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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就任参知政事的高位。
经年轻皇帝对王安石的一次密谈考察,神宗皇帝决定不惜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变法计划,至于预料之中的反对?皇帝有心理准备:即便牺牲其他所有大臣也无不可——结果不幸被皇帝预料而中。
依照王安石建议,神宗熙宁二年(1609年)二月,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东坡弟弟苏辙便被安排在了此司校对文稿;七月开始实行市易法,九月实行青苗法。谁知仅仅数月,朝中大臣对王安石便由期待而开始了怀疑,进而由怀疑成了反对,伴随着反对呼声的还有内心的恐惧!
这除了新法实行后在地方引起的难以避免的混乱之外,主要还是王安石的用人政策所致。
新法实施,排除反对者的干扰并没有什么不对,但颁布的法律总需要有人去执行,这时的王安石选择官员之标准也就简单了:首先要政治过关――支持新法!可惜政治上过硬的干部人品上大多有缺陷,这是不可避免的,喊政治口号响亮的人没有心里不肮脏的,明撒谎不脸红的人还能谈得上什么道德人品?
王安石就职不久,便开始以大刀阔斧的风格在各个要害部门大肆清除异己。清洗最为彻底的莫过首先公开反对新政的御史台的御史们,实际上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本来就是御史的职责,但有些敏感时期,尽职的官员反倒是装聋作哑才是优秀干部,能跟上面保持一致么。
前后御史台被清洗了十四人之多,这些空缺当然需要新人来补充,于是一批善于高喊与领导保持一致的“人才”被纳新到了执政队伍内,这些人也就是咱们现代人所痛骂的“小人”,小人混进了革命队伍,那社会还不给闹腾的乌烟瘴气?
朝堂开始混乱了,一些贤德干练深孚众望的大臣开始公开反对王安石。皇帝也曾疑问:“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陛下要师法先王之道,不得不清除这些反对的旧臣。在反新法的旧臣与陛下之间的夺权之争,不会以陛下善良的愿望而得以避免。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生死之战!关乎国家与陛下存亡,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的大问题!”
王安石成功的使年轻皇帝相信目前的混乱纷争是不可避免的,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那批奸邪大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政府官员被分成了左右两派,双方都有自己的领袖人物,左派(变法派)无疑是王安石挂帅;右派(保守派)则是由德高望重的政府军事主官枢密使司马光挑旗,皇帝居中时常左右游移,还是偏向王安石多些。
王安石初掌政权之时,司马光就因一项节俭政策与王安石在御前争吵起来,皇帝想取消春季的祭天大典赐与臣子银两绸缎的惯例,王安石支持,司马光反对,两人针尖对起了麦芒,司马光情急之下公开指责新法:
“你的所谓理财,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征捐税而已。”
王安石辩解:“善于理财者能使国库充裕而不增加捐税。”
司马光斥责:“荒唐!一国的财富是固定的,财富不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论你说的多好听,无非是把百姓手中的钱拿过一部分交给政府罢了。”
皇帝开始有几分赞同司马光的说法,新政也暂行搁置了一两个月,但不久便形势大变,皇帝彻底一屁股做到了王安石那边,朝中重臣纷纷被贬或自行辞职,新法实施方兴未艾!
而且被贬官员里面就包括东坡的弟弟苏辙,苏辙先于苏东坡在新法实施的浪潮中犯了船。
熙宁三年(1070年),苏辙上书神宗极力反对均输法及市易法,认为:朝廷若垄断全国贸易,那全国的商贩还哪里再有活路?谁能与国家竞争?国家也未必有利可图,反而必须先成立庞大机构再高薪雇用大批干部经商,建筑大批官衙。其结果不还是便宜了与官商有私人交情的关系户?官僚作风的无能也将造成物价的持续上涨,只会富了那部分与官府有关系的人,对国家百害无一利!
但此时的皇帝不会理睬苏辙这等小官的胡说,苏辙又致书王安石,更加激烈的指责新法,结果被贬出京城去河南作了个小推官。
而苏东坡恰在这明显左派占上风之时,毅然公开加入了右派阵营。
(请看下篇:十九、只因言政远朝政)
日期:2009…10…29 12:35:43
十九、只因言政远朝政
事情起源于青苗法实施中出现的事与愿违。
青苗法在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公布,实施效果很快反馈回朝廷:事情不大好办,需要借官家高利贷的无疑是穷极的贫雇农,但任何借钱都是要偿还的,这就需要类似现代银行的抵押物品或担保之类的手续,而这些必要手续都是穷人办不到的。
事情出现了极为正常的现象:急需借贷的穷人官府不敢贷给,敢借给的对象唯有富农级别以上的富户,但富户又不愿意借这些对他们不但无用甚至增加负担的高利贷。
而上级是把完成贷款数额作为官员的政绩的,下级们也就自然把指标层层落实,强迫贷款出现了,再往后,弄虚作假也就成为了不可避免。大家回忆现代某时期:上级要求下面以打擂台的方式报庄稼产量!就会理解一切光怪离奇其实都是合理现象了。
而初掌朝政的王安石无疑像多数上级领导一样:乐意听喜报不爱听忧报,亲自到御史台对诸御史说:“你们意欲何为?你们弹劾推行新政的能吏,却对办事不力者默不作声。”――这时作假的官员成了能吏,报告实际情况的成了办事不力!
