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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女之朴真，不在品题美丑。再说诗并非作给游女看，也不是作给州民看，
乃是给朋友们看的；既非宣教，何苦以体统相绳呢？又《招许主客》诗五六
句云：“更扫广庭宽百亩，少容明月放清光”；评云：“‘少容’若作‘多
容’，更佳。”明月清光何限？即“横扫广庭宽百亩”，岂能尽容其放开来？
说“少容”，是比较的多之意，意曲而趣；改“多容”就未免太“直道”了。
诗文评的发展——评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二、三分册：《周
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
（商务印书馆）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
“文学批评”是一个译名。我们称为“诗文评”的，与文学批评可以相
当，虽然未必完全一致。我们的诗文评有它自己的发展；现在通称为“文学
批评”，因为这个名词清楚些，确切些，尤其郑重些。但论到发展，还不能
抹杀那个老名字。老名字代表一个附庸的地位和一个轻蔑的声音——“诗文
评”在目录里只是集部的尾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作雕虫小技，那么，
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一面从《文心雕龙》和《诗品》以后，
批评的精力分散在选本和诗话以及文集里，绝少系统的专书，因而也就难以
快快的提高自己身分。再说有许多人以为诗文贵在能作，评者往往不是作手，
所评无非费话，至多也只是闲话。不过唐宋以来，诗文评确还在继承从前的
传统发展着，各家文集里论文论诗之作，各家诗话，以及选本、评选本、评
点本，加上词话、曲品等，数量着实惊人。诗文评虽在附庸地位，却能独成
一类，便因为目录学家不得不承认这种发展的情势。但它究竟还在附庸地位，
若没有“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输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经能够郑重的
接受这个新意念，目下是还谈不到任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
清末我们开始有了中国文学史。“文学史”虽也是输入的意念，但在我
们的传统中却早就有了根苗。六朝时沈约、刘勰都论到“变”，指的正是文
学的史的发展，所以这些年里文学史出的不算少，虽然只有三四本值得读的。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
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
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二十年来我
们已经有了至少五种中国文学批评史，进展算是快的，在西方，贵创作而贱
批评的人也不少，他们虽有很多文学批评的著作，但文学批评史一类著作似
乎还是比文学史少的多。我们这二十来年里，文学批评史却差不多要追上了
文学史。这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从新估定一切价
值的时代，要从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
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
上。再说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所用的评价标准，起初虽然是普遍的——其实
是借用西方的——后来就渐渐参用本国的传统的，如所谓“言志派”和“载
道派”——其实不如说是“载道派”和“缘情派”。文学批评史不止可以阐
明过去，并且可以阐明现在，指引将来的路；这也增高了它的趣味与地位。
还有，所谓文学遗产问题，解决起来，不但用得着文学史，也用得着文学批
评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得相当快，这些情形恐怕都有影响。
第一个人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得推郭绍虞先生。他
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他写过许多
单篇的文字，分析了中国文学批评里的一些重要的意念，启发我们很多。可
惜他那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只出了上册，又因为写的时期比较早些，不免
受到不能割爱之处，加上这种书还算在草创中，体例自然难得谨严些。罗先
生的书，情形就不相同了。编制便渐渐匀称了，论断也渐渐公平了。这原也
是自然之势。罗先生这部书写到五代为止，比郭先生写到北宋的包括的时期
短些，可是详尽些。这原是一部书，因为战时印刷困难，分四册出版，但第
四册还没有出。就已出的三册而论，这是一部值得细心研读的《中国文学批
评史》。“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我们的诗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
