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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啊，新年大餐。”我笑了笑。
我们排进了队，窗户里明亮的灯光照了出来，很有些温暖的模样。
“一个中号的腊肠比萨，两杯可乐。”轮到了我们，我对着窗口里的波多黎各人说。
“不，一个大号的。”文佳说，她看着我，笑，“我饿了。”
“没关系，这我还养得起你。”我也笑。
我们拿了比萨饼和可乐，就在路边的台阶上坐下，风从五十街的转角吹过来，到了我们坐着的角落里，骤然小了，只是吹着路上的一些纸片和塑料袋到处乱飞。在冷的空气里，比萨饼上腾腾地冒着热气，看上去很让人有满足的感觉。文佳的胃口很好，一块接一块地吃着。我没什么胃口，只是喝着手里的可乐，看着满街的人向着时代广场的方向涌。这是新年的庆祝，我们在用着新年的晚餐。
文佳拿了张纸巾，擦着手指，我们紧挨着。天越来越冷，我觉得她的身体有些哆嗦，她穿得不多。我解开扣子，张开大衣，把她包在怀里。风变了个方向，吹到了我们坐着的角落上，她的头发在风里飞动，抚在我脸上。
我低下头，她正仰着头看我，她的眼里是那么一团渐渐融化的雾，我可以直看到她的心底，那里也是一团的雾。她的嘴唇离我的不到一寸。
“我们该走了。”我说。
她的身体颤了下，低下头去，然后她抬起头“走吧。”
我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披在她身上，她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我们继续向北走。现在我们是对着人流的方向走，所有的人都在往南走，只有我们是在往北。走过了七个街口，到了哥伦布环圈，人流少了些，我们斜斜转上了六十街，又走了几条街，我们转上了第十大道，沃特的公寓就在过去的两个街口上。
街上没什么行人，冷冷清清的，我知道我应该觉得很冷，但是我不觉得。
文佳站住脚，解下大衣，递回给我。我接过大衣，碰了碰她的手，她的手指冰冷。
“那是我们的公寓楼。”
“我知道。”
“我走过去就好了。”她苍白地笑了下，“他一定守在窗户那看着人口。”
“我明白。”
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我走了。”
我点点头。
她又看了我一眼，她很快地转过身，快步地向公寓楼走了过去。我靠在路灯上，看着她的背影。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那栋楼的人口，很亮的灯，但是看不到他们公寓的窗户。
她的高跟鞋在石板地上嗒嗒地响，暗夜里很清脆的回声，她越走越快，过了半个街口，她开始向前飞跑，脖子上围巾的一头在风里一上一下地飘动。我从来没有见过她那么跑过，她像是个黑夜的幽灵，被那座楼里的灯光吸去。
那座楼里的灯光很明亮，虽然比不上白天里灿烂的阳光，可是比起这外面完全的，很寂寞的夜，灯光的楼多了许多的安全感，让人的心变得更坚硬些。
我看着她跑到了楼前，楼里穿了身大衣的门房忙迎了出来，她很快地闪进了楼，不见了。
我靠着路灯又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手表，十点半了。我把手里拿着的大衣穿上，转身走了。
我沿着大街往下走，街上还是空荡的一片。我沿着刚才的来路一直走回到了哥伦布环圈。一转上百老汇大道，街上骤然多了许多人，往南沿着百老汇大道一路往下，越往南，街上的人群越多，醉的模样也越厉害。我混在人群里，一齐向时代广场的方向走，耳边是不间歇的喇叭声，笑闹声，人人都显得极快乐。这是一年里最放纵的一个夜。
到了五十四街，不到十一点，人群已经把四十二街时代广场以南的十几条路口都挤满了，维持秩序的警察拦着，不让人再往南挤。
我在五十四街口站住，再不能往前，周围挤满了人。我的右手边上是一对德国来的年轻夫妇，紧紧搂在一起，男人的手上拿着瓶巨大的香槟酒，左边四五个说西班牙语的是墨西哥人的模样。大家都紧紧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不停跺着脚。左右都是无名的人，四面是人的海洋。我需要在这么个人的海洋里站着。
到了十一点三刻，人群变得紧张地快乐，时不时有个喝醉酒的人忽然间就高声地唱起Auld LangSyne，又或是忽然一声Happy New Year，惹得周围的人群一阵紧张的笑。从我们站的地方看，时代大厦楼顶高杆上那个灯泡扎成的大苹果球只是个小小的红点。又过了一会儿，大家都开始对表，又过了一会儿，激光开始在楼顶上上下左右地扫动，人群越发紧张。又过了会儿，前面一阵骚动，却又是一阵虚惊，然后过不了几秒，就有人尖叫一声。然后忽然间一片叫声，从前面的人群一路传了下来，大家都往楼顶上看，楼顶的小红点已经不见了，点亮了楼顶的四个数字。新年到了。
