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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克莱门斯的人一直认为是机密的信息，看来并不是那么机密。并没有人提到阿特沃特，被提及的只是查理·布莱克和他的公司而已。至于他们所购买的电视时段，这个信息也是可以轻易获取的，虽然罗夫并不承认。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真的去买电视时段，我们还在计划这件事，还没有执行。无论怎样，绝对不可能有人能精确地推算出那个数字的。
联邦调查局对于罗夫办公室窃听事件的调查报告，从来没有公诸于众。这份文件很明显地反驳了罗夫在办公室里进行安全检查的理由。
戴蒙德说，在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６日和１０月３日之间，索亚—米勒集团向他汇报说克莱门斯第一次将他的媒体曝光率从４５０个点提升到７００个点。戴蒙德后来在一家餐馆里遇到阿特里斯并向他提到了这件事。根据戴蒙德的陈述，阿特里斯请他把７００个点换算成所需要花费的美元。戴蒙德计算了一下，怀特的竞选团每买１００个点大约７万到８万美元之间，那么７００个点差不多需要５０万美元，再加上克莱门斯购买无线广播时段的１５万美元，一共是６５万美元。然后他就把这个数字告诉了阿特里斯。
调查人员向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汇报，说从公共渠道获取那些信息是很容易的。联邦调查局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无论是哈里斯·戴蒙德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必要通过一个窃听器来获取罗夫关于克莱门斯媒体曝光率的信息，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了。
联邦调查局同时透露，明确戴蒙德是如何得知关于聘请查理·布莱克的计划，也不需要什么大量的调查工作。州长马克· 怀特的民意测验专家，后来为比尔·克林顿工作过的迪克·莫里斯告诉戴蒙德，克莱门斯的人曾经邀请过布莱克在竞选的最后一个月加入他们的队伍。由于莫里斯和布莱克同时是另一些竞选活动的咨询顾问，所以他们经常互通信息。１９８６年秋天，布莱克和莫里斯正同时在为另一个州的参议员竞选活动工作。莫里斯跟共和党和民主党两边的关系都不错，所以他能同时从两边获得信息。
当查理·布莱克告诉莫里斯，克莱门斯的人找过他之后莫里斯就给怀特那边打电话说了这件事情。因此，这些信息根本不需要通过窃听器来获取，这是迪克·莫里斯告诉他们的。而且，联邦调查局也开始怀疑罗夫的指控是否成立。
这些信息看起来是被克莱门斯的竞选团认为是机密，但实际上，怀特的人是从一个合法的途径在同一时间得到这些信息的。另外，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９日那天，受害人罗夫告诉贝扬德的那个数字——６５０点，与戴蒙德告诉记者阿特里斯的那个数字——从７００个点推算出来的６５万美元，是非常相似的。
那么，为什么卡尔·罗夫的办公室里面会有一个窃听器呢？民主党人马克·怀特的竞选团队认为是罗夫自己制造了这一切。但是，由于窃听器电池使用寿命很短，那意味着罗夫必须在周日早晨偷偷赶回奥斯汀，放置这个窃听器，然后再赶回达拉斯。这显然是不太可能的，除非罗夫在他离开奥斯汀之前就把这个窃听器放好了，然后让他的同谋者在周日那天把它打开。换个角度，也许真是罗夫的某个政敌或商业对手安放了这个窃听器，但是电池的寿命短，说明他们必须每天都要给窃听器换电池来保证其正常工作，不过，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罗夫公司总部被非法侵入过。仅有６小时使用时间的电池和无法找到任何非法进入罗夫办公室的证据这一事实，强烈地暗示着，那个放置窃听器的人，一定能够随意进出罗夫的办公室。
罗夫最近又提出了一种可能性，这在任何执法部门的事件报告中都没有出现过，使关于这件事情的谜团更加费解了。也许罗夫是想通过一个新的观点来制造更多的混乱吧。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罗夫经常使用的策略就是为各种事件提供许多似是而非的解释。这种方法使找出真相变得愈加困难。在这件事情中，罗夫引出了一个新的嫌疑人，提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他采取了措施把对他以及他的竞选队伍的怀疑，都引向了别处。“我们现在还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办公楼后面有一块空地，专门用来装卸货物，就在几天前有一辆来路不明的白色卡车停在那里。附近的人说看见有人从办公楼的后门出来，腰间挂着电话设备和工具，钻进了那辆白色的卡车，那些人说自己是来修理电话系统的。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来修理过我们办公楼的电话系统。”
