开”的日子，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你爸爸是在这楼里长大的，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出息了，还会住上这种小洋楼。”
今天，程基泰站在秋天的寒风中，面对着当年的风光岁月，不知道是身上那薄薄的香港衫在抖，还是他人在发抖。怎么也想不到呀，日盼夜盼的港商黄瀚浩，给自己带来的竟是这样致命的一击。
程翠玲对读书不感兴趣，对花花绿绿的香港感兴趣。她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去过香港，看程翠玲长得小巧秀丽，就想引诱程翠玲去香港赚钱。听到程翠玲说她爷爷在香港开大轮船公司，两人一拍即合。
程翠玲就跟着这个朋友走了。她们坐船到了武汉，再从武汉乘火车到衡阳。在那里，朋友花了一百元钱找了一位在铁路上工作的人，是给货车编组的，知道哪节车厢哪些货是到香港。一天夜里，朋友带着程翠玲来到衡阳火车站编组站，一条条铁轨上停着好多好多的火车车厢，她们等来了一个人，什么也不说，打了个手势叫她们跟他走，七拐八拐把她们带到一节货车车厢边，然后拧开了车厢门的封铅，叫她们上去，就把门关了。关上门以后，隔着门缝关照她们说：“呆在里面别动，一天一夜就到香港了。”
车厢里装的全是干货，一箱一箱地码在那儿，她们找了一个缝隙坐了下来。朋友很有经验地拿出一袋食品，还有几瓶矿泉水和一扎空的塑料袋。食品和水是为了路上吃的，可带那空塑料袋干什么？程翠玲不解，也没问，她是一个不愿动脑的孩子。
当晚货车没有动，第二天白天也没动，这就让她们受罪了，首先是热，密不透风的货车车厢跟大蒸笼似的，程翠玲热得只穿一件小裤衩。接着是渴，好在有几瓶水，但朋友不让多喝，她说不知道还要熬几天呢，这水到时候会救命的。再就是大小便，人总要排泄，这时候程翠玲才知道朋友带空塑料袋是干什么用的。程翠玲受不了了，她要出去，她要回家。她不顾朋友的阻拦去拉车厢的门，门纹丝不动，它不仅关上了，还用铁丝铅砣封上了。程翠玲绝望地叫喊，朋友拼命捂住她的嘴，把她几乎捂昏了，她软软地躺在车厢地上，连哭都没有眼泪了。
第二天夜里，车厢终于动了，先是被编到一列火车上，第三天早上才开走。她们在车上闷了四天四夜才到香港，她们几乎是奄奄一息了。香港火车站的搬运工从车厢里把她们抬出来了，喝了些水，恢复了一点体力。这时，听到一个人在打电话，朋友听得懂香港话，她知道是在报警。马上示意程翠玲跟她一块儿跑。于是，两人从货场里跑了出来。
程翠玲就这样到了香港。
在迎江宾馆黄瀚浩的房间里，程基泰知道了女儿到香港的艰辛，现在又担心她在香港的生活，便问：“那，她在香港靠什么生活？”
黄瀚浩笑笑说：“她在香港做小姐。”
程基泰被黄瀚浩的话弄蒙了，也不明白什么叫“小姐”，就问：“她本来就是小姐，还要去做小姐吗？”
“哈哈哈……”黄瀚浩大笑起来。
程基泰被笑得莫名其妙：“你笑什么？”
黄瀚浩解释说：“程先生，小姐就是‘鸡’。”
程基泰不解：“鸡？”
黄瀚浩说：“程先生听过香港的‘一楼一凤’吗？‘鸡’就是‘一楼一凤’。”
程基泰有点着急：“一会儿‘鸡’，一会儿‘凤’，到底是什么意思？”
黄瀚浩看程基泰确实不懂，想了想，干脆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程基泰：“在香港，‘鸡’就是暗娼。”
程基泰终于明白了。他脸色苍白，深陷在沙发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突然，程基泰神经质地一跃而起，走到门口，听听外边有没有动静，又打开房门，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黄瀚浩安慰他说：“程先生，你放心，我是程小姐的朋友，一定会替你保密。你也不要太在意，香港这个地方，是笑贫不笑娼的。”这样安慰的话，听了比不听还难受。
程基泰死死地盯着黄瀚浩，直盯得黄瀚浩头皮发麻，然后打开房门，一个人离开了宾馆。走在街头，什么样的噪音他都听不见，满脑子只有一个字：鸡、鸡、鸡。
程翠玲到香港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爷爷，她死心了。这段时间她吃的用的都是朋友的，朋友要收钱了，就要她出去找工作挣钱。她是偷渡客，没有地方肯雇用她，最后只能做了“一楼一凤”。
黄瀚浩开始就是程翠玲的客人，后来成了她的常客。在每次肉体交易完后，他都喜欢在程翠玲那儿睡一觉，当然需要另外付钱，有时程翠玲就跟他讲自己的家乡宜市。这位黄瀚浩是做古玩生意的，正在考虑开辟开放以后的大陆市场，以扩大货源的事，听到程翠玲的介绍，知道历史上宜市和周边出过很多大商人，在民间一定散落着不少古玩。他到宜市人生地不熟，就通过程翠玲找到了程基泰。
程基泰回到家里倒头就睡，这一睡竟然睡了一天一夜。等他醒来，就关着门在家里写信，丁主任来敲了好几次门，他都不开。写好信，就去迎江宾馆找黄瀚浩，谁知黄瀚浩又和钱启富下乡去了。
三天后，当他们从乡下回来时，程基泰堵着黄瀚浩交给他一封厚厚的信，请他回香港后一定亲手交给程翠玲。信中反复强调的就是一个意思：回家来，粗茶淡饭保平安。
黄瀚浩走了。程基泰面对着四壁空空的家，想，女儿回来，回来怎么住啊！他只盼望着老宅赶快拆，拆了就要还给他新房子。有了新房子，女儿回来不仅有地方住，也不会乱跑了。有了新房子，就可能留住女儿的心，他就可以和女儿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了，哪怕是粗茶淡饭，过的是平安的日子呀！
程基泰心灰意冷，钱启富却干得更卖劲了。买了那个假印章后，钱启富接受了教训，第一，不懂的东西坚决不碰；第二，还是要亲力亲为以免上当受骗；第三，要尽快把那亏损补回来。
于是，他又领着黄瀚浩下乡了。在乡下，钱启富充分发挥自己“掌眼”的能力，和黄瀚浩配合得非常默契。每收到一件东西黄瀚浩都交给钱启富看，特别是玉器，由钱启富做鉴定，然后黄瀚浩来定价。钱启富毕竟多年没有干这一行了，也不知道海外的古玩行情，他悄悄注意着黄瀚浩的定价，准备着一旦黄先生离开，自己独自收货。
分手时，黄先生又给了他一笔佣金。
这次给的都是人民币，回到家里钱启富就交给了朱银娣。
这段时间朱银娣心情可好了，她忙得不亦乐乎，先要把那些外汇券换成人民币。这玩艺儿只有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同胞才能用，抓着一大把外汇券，中看不中吃，朱银娣和钱启富都着急。后来钱启富告诉朱银娣有专门的人在炒外汇券，这些人就聚在宾馆门口，看到外国人特别是华侨，就上来问。朱银娣就拿着外汇券到宾馆门口去找这些人，先是五十一百地换，后来，就把所有的外汇券都换成了人民币，现在这笔钱已经有一万多块了，放在哪儿都是一堆。
朱银娣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虽然知道是丈夫钱启富挣来的，但不知道这笔钱是不是合法，就不敢存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