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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之间，共和党人不再在窃听事件上大作文章了，但也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无论他们先前占了多少便宜，他们一连串愚蠢的决定开始让人们更怀疑共和党人而非民主党人。
一个克莱门斯竞选团队的工作人员，仍然对这整件事情满头雾水。谁雇请了安全公司，为什么要请？为什么罗夫和克莱门斯的人不再对这事情加以渲染呢？这明明是一个很好的打击马克·怀特的竞选活动的机会。
这位工作人员感到十分困惑。
这家公司是我们从弗特华斯请过来的，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到弗特华斯去请一家安全公司。然后，他们发现了这个窃听器。于是，我开始明白这一切，钩子、线绳、测锤。然后我们对此进行了大概四五天的宣传炒作。接下来的一天我一早醒来，突然有人跟我说，听着，这件事情我们要低调处理了。我还能说什么？因为卡尔说够了，那就够了呗。统计数据显示马克·怀特已经不再领先了，甚至已经落后于我们。我们干得真不错。
对于执法部门和克莱门斯竞选队伍来说，这件事情最麻烦的地方是窃听器被发现以后的处理方式。即使是一个业余的侦探也知道，发现窃听器以后应该让它留在原处，然后提供一些虚假的谈话内容，接下来看看这些信息究竟会被哪些人利用。虽然在执法部门内部对于窃听器的信息传输范围和能力有意见分歧，但是没有人能证明它能将信息发送到半英里之外。罗夫的办公室坐落在肖尔河畔，南边是第１５街，奥斯汀最繁华的一个街道，西边是拉马尔大道，一条南北向主干道，很空旷，有些像和平公园，北边和东边都只有很少一部分居民区。所以，如果警察挨家挨户去敲门看看谁在监控窃听器的话，工作量也不会很大，更何况方圆半英里之内住户更少，要想抓出罪犯应该是很容易的。
但是，当莫尔菲从墙上把窃听器拆下来后，就彻底失去了找出这个窃听者的最佳时机。他的这个行为在政客和执法人员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莫尔菲处理窃听器的方式导致他自己成为了嫌疑人，同时也使得破获这起案件变得几乎不可能。在与调查人员的谈话中，莫尔菲说是卡尔·罗夫公司的员工杰米·克莱门斯让他这么干的。
不过，克莱门斯否认了莫尔菲的说法。
“我跟他们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克莱门斯架不住记者的反复询问，这样告诉记者道，“我完全不记得自己告诉过他们要关闭窃听器然后把它弄出去。我从来就不知道当时这个窃听器是开还是关。”
莫尔菲不同意杰米·克莱门斯的说法。
“我是按照他们公司的人的指示这么干的。”他对德州公共安全部和联邦调查局的人都这么说，“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但是，莫尔菲和同他一起进行检查的同事斯考特的证词也不一样。斯考特对联邦调查局的人说，在找到窃听器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只有莫尔菲一个人呆在罗夫的办公室里。莫尔菲极其强烈地否认了这种说法。由于斯考特以前并没有过抗电子反应的记录，所以他同意进行一次测谎试验。根据联邦调查局的说法，他的测验结果是令人满意的。
莫尔菲在这整件事情中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于是他说他也愿意进行测谎试验。但是，就在刚刚同意进行测试的时候，他又改变主意了，说是由于一些“私人原因”，不能接受这个测试。莫尔菲说在他与一些人交谈过之后也许会考虑再进行这个测试。不过他没有说明这些人是谁。
“我没有任何法律或者道德上的义务来接受测谎试验。我不必这么做，而且我也不会这么做。”莫尔菲公开对《奥斯汀美国政治家》的记者说道。
两个星期之后，德州的报纸上仍然全是关于莫尔菲的决定以及发生在罗夫办公室里的这起窃听事件。在《奥斯汀美国政治家》的记者吉勒默·
加西亚的一次采访中，达拉斯一位前任联邦调查官员戴夫·洛根表示他对游侠多种服务公司疑惑重重。
可以说任何一个专业人员遇到这种场合，都决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窃听器。作为一个调查人员，你拿着丰厚的报酬，就应该给你的客户一些建议，告诉他有哪些执法部门会介入，怎么样保护现场证据，等等。如果是我，我绝对不会把窃听器带回自己的旅馆去，而事先不通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门。
联邦调查局华盛顿总部对这个窃听器的检查结果更加让人迷惑不解。检测结果表明，窃听器里面的电池还剩下５８伏特的能量。这样一来，这块电池的寿命正是让调查人员最为不解的地方。电池的最长使用时间只有１０小时。很明显，这说明放置这个窃听器的人必须时不时地来给它换电池，或者，有人并不在乎这个窃听器是否能传输信息，在乎的只是它被发现。同样费解的是，既然这块电池还剩下５８伏特的能量，那说明它是在被发现的同一天被人放到罗夫的办公室里面的。
