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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却没有肌肉神情，没有细节，没有丰满的生活情趣，没有气韵生动。但仍然符合当时的潮流，酷似当时的许多作品，意在笔先，大树先进，斗争激烈，合图合谱合辙，绝对不越雷池一步。同时，这又毕竟是王某写的，有小说人称视角的转换，有农业知识的术语（还真有个务农的样儿呢），有对于窃窃私语、是是非非的长舌汉的描绘，还有一句结尾的话，说是：
向春晖的声音是空前的欢快，响亮，明净，像一支金唢呐，震响在弥漫着秋日的白杨和庄稼的香甜气味的空气里。
这句话很长，略显欧化，是王某喜欢写的对于秋天农村与大地的体味。金唢呐的比喻也还差强人意。也可以说这一句是使得孙猴子变成庙宇后露出了馅儿的他的那根尾巴，那根与庙宇风格不协调的旗杆。
《向春晖》的人物和故事却并非凭空捏造。伊犁巴彦岱公社的公社秘书罗远富，和他的妻子，湖南人李惠坤都是那个时代的与少数民族农民结合得极好，服务得极好的典范。可以干脆说李就是我的小说的人物的灵感起源，而我的拔高的写作方法，只是贫乏化了而不是升华了人物的形象。他们都是新疆“八一农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罗不但能讲维吾尔语，而且能用木片写维吾尔书法。罗还有一手绝活，可以用特制的陶土制造馕坑，维语称“吐努尔”，我则喜欢音译为“土炉”。这可是真正的匠人——师傅——大师才干得了的活。李是公社农技站的技术员，经常出没在田间地头，用湖南味的N、L不分的维吾尔语推广着“无芒四号”“乌克兰八十四号”“红星二号”优良麦种与“白马牙”“双杂交”等玉米良种，以及其他先进技术。他们曾经住在公社拖拉机站，种了许多南瓜，极适应新疆农村的生活方式。世界与人生有时候是讲不清楚公理与道德的，我过去认为今天仍然认为，毛泽东提倡的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有一股感人的诚实与献身热情，然而仅仅靠奉献与克己的精神，靠道德品质与精神力量硬是解决不了发展问题温饱问题。何等地可叹啊。
他们二位是从底层一步步做起的。后来罗远富曾任吐鲁番地委书记，新疆自治区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惠坤则在自治区政府农办工作。
接着收到了《人民文学》杂志向前编辑的约稿信。春江水暖鸭先知，杂志送暖作者知。那个年代，能不能上《人民文学》，能不能得到《人民文学》的约稿，竟然成为行情，不，甚至是等级与身份，是命运的通蹇祸福的标帜。得到了约稿信，我读了又读，连人家的字体我也觉得 帅气、潇洒、老到。好歹一本杂志是一个组织的果实，而作家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个人，当组织拥有无上的威权的时候，个人，作家，才华，灵感……都显得如何渺小与脆弱！不论是打仗还是修水库，组织化之远远优于个人是明显的，偏偏文学这个玩意儿不能不依赖于作家个人，搞文学，这带来了多少麻烦与悖谬！
对于《人民文学》，应该写点什么，才能表示出王某仍然宝刀未老，仍然不辜负所谓“有文才”的“最高”点评而毕竟又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的王蒙，很有些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呢？
与五十年代的写作相比，这时的思路完全是另一样的了，它不是从生活出发，从感受出发，不是艺术的酝酿与发酵在驱动，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以政治的正确性为圭臬，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正确性为第一守则乃至驱动力，把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调动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形象记忆视为第二原则，为从属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手段，艺术服务政治，充分运用自己前后十多年在新疆的体验，特别是在农村生活，与维吾尔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体验，写出又“红”又专的新作来。
我的新作是《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主题当然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批判，但写得要有生活气息，民族文化气息，有异域风情，有边疆味、农村味、民族味，有维吾尔人——农民——农村干部的形象与生活细节，有意想不到的情节主干：把一只野蛮残暴的猫儿称为莫名其妙地被推崇为法家的“吕后”。这来自我的女房东赫里倩姆妈妈的妙喻的启发：她称一只驯顺聪慧的黑白花猫为“筹委会”，那是伊犁地区一派比较能与领导特别是军区合作的组织大联合后的名称。而另一只乖戾凶狠的虎皮猫，则被房东妈妈称为“红造会”，是另一派以更加造反为标榜的群众组织的通称。我写到了这样一只“野猫”，写到它咯吱咯吱吃掉了自己刚才生下的小仔。我的全部作品中，很少写得这样残酷的。
