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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选散文，不能遍读各刊物；他想那么办非得一年，至少一年。那天周
先生借给我许多新诗集；又答允借《每周评论》、《晨报副刊》，——自己
拿不了，说定派人去取。但是回来一核计，照我原拟的规模，至少也得三五
个月，那显然不成。况且诗集怕也搜不齐；《觉悟》虽由赵家璧先生代借了
一些，但太少。——赵先生寄的《玄庐文存》、《新诗选》、《分类白话诗
选》，却是我未见过的书。《新诗选》我没有用，别的都用了。有了《新诗
年选》和《分类白话诗选》，《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里没有
集子的作者，如沈尹默先生等，便不致遗漏了；像《三弦》等诗，是不该遗
漏的。凭着这两本书和我那“新文学纲要”的破讲义，我变更了计划。
我决定用我那破讲义作底子，扩大范围，凭主观选出若干集子来看，期
刊却只用《诗》月刊和《晨报诗镌》。这么着大刀阔斧一来，《诗集》才选
成了；要不然的话，咳，等着瞧吧！就这么着，那一两本手边没有的新诗集，
买起来也够别扭的。譬如于赓虞先生的《骷髅上的蔷薇》，我托了两家书店，
自己也走了几处；好容易一家书店才在景山书社找着了，据说只有这一本了。
所好者新书店不敲竹杠，虽然孤本，还只卖原价，两毛来钱——大约按新书
说，这种孤本，不打折扣卖出，就算赚了吧，最奇怪的，新月版《志摩的诗》
也买不着！但更奇怪的，我教新文学研究，怎么会连这本书也没有呢？其实
我有；现代评论社版我也有，可是借的别人的，长久不还，便归自己了。这
两本书却让一个人先后借去；后来问起他，直摇头笑着说“没借”。他书是
丢了，事情是忘了，只有摇头和笑是确实的。按现代版那本说，算是“悖而
入者亦悖而出”；按新月版那本说，只好算是“人弓人得”了。但是我要用
是真的，还亏闻一多兄在他的“书桌”上找到了一本；我原想看看它与现代
版的文字异同。但一看，一样，满一样；自己笑自己，真是白费事。还有邵
洵美先生的《天堂与五月》，到底没有找着。赵家璧先生来信说上海也没有。
清华有，丢了。我托李健吾先生问过沈从文先生，同时自己写信去；他写过
“我们怎样去读新诗”，该有这本书，我想——有是有的，可是，早让谁拿
走了。所好的《花一般的罪恶》里还存着《天堂与五月》的诗。这样选出了
三十一家，五十种集子（也有看而未选的）；连两种期刊里所录的，共五十
九家，诗四百○八首。
这两种期刊里，《晨报诗镌》人人知道，不用说；《诗》月刊怕早被人
忘了。这是刘延陵、俞平伯、圣陶和我几个人办的；承左舜生先生的帮助，
中华书局给我们印行。那时大约也销到一千外。刘梦苇和冯文炳（废名）二
位先生都投过稿。几个人里最热心的是延陵，他费的心思和工夫最多。这刊
物原用“中国新诗社”名义，时在民国十一年，后来改为“文学研究会刊物
之一”，因为我们四个人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刊物办到七期为止；结束的
情形却记不甚清了。从周启明先生《论小诗》一文，和这刊物里，我注意了
何植三先生。他《农家的草紫》中的小诗，别有风味，我说是小诗里我最爱
的。
这回选诗，采取编年办法，详细条例另见。略感困难的是各家集中不但
不一定编年排列，并且有全不记年月的。这里颇用了些工夫作小小的考证；
也许小题大做，我却只是行其心之所安吧了。《大系》各集例有导言，我先
写的是诗话。为的是自己对于诗学判断力还不足，多引些别人，也许妥当些。
写导言的时候，怕空话多，不敢放手，只写了五千来字就打住，但要说的已
尽于此，并无遗憾。这其间参考了些旧材料；其中也有自己《论新诗》一文，
看看辞繁意少，真有悔其少作之意。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
日今日和明日》，那么厚一本书，我却用不上只字。倒是Poetry 杂志中Acton
论中国现代诗文中有些评徐志摩先生的话很好。说也凑巧，林庚先生将那本