不听话的御史们遭到了清洗,苏东坡发怒了,书生开始挥斥方遒!但此时的苏东坡只有三十二岁,任职只限于执笔为文的史馆,官卑职微且与行政毫无关系。
但书生意气的东坡管不住自己笔锋,他连续越级给皇帝上奏折两次,一次是在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一次是在次年二月。
两次奏折皆洋洋洒洒,包罗无限,雄辩滔滔,直言无隐,笔锋所指:青苗法以及支持此法的皇帝本人!
这下可不得了,苏东坡何人?官职虽小,名气却大,再加文笔如刀,泼墨似锦,立时在京师甚至全国引起轰动!
尤其奏章中直接点明了此法实施的目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臣不知陛下所谓富者富民铁?抑富国铁?
――你这是在想叫那部分人富起来呢?人民还是国家?
苏东坡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阐明了自己的政治理念,文笔也显示了个人气质与风格,有悲伤讥刺,有苛酷批评,坦白直率,逾乎寻常;全文论辩是非,引证经史,为文工巧而真诚,言出足以动人,深情隐忧,因事而现。愤怒的争论与冷静清晰的推理,交互出现。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的精神,显然可见。
苏轼东坡上书反对新法之时,正是王安石正式出任相职之刻,对这种刻意迎风“作案”的叛逆,在政府中权位似乎凛不可犯的王安石能容忍这个公然邪说“误国”的书生吗?
不可思议的是,宰相并未理睬东坡的越级上书,连行文反驳也懒得去做,甚至默许苏东坡得到了皇帝的亲自召见!
可见王安石对待苏东坡是有别于他人的,大概这就是惜才的心理使然吧,也兴许王安石自持东坡不足以动摇皇帝对自己的信任。
王安石在政治、军事、当然主要是经济等方面的变法,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这还不算,一项新法又颁布了:这次是教育改革――“太学三舍法”。
内容主要是兴办官学,改革科举制度,尤其是考试内容,新法废除了进士们主要的业务:诗词,代之的学问则是实事策论――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不能不说这是文学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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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这哥们儿――子金山侃史系列》 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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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这哥们儿――子金山侃史系列》 第18节
作者: 子金山
苏东坡照样上书反对,一篇《议学校贡举状》获得了皇帝极高的评价,蒙神宗亲自召见,皇帝勉励苏东坡:“尽陈得失,无有所隐。”
但是没有用,朝中有关新法的斗争大局已定,所有反对新法的高官大臣都已近乎全部去职,不过王安石有一点还不错:轻易不开刀杀人,也不创造些“五七干校”之类的玩意来圈禁持不同政见者。
苏东坡明白这险恶朝局,一切势态都呈现不利,即便自己不遭大祸,遭到罢黜是必然无疑的。
不过苏东坡还是上书,用孟子的教导提醒皇帝:一是“君权民授”,一是“为政当容清议”。他警告皇帝:君之为君,非由神权而得,乃得自人民之拥护,为帝王者不可不知。
第二点东坡替孟子解释: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的支持?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的发挥其功用。
苏东坡在对比了古今历代政权施政的优劣之处后告诉皇帝:万不可以威权压服百姓而使之服从。这是针对谣传朝廷欲恢复肉刑之说,结果酷刑终于未曾恢复,当归功于苏东坡上神宗的奏议。
皇帝欣赏也没有用,苏东坡所有的上书几乎都如石沉大海,新法照样实施不误。针对皇帝临时下的一个严禁强销青苗贷款的诏书,苏东坡继续上书。
这显然是因为皇帝却没打算废止此法,苏东坡引用孟子的话说:这如同一个偷鸡贼想改过向善,决定每月只偷一只鸡。
事情就是这么奇怪,苏东坡不但没有遭到罢免,反而被委任了一个可以参政的兼职:苏东坡在神宗熙宁四年一月被委任“告院权开封府推官”。
在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