小说的开头，有王式的一段抒情旁白，文曰：
应该怎样为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画像呢？是刻画他们的风吹日晒下黝黑而皴裂的皮肤吗？描写他们的沾满了尘土、芒刺、树叶、粪肥的长靴吗？渲染他们的黑条绒上衣的后背上透过来的白花花的汗渍吗？同情他们的熬红了的眼睛和嘶哑的喉咙吗？羡慕他们在本地的无上威权，走到哪里都被注视、被谛听、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吗？还是为了他们往往处在矛盾的焦点，受到各方的夹击而不平呢？
后来在一九七九年的文代会上，公刘见到了我，特别提起了这一段。这段旁白的用语有点翻译味儿，例如，被注视就不如说是受到注视更顺当。但是“被请示和申诉包围起来”的说法，如果说成是人们围着他们请示工作和申诉意见，就不够味儿了。我以为，一种来自外文的语法与构词造句方式，一旦为国人所接受，就成为了语言的新的资源，新的补充，就有可能为我们的古老长寿的汉语带来某种新意。
我每每疑惑，如果我一直用《向春晖》、《队长、野猫……》的创作方法进行下去呢？会不会这也成为一种写小说的路子呢？主题先行，政治挂帅，推敲（政治）含义，形成轮廓，犹如论文之定出大纲，再补充或填充材料：细节、人物肖像与（所需）个性、风景背景、情绪、语言文字……我甚至怀疑，有并非绝少数的写作人在那个年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写作路数，已经无法更改，一动笔就是这么个格式，他们甚至很容易投合需要，符合既定的调式，得到好评，行时于某个特定时段，收到极好的效益。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卓有成绩的著名同行亲口告诉旁人的话：“‘四人帮’倒的时候我还在县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口袋里装着两篇小说来到了北京，一篇是批‘走资派’的，一篇是批极左的……你难不住咱们！”他还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在文革中被批斗得最狼狈的时候我对老婆说过，别看今天你老公落到如此境地，早晚有一天，你老公也会坐上小汽车！”
啊，文学！最初与你邂逅的时候你是高扬在九天的艺术的安琪儿，有点神秘，十分纯洁，无比的动人。你比作者更完美，比生活更迷人，比青春更永久，比欢乐更深情，我想着的是怎么样地小心翼翼地侍奉你，围绕你，服从你与吟味你，用最最尊崇与细致的体贴来表现你，用最最美丽与善良的感悟来接近你，生怕有对你的些许亵渎与冒犯……
而现在，曾几何时，狂风恶浪，电闪雷鸣，狗血喷头，死去活来，千夫所指，人心所向，叱咤暗呜，天崩地裂，原子爆破，火炮轰击，改头换面，弃旧图新，指天划日，过去种种，比如昨日死……终于，我明白了，文学是一堆素材，是一堆橡皮泥，艺术是一种手艺，是一种材料，是一种习惯，是一种糊口的方式，是几个手指，捏捏揉揉，拉拉扯扯，抠抠拽拽，你要它粗它不会细，你要它大它不会小，你要它往东，它绝对不会向西！一石三鸟，鼓舞士气，打击敌人，提升自己，皆大欢喜！
多么难忘，多么可怜，又是多么如意！初夏，下着雨，瑞芳从乌鲁木齐十四中的办公室飞跑到家属院，我正在包韭菜馅饺子，饺子已经摆满了一盖浅儿（或称盖垫，指用细秫稭排列固定成的放食品的器具），瑞芳大呼小叫地走了回来，脸色都变了，嗓音都变了，她从来不曾这样：却原来是我的这篇小说发表出来了。不管怎么样地戴着镣铐，至少还有语言与文字的掂量与发挥，我读着时隔多年又在《人民文学》上亮相的王某人的文字，暖从心来，悲从心来，喜从心来，五内俱热，百感交集：想不到王某人还能等到这一天！这是真实的吗？这就是王某的新作了吗？
二 日子又开始了
波浪涌动着波浪，日子开启了日子。此前不久，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对于心灵创伤的描写使我激动也使我迷惘，难道小说当真又可以这样写了？难道这样写小说已经不会触动文网，不会招致杀身之祸？难道知识分子因了社会的对于知识的无视也可以哭哭自己的块垒？
《队长……》的发表意味着我的公民权的部分恢复，我给时在广东，任《作品》主编的萧殷老师写了信，收到他的孩子般热情的回信。他说他见了人就说：“王蒙来信了，王蒙来信了……”
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白桦的紧跟形势的剧作，写革命历史，批极左。从一些文学刊物上，透露出了从维熙、邵燕祥的消息。
全——活——了！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我想起的是杜甫的诗，虽然不是样样贴切，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沧桑感、幸存感、隔世感竟是一脉相承。我确实觉得自己已经活完了一辈子，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享年四十四岁。现在，一九七八年开始，我正处于重生过程，我正在且喜且虑，且惊且赞，且悲且决绝地注视着四周，果真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吗？是乍暖还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