很显然，如果有人真的想在那栋楼的电话系统上做手脚，至少他们不会明目张胆地从人家的后门走出来，而且是光天化日之下，腰间还挂着修电话的工具，这是不太可能的。那栋办公楼很小，客户也很少，如果要装成电话修理工混进楼里，简直是不可能的。罗夫并没有在窃听器事件事发的当时就把这个情况说出来，很可能是因为大家根本就不会相信他。而且，如果附近有人看见了这一幕，为什么警察不去询问他们呢？在所有的官方报告中，都没有提及这个情况以及任何住在附近的人的名字。
因此，所有的疑团，已经公然指向那家安全检查公司了。
该公司的老板莫尔菲，本来勉强同意接受测谎试验，后来又拒绝了，这让他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嫌疑人。有一些共和党人认为，莫尔菲自己放置了这个窃听器，然后又把它找出来，目的是想借此为自己的公司来进行宣传。毕竟，在罗夫这样一个高层政治人物的办公室里发现窃听器，的确能提高他们公司的声誉，更别说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所带来的效应了。
尽管这些年来莫尔菲坚持否认自己与窃听事件有牵连，但是德州公共安全部的调查人员始终认为有些证据就是指向莫尔菲的。
“我并不认为这是我干警察这一行这么长时间所形成的直觉。事情是明摆着的，但是这家伙就是不肯招供。”当时负责调查这起事件的汤米· 戴维斯说道，“我们很肯定就是他干的，但是就是没有证据。我想他这么做一定能获得一大笔钱，同时也有不错的新闻效应，以后公司的业务也会随之增加。我猜他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把警察扯进来。”
戴维斯后来成为德州公共安全部的总负责人。他不认为罗夫与这件事情有关，他说：“卡尔要聪明得多。”
１９８６年克莱门斯竞选团队的一位德州共和党内部人士表示，他到现在仍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卡尔知道这一切么？或者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窃听器是在他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是安全检查人员发现的，还是卡尔自己发现的。要么克莱门斯的人在雇用这家安全公司的时候就知道他们会找到这个窃听器，要么就是安全公司自己想通过这件事情名利双收。我们那时候确实很着急，我们有麻烦，因为眼看着马克·怀特就要赢得这场竞选了，所以我们必须干点什么，于是我们想到了什么，就去干了。”
对罗夫来说，他总是在那些出人意料的与竞选有关的事件周围游荡，但是从来没有直接与这些事情扯上联系。这已经成为他的风格。没有罪行，只有受害人。证据总是在被获取之前消失一空。罗夫一定知道许多广告公司都是可以从一些常规途径获取关于媒体曝光率的数据的。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通过给电视台打电话来获取信息是一种既便捷又合法的途径呢他又怎么可能不清楚，他的竞争对手马克·怀特是通过他的媒体公司来获得关于克莱门斯所购买的媒体时段的数据呢
罗夫自始至终坚持他不是这个案件的嫌疑人。但是，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联邦调查人员说，从一开始，那些嫌疑人的名单就已经确定了，罗夫位居其首。这位调查人员紧密地参与了当时的调查，他还说，这起事件发生的时间，窃听设备本身的技术细节，以及没有任何强行进入现场的证据，使调查人员很快就开始对罗夫起了疑心。这位调查人员说所有的情况都显示这起事件是一个内部行为，这意味着，克莱门斯竞选团队内部有人放置了这个窃听器，或者他们是与安全公司合作，保证窃听器会被发现。
我们完全注意到了这些现象。这事情刚好发生在辩论前一天，竞选已经接近尾声而这件事能影响很多方面。目的是很明显的。我们只是没有时间去证实。那时候，德州有好多其他重要的事情在进行。有趣的是，这件事之后，这些人在政坛上平步青云，现在已经到白宫里面去了。
这位调查人员说，他相信德州西部地区的检察官之所以赶紧结束这件案子，是因为最后肯定要把克莱门斯竞选团队牵扯进来。他说，这位共和党任命的检察官海伦·伊夫斯伯格是他在执法部门遇到过的最政治化的检察官。
１６年之后，当罗夫被问及他认为究竟是谁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置了窃听器时，罗夫回答道：“我不知道。政界总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尤其在七八十年代的德州奥斯汀更是如此。也许只是因为有太多行为疯狂的人而已。”
１９８６年德州州长竞选的民意测验统计表明，自从窃听器事件的新闻报道漫天飞舞之后，马克·怀特的政治命运被改变了。他一直呈上升趋势的支持率突然停止上升了，然后甚至开始下滑。马克·麦金农被告知了这一影响。尽管他后来与罗夫化敌为友，为共和党人服务，但是当时还是怀特的媒体负责人。
“数据表明，窃听事件一发生，他就不行了。”
“他？”麦金农问道。
“怀特。”
“看来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尽管麦金农把这起窃听事件称作政坛上永远也无解的谜团之一，他并不认为仅此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