却有它自己的发展，上文已经提及。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难在将这两样比
较得恰到好处，教我们能以靠了文学批评这把明镜，照清楚诗文评的面目。
诗文评里有一部分与文学批评无干，得清算出去；这是将文学批评还给文学
批评，是第一步。还得将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按这方向走，
才能将我们的材料跟那外来意念打成一片，才能处处抓住要领；抓住要领以
后，才值得详细探索起去。罗先生的书除绪言（第一册）似乎稍繁以外，只
翻看目录，就教人耳目清新，就是因为他抓得住的原故。他说要兼揽编年、
纪事本末、纪传三体之长，创立一种“综合体”。有时也不必拘泥体例：如
就一般的文学批评而言，隋唐显与魏晋南北朝不同，所以分为两期。但唐初
的音律说，则传南北朝衣钵，便附叙于南北朝的音律说后。他要做到章学诚
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客观态度（一册三六至三八面）。能够这样才
真能将一时代还给一时代。《隋唐文学批评史》（三册）开宗明义是两章“诗
的对偶及作法”上下。乍看目录，也许觉得这种琐屑的题目不值得专章讨论，
更不值得占去两章那么重要的地位；可是仔细读下去，才知道它的重要性比
“音律说”（在二册中占两章）有过之无不及，著者特别提出，不厌求详，
正是他的独见；而这也正是切实的将中国还给中国的态度。
《绪言》里指出“西洋的文学批评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中国的文
学批评偏于文学理论”。“中国的批评，大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
评专家。作家的反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作品的批评”。
又说中国的“批评不是创作的裁判，而是创作的领导”（一册一四、一五面）。
他以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尚用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一册一六至一
七面）。这里指出的事实大体是不错的；说是“尚用重于尚知”，也有一部
分真理。但是说作家反串地“就当然侧重理论”，以及“求好重于求真”，
似乎都还可以商榷。即如曹丕、曹植都是作家，前者说文人“各以所长，相
轻所短”（《曲论论文》），后者更说“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
定”（《与杨德祖书》），都并不侧重理论。罗先生称这些为“鉴赏论”（二
册七八至七九面），鉴赏不就是创作的批评或裁判么？照罗先生的意思，这
正是求真；照曹植的话看，这也明明是求好——曹丕所谓长短，也是好与不
好的别名。而西方的文学裁判或作家作品的批评，一面固然是求真，一面也
还是求好。至于中国的文学理论，如载道说，却与其说是重在求好，不如说
是重在求真还贴切些。总之，在文学批评里，理论也罢，裁判也罢，似乎都
在一面求真，同时求好。我们可以不必在两类之间强分轻重。至于中国缺少
作家作品的系统的批评，儒家尚用而不尚知，固然是一个因子，道家尚玄而
不尚实，关系也许更大。原来我们的“求好”的艺术论渊源于道家，而道家
不信赖语言，以为“言不尽意”，所以崇尚“无端崖之辞”。批评到作家和
作品、便不免着实，成了“小言”有端崖之辞，或禅宗所谓死话头。所以这
种批评多少带一点“陋”；陋就是见小不见大。中国文学批评就此没有得着
充分的发展；它所以不能成为专业而与创作分途并进，也由于此。至于现代
西方人主张“创作必寓批评”“批评必寓创作”，如书中所引朱光潜先生的
话，却又因为分业太过，不免重枝节而轻根本，所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这一步为的矫正那偏重的情形，促进批评的更健全的发展。但那批评和创作
分业的现象，还要继续存在，因为这是一个分业的世界。中国对作家和作品
的批评，钟嵘《诗品》自然是最早的一部系统的著作，刘勰《文心雕龙》也
系统的论到作家，这些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忽略了清代几部书。陈祚
明的《古诗选》，对入选作家依次批评，以辞与情为主，很多精到的意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各条，从一方面看，也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
这里纪昀的意见为多。还有赵翼的《瓯北诗话》分列十家，家各一卷，朱东
润先生说是“语长而意尽，为诗画中创格”（《批评史大纲》三六八面），
也算得系统的著作。此外就都是零碎的材料了。罗先生提到“制艺选家的眉
批总评”，以为毫无价值（一册一六面，参看八面）。这种选家可称为评点
家。评点大概创始于南宋时代，为的是给应考的士子揣摩；这种选本一向认
为陋书，这种评点也一向认为陋见。可是这种书渐渐扩大了范围，也扩大了
影响，有的无疑的能够代表甚至领导一时创作的风气，前者如宋末方回的《瀛
奎律髓》，后者如明末钟惺、谭元春的《古唐诗归》。文学批评史似乎也应
该给予这种批评相当的地位，才是客观的态度。其实选本或总集里批评作家
或作品的片段的话，是和选本或总集同时开始的。王逸的《楚辞章句》，该
算是我们第一部总集或选本，里面就有了驳班固论《离骚》的话。班氏批评
屈原和《离骚》，王氏又批评他的批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