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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狐仙！”七妹害怕了。她俯身仔细看，发现四斤儿脸上的抓痕不像是人抓的，是细细的三道。
她问：“四斤儿，你脸上到底是怎么搞的？好像不是人抓的。”
四斤儿眼睛睁不开，答非所问地说：“什么都瞒不住我，什么都别想瞒我。我都知道，我都知道，看你还藏多久。”
四斤儿不停地说着胡话，七妹只得紧紧地抱着他，像抱着自己的儿子。
四斤儿闹了一阵子，浑身上下像被水浇过一样，慢慢睡着了。
七妹用干毛巾把四斤儿浑身上下擦了一遍。四斤儿又开始说胡话，不过这次是轻轻地说。七妹听不清他说什么，只得紧紧地抱着他，一直抱到天亮。
四斤儿突然睁开了眼睛，看见老婆抱着自己，闭上眼睛，又睡着了。等他睡熟以后，七妹将他放到床上，盖好被子，她还要照顾儿子小三子。
这一睡，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晚上。
晚上，四斤儿又发烧了，他突然坐起来，指着蚊帐顶说：“什么东西跑过去了，你还想来抓我？”
七妹哭了起来：“四斤儿，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可不要吓我们娘儿俩啊。”
小三子站在床前顺着四斤儿手指的方向看，看了一会儿，说：“爸，那儿什么也没有啊。”
四斤儿出事的消息，当然瞒不住老宅里的人，甚至四斤儿说了什么胡话大家都知道了。热心人又来了，当然也有抱着好奇心来探究竟的。谢庆芳还出主意教七妹，如果四斤儿再说胡话，就掐他的人中，还做样子给七妹看。她狠狠掐着四斤儿的鼻子正中，一会儿就掐出一个深深的指甲印，掐得四斤儿直哼哼。
七妹看着四斤儿脸上的抓痕说：“这道血痕这么细，肯定不是人抓的。”
谢庆芳说：“我看也不像是人抓的。”
成虎也来了，他看了看四斤儿脸上的抓痕，说：“会不会是黄鼠狼？”
四斤儿目光呆呆的，摇摇头：“狐仙，白色的。”
谢庆芳听了，下意识地抬头看看房梁，然后就逃避似的回家了。显然，她怕狐仙，她家还有一个被狐仙吓成半身不遂的丈夫。
七妹像被传染了似的，也抬头看着房梁。真怕再遇上狐仙，谁遇上谁倒霉！
·１４·
第十四章
老宅的二进处在宅子的正中，过去一般是大少爷住的，一家之主老爷和太太住在三进。也有人家人丁不旺，老爷太太住二进，少爷住一进，小姐住三进，呈轿子式，意思是儿女抬着老爷太太。如果老爷太太住三进，那么小姐们就住在三进的楼上，所以三进的设计就比较注意私隐。
从大门到二进，除了有厅堂的隔栅门，几乎都是通的。从二进到三进就不一样了，经过厅堂，绕过照壁，穿过虎皮门，进入一个小天井，三级台阶后又是一道门。这道门很结实，黑色，铁门环，门边包着铁皮，从里面插上门闩，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但是这道门已经多年没有关过了，老宅里住了这么多人，如果关上，出出进进就很不方便。
进入这道门，是一个“回”字形的连廊，连廊的中间又是一个天井。如今保存完好的徽式民居中，一般都没有连廊，只有大家族的祠堂里才有，因为祠堂比民居要大，汇集的人多。可当年的齐府里就设计有连廊甚至有雨廊，连廊和雨廊是为了主人在雨天行走不淋雨而设计的。西边连廊有一个楼梯，楼上住着的就是何惠芳。
这天，茉莉被成虎接回家，晚上和母亲何惠芳一块吃饭。茉莉长大以后渐渐懂事了，理解母亲一个人带着她这个身有残疾的女儿很不易，每次回家都陪着母亲谈谈心。这天吃饭的时候，茉莉突然问：“妈，能和我谈谈我爸爸吗？总有同事问我，可我对爸爸一无所知。”
何惠芳的筷子在半空中停住了，眼泪涌了上来。她想了想，对女儿说：“茉莉，你爸爸是个很特别的人，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特别的人。不是妈妈不告诉你爸爸是个什么人，而是担心你无法理解你的爸爸。”
茉莉见母亲伤心了，说：“妈，我已经长大了，会理解的。”
何惠芳站起来，收拾着桌上的碗筷，边收拾边说：“孩子，让妈妈再想想，想想怎么告诉你。妈妈一定会告诉你的，好吗？”
何惠芳收拾好碗筷，拿到楼下去洗了。茉莉回到自己房间，拿出一本琼瑶的小说在灯下读。
何惠芳在楼下洗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洗得长，明明已经洗干净了，可她又洗了一遍。她是不愿意再回到楼上，看到女儿那清澈见底的眼睛。她说不清刚才的落泪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死去的丈夫江堂发。
洗完碗，何惠芳在楼下厨房里站了很久，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她感叹自己这一生太苦，她又害怕会影响到女儿的一生，越想越伤心。曹老三到厨房里倒水，看见何惠芳一个人站在黑暗中，吓了一跳，问：“怎么啦？”
何惠芳擤了擤鼻涕说：“没什么。”转身上楼去了。
曹老三在背后轻声说：“是不是茉莉又让你生气了？她是孩子，别往心里去。”
何惠芳边往楼上去，边说：“不是，不是孩子的事，也没事。”