边上的德国夫妇抱着开始激烈的新年的吻，周围的人开始互相拥抱，没有人拥抱我。
德国男人拿起香槟酒瓶猛力地甩动，一拧瓶盖，一声响，香槟酒像是个喷泉喷到了空中。一阵快乐的尖叫，然后所有人一齐唱起了新年歌，“Auld Lang Syne”。墨西哥人唱的是西班牙语，德国夫妇是德语，背后唱的是不知名的语言，我也大声地唱了起来。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老熟人是否该被忘掉，
And never brou Shtt Omind？
永远不再想起？
Should auld acquaintance be forgot，
老熟人是否该被忘掉，
And Auld Lang Syne？
还有那些老时光？
唱了一段，我不记得词了，于是我转成用中文唱。
好朋友怎能忘记得了
过去的好时光？
然后我又忘了中文的词，我就中英文交替着唱。我忽然发现我唱的中文和英文的歌词意思似乎不太一样，不过我毫不在意。在一个快乐的人群里，头顶淋着香槟酒，周围是一片的喇叭声和新年快乐声，没有人该觉得不快乐。
我从还在高声唱着的人群里挤了出去，绕过了街口，走到了第八大道上，隔壁街几十万人堵满了百老汇大道，第八大道上却是一片空旷。我向南走，走了一阵，人流开始从西面的街口上涌出，向四面八方散去。
我埋着头走，似乎所有的人和我的方向都相反，无论我怎么走，都是在顶着人流走。
“新年快乐。”对面一帮十七八岁的男孩忽然一齐对我喊了声，“嗨，快乐些！”
“新年快乐。”我抬起头，笑了笑，也说了声。
我一路走到了宾夕法尼亚火车站，凌晨一点钟，候车大厅里没什么人，除了长椅上躺了几个无家可归的人。去华盛顿的列车最早一班车是六点五分，我到了自动售票机前，放进信用卡，买好了车票。
车站外到处是酒吧，新年的人群也一定把所有的酒吧都挤得爆满。离列车出发的这五个小时里，我可以随便找个酒吧坐下，要上几杯酒，打发过这段时间。但是我不能，我知道今晚我一喝酒就一定会喝醉。我不想喝醉酒。平常我喝醉酒后，我总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朋友，这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我是个所谓的好酒品的人。但是今晚我不知道喝醉了酒的我会做出什么事来。我还在纽约，宾夕法尼亚火车站的三十二街离他们住的六十三街不过是三十一个街区的距离，太近。
我可以回华盛顿后再喝醉酒，如果我还有喝醉酒的心情。华盛顿离纽约是整整两百六十四英里的距离，我记得很清楚。
我拉了拉大衣，找了个看上去还干净的长椅，躺了下去。头顶是宾夕法尼亚火车站著名的穹顶，向上，向四面一直伸展了出去，让人知道自己是在个很大的空间里，所有的人和我的距离都很远。我觉得很舒服，外面任何的旅馆的房间只会让我有被窒息的压抑。
六点的时候，我登上了列车，极空荡的车厢，一路我都没睡着。
列车到了华盛顿大约是九点五十分，我叫了辆出租车回了家。我一头躺在床上接着睡，到我睁开眼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是一片的漆黑，看了看手表，八点钟。我揉了揉眼睛，起身到冰箱里找可吃的东西。冰箱里当然没什么可吃的东西，只有上层里有一罐不知道放了多久的冰激淋。我拿过个调羹，抱了罐子，坐到了房间的沙发上，一调羹一调羹地吃着。对面楼上新年的红灯从窗口透了进来，照在墙上，红色的一条一条的光道。
电话铃响了。
“喂？”我拿起电话。
“新年快乐！”是姚明成的声音，他听上去有些醉。
“你喝多了？”我说。
“嘿，你有没有试过止痛药和啤酒掺在一起喝，他妈的绝了！”
“什么时候到家的？”
“昨晚十点多。嘿，你和文佳怎么了？”
“没怎么。”我说。
“嘿，对了，河生和我弄了堆吃的东西，一堆的酒，过来吧，新年晚餐。”
“好。”我说。
新年的第一天，有些萧索的味道。华盛顿没下过雪，街上却也没什么车，高速公路上偶尔有辆车开过，车灯一划而过。
我开到姚明成的公寓，打着方向盘停进了门前的停车位。公寓楼的门上还挂着圣诞节的松枝圈，扎了两朵红色的花，被风吹了，有些散开来，几根枝条松松地半垂在门上。
我按了下门铃。门打开来，肖河生满脸的红，露出个头，满嘴的酒味，“平山，正等你呢，快进来。”
房间里满地板横七竖八地扔了空啤酒瓶，烟雾弥漫，充满了烟味。窗帘拉着，灯很亮，客厅中央的茶几上摆了七八个盘子，堆满了外卖店里买来的食物，一个沸腾的火锅，水汽蒸腾，几个空的啤酒罐横躺在盘子间，满茶几都是烟头。电视里放着个X级的成人电影，姚明成绑了石膏的腿架在沙发上，半躺着，一手拿着个啤酒瓶，一手拿着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