后来转投共和党并在布什的总统竞选团队中成为罗夫的左膀右臂的麦金农，在１９８６年协助怀特竞选的时候曾提到过１９７２年的水门事件，并暗示是罗夫他自己放置了这个窃听器。“在我看来，共和党人真是深谙此道。这整件事情真令人恶心。这都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们一直在问谁在这件事情中获益最大，我想是克莱门斯他们自己吧。”
不过，公开地看，至少有一件事情，怀特和克莱门斯的竞选队伍是有着相同的意见的。他们都认为把窃听器从墙上取下来是一个错误。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窃听器取下来带回旅馆。”罗夫说道，“但是我也不想去猜为什么。我相信如果他们把窃听器留在原处并透露一下虚假信息，然后再看这些信息会从哪里泄露出来，这样会更有用的。”
麦金农很赞成这种说法。“为什么他们不把窃听器留在那里，通过一些虚假信息来找出谁是窃听者呢？”
为了减轻嫌疑，罗夫和贝扬德主动提出愿意接受测谎试验，民主党州长马克·怀特和他的竞选工作人员也作了这样的表态。不过，调查人员并没有接受他们的提议。执法部门已经公事公办地对这两方都进行了调查，但是得不出任何结论。但是，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对于罗夫和贝扬德雇用安全公司进行检查的动机，他们是颇有疑虑的。
关于罗夫和贝扬德的这件事情被反复炒作，内容如下：他们在１９８６年９月３０日的一次秘密的电话内容被《达拉斯早报》的记者山姆·阿特里斯得知了。他们说，在电话里他们讨论了要将克莱门斯的媒体曝光率上升至６５０点，这是一种用来估量有多少人收看他们节目的方法，同时，还讨论了在竞选的最后３０天里请李·阿特沃特来助阵。阿特里斯最初是从哈里斯·戴蒙德那里听到这些消息的。戴蒙德是马克·怀特的顾问，住在弗吉尼亚州。于是，克莱门斯的人就跟好几个德州的记者说，戴蒙德获得这些消息的惟一途径就是罗夫办公室里的那个窃听器。
“简直是胡扯！”戴蒙德对《ＦＷ星电报》的记者拉特克里夫说道。
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能让罗夫和贝扬德有理由对竞选总部的办公室以及罗夫自己的办公室进行安全检查。
多年以后，罗夫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开始怀疑信息外泄是在与贝扬德讨论了媒体曝光率的数字之后。罗夫说，在那次电话密谈中，他告诉贝扬德的数字是错误的。
第一部分 运筹帷幄中感觉就是现实（2）
那天晚些时候，我在去奥斯汀俱乐部的路上碰到了贝扬德，我说：“乔治，那个数字我搞错了，正确的应该是Ｘ。”然后，那天下午贝扬德给我打电话说：“我接到了山姆的一个电话，是关于那个数字的。”你看，我明明是说错了那个数字。这又不是一份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谁都可以得到。我确实是把数字说错了。我是在当面见到贝扬德的时候才说了那个正确的数字，那时是在大街上。我说，电话里的那个数字Ｘ是不对的，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个才是对的。接着贝扬德那天下午就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早上你告诉我的那个数字有点奇怪啊，实际上，他就是直接问我“你还给其他人打电话说了这个数字吗”。
克莱门斯的媒体负责人瑞基·巴舍尔说，山姆·阿特里斯问他，他们的竞选团队是否打算聘请李·阿特沃特的合伙人查理·布莱克，是否打算把那个星期的媒体曝光率提高到６５０个点。根据巴舍尔的说法，阿特里斯告诉他关于聘请查理·布莱克一事是戴蒙德告诉他的，当时戴蒙德是民主党州长马克·怀特的咨询顾问。巴舍尔并不知道聘请查理·布莱克的事情，所以他问贝扬德为什么马克·怀特反而会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当联邦调查局找阿特里斯进行调查谈话的时候，他说戴蒙德从来没有专门提到过“点数”或李·阿特沃特，他只是概括地谈了一下阿特沃特是其一个公司的合伙人，其余的合伙人还有斯通、布莱克、马纳夫特，他也提及了一个数字，不过是６５万美元，而不是什么“点数”。戴蒙德告诉调查人员，他每星期都会收到来自纽约的索亚—米勒集团的调查报告，这家公司是为马克·怀特的竞选做电视宣传的。该公司的员工给德州的２０个电视台打了电话，并统计出克莱门斯竞选团所购买的电视宣传时段。
结果，克莱门斯的人一直认为是机密的信息，看来并不是那么机密。并没有人提到阿特沃特，被提及的只是查理·布莱克和他的公司而已。至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