何惠芳回到楼上，走进自己的房间，插上了门。她坐到桌前，拉开了抽屉，从里面翻出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照片上就是她的丈夫江堂发。那时江堂发还很年轻，肩膀上扛着一只枪，不过是一只气枪。她并不是在怀念江堂发，直到今天她甚至都有些恨他，她还是在伤感自己的命实在苦，照片上的这个男人害了自己一生，至今也没有结束。
何惠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搬进老宅的。当时的造反派组织从“走资派”手里夺取了政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不久，造反派又分裂成两派，一派支持这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支派”。另一派反对这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反派”。江堂发原是港务局一艘拖轮上的水手，尽管从来没有去过大海，却称自己是海员工人，平时总爱穿那件洗旧了的蓝白条水兵衫。他是“反派”一个组织的头头。两派越斗越激烈，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从打棍子发展到开枪。“支派”撤到城外，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把整个城市给围起来了。江堂发的家在城外的工人宿舍区，那里是“支派”的地盘，他没法回家，就住在城里。这时他有了一个女人，就是何惠芳。带着一个女人，要住在安全的地方，园青坊８５号在城市的中心，除非“支派”占领全城，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江堂发带着何惠芳搬进了老宅，把三进靠北边的二楼连同西连廊，临时隔成房间住了下来。
江堂发和何惠芳搬进老宅的情景，至今谢庆芳还记得一清二楚。江堂发挎着一只驳壳枪，身后跟着背枪的警卫员，杀气腾腾的，老宅里的人，一个个都不敢出声。
当时何惠芳只有二十多岁，很有几分姿色。宜市水土好，姑娘们都有水灵灵的肤色，何惠芳就是一个典型的白里透红的姑娘，她原先在商场当营业员，后来到造反派组织里当话务员，认识了江堂发。
江堂发在宜市是一个传奇人物，只是今天人们早已把他遗忘了。江堂发喜欢枪，“文革”前，他就把自己准备结婚的钱，买了一支气枪，没日没夜地练枪法。江堂发练枪法和别人不同，他有自己的办法。他在一块木板上贴着靶纸，靶纸是自己画的，靶心先是一个黄豆那么大的点，然后是芝麻那么大的点，最后就用一根针刺出一个点。打十枪不能有十个枪孔，只能有一个，然后数靶纸后面的铅弹头有多少。夜晚看不见靶纸，就在靶纸前点燃一支烟，打那红红的烟头，后来又改用一根点燃的香。练得多，消耗的铅弹也多，为了省钱，他做了一个木盒子，里面装满锯末，放在靶纸后面，铅弹穿透靶纸，落在盒子里，打完后把锯末里的铅弹筛出来再用。江堂发就是这样把枪法练得出奇的好。
江堂发出名，是在全民“除四害”的时候。江堂发对其他三害没有兴趣，只喜欢打麻雀。他可以在五十米内，一枪一只，弹无虚发，打下麻雀不计其数。政府要奖励他，他只要气枪子弹。神枪手江堂发就这样出名了。首先出在市报上，江堂发的事迹占了半个版，接着省报记者下来了，江堂发扛着气枪的英姿又出现在省报上。宜市没有人不知道神枪手江堂发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江堂发家不缺吃的。他把打下来的麻雀拔毛开膛，用盐腌了，一串一串挂在那儿风干。自家吃不完就送人，于是结交了不少朋友。
文化大革命给他这等人展开了大舞台。“武斗”开始了，江堂发成了“反派”的一宝，神枪手江堂发简直就是令对手胆寒的名字。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看热闹，他就是战无不胜的象征。
何惠芳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江堂发的。
一个两派“武斗”打得很激烈的晚上，枪声大作像过年放鞭炮一样。有情报说，“支派”有好几支武装小分队摸进了城里，“反派”司令部里气氛很紧张，电话特别多。江堂发要的一个前沿阵地的电话，何惠芳接了几次都没接通，已经有了司令头衔的江堂发火了，把电话给扣下了。
一会儿，总机房的门“咚”的一声被人踢开了，一个黑黑的汉子直闯进总机房，冲着何惠芳叫喊：“你怎么搞的？连一个电话都接不通，赶快给我接，误了战事我毙了你！”说完又跑出去了。何惠芳又气又怕，哭了。同事告诉他，这就是江司令。终于，何惠芳把江堂发的电话接通了，她嘘了一口气，倒不是担心会被江堂发枪毙，而是害怕他又会闯进总机房里来骂人。
枪声平息了，电话也少了，何惠芳的精神也放松了，靠在椅子上休息。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由于害怕江堂发再来，何惠芳把总机房的门插上了。
何惠芳问：“谁？”
“我。”江堂发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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