杂志送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借给我，就用上了。——这回所选的诗，也有
作家已经删去的。如适之先生的《一念》，虽然浅显，却清新可爱，旧诗里
没这种，他虽删，我却选了。
1935 年 9 月 8 日。
抗战与诗
抗战以来的新诗，我读的不多。前些日子从朋友处借了些来看，并见到
了《文艺月刊》七月号里的《四年来的新诗》一篇论文（论文题目大概如此，
作者的名字已经记不起了），自己也有些意见。现在写在这里。
抗战以来的新诗的一个趋势，似乎是散文化。抗战以前新诗的发展可以
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为方便起见，用我在《新文学大系？诗
集》《导言》里假定的名称来说明。自由诗派注重写景和说理，而一般的写
景又只是铺叙而止，加上自由的形式，诗里的散文成分实在很多。格律诗派
才注重抒情，而且是理想的抒情，不是写实的抒情。他们又努力创造“新格
式”；他们的诗要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诗行是
整齐的。象征诗派倒不在乎格式，只要“表现一切”；他们虽用文字，却朦
胧了文字的意义，用暗示来表现情调。后来卞之琳先生、何其芳先生虽然以
敏锐的感觉为体材，又不相同，但是借暗示表现情调，却可以说是一致的。
从格律诗以后，诗以抒情为主，回到了它的老家。从象征诗以后，诗只是抒
情，纯粹的抒情，可以说钻进了它的老家。可是这个时代是个散文的时代，
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诗钻进了老家，访问的就少了。抗战以来的诗又走
到了散文化的路上，也是自然的。
从新诗开始的时候起，多少作者都在努力发现或创造新形式，足以替代
五七言和词曲那些旧形式的。这种努力从胡适之先生所谓“自然的音节”起
手。胡先生教人注意诗篇里词句的组织和安排，要达到“自然的和谐”的地
步。他自己虽还不能摆脱旧诗词曲的腔调，但一般青年作者却都在试验白话
的音节。一般新诗的形式确不是五七言诗，不是词曲，不是歌谣，而已是不
成形式的新形式了。这就渐渐进展到格律诗。格律运动虽然当时好像失败了，
但它的势力潜存着，延续着。象征诗开始时用自由的形式，可是后来也就多
用格律了。
抗战以来的诗，注重明白晓畅，暂时偏向自由的形式。这是为了诉诸大
众，为了诗的普及。抗战以来，一切文艺形式为了配合抗战的需要，都朝普
及的方向走，诗作者也就从象牙塔里走上十字街头。他们可也用格律；就是
用自由的形式，一般诗行也比自由诗派来得整齐些。他们的新的努力是在组
织和词句方面容纳了许多散文成分。艾青先生和臧克家先生的长诗最容易见
出。就连卞之琳先生的《慰劳信集》，何其芳先生的近诗，也都表示这种倾
向。这时代诗里的散文成分是有意为之，不像初期自由诗派的只是自然的趋
势。而这时代的诗采用的散文成分比自由诗派的似乎规模还要大些。这也可
以说是民间化的趋势。抗战以来文坛上对于利用民间旧形式有过热烈的讨
论。整个儿利用似乎已经证明不成，但是民间化这个意念却发生了很广大的
影响。民间化自然得注重明白和流畅，散文化是必然的。而朗诵诗的提倡更
是诗的散文化的一个显著的节目。不过话说回来，民间形式暗示格律的需要，
朗诵诗虽在散文化，但为了便于朗诵，也多少需要格律。所以散文化民间化
同时还促进了格律的发展。这正是所谓矛盾的发展。
诗的民间化还有两个现象：一是复沓多，二是铺叙多。复沓是歌谣的生
命。歌谣的组织整个儿靠复沓，韵并不是必然的。歌谣的单纯就建筑在复沓
上，现在的诗多用复沓，却只取其接近歌谣，取其是民间熟悉的表现法，因
而可以教诗和大众接近些。还有，散文化的诗里用了重叠，便散中有整，也
是一种调剂的技巧。详尽的铺叙是民间文艺里常见的，为的是明白易解而能
引起大众的注意。简短的含蓄的写出，是难于诉诸大众的。现在的诗着意铺
叙的，可以举柯仲平先生《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和老舍先生的《剑
北篇》做例子。柯先生铺叙故事的节目，老舍先生铺叙景物的节目，可是他
们有意在使诗民间化是一样的。《剑北篇》试用大鼓调，更为显然。因为民
间化，这两篇长诗都有着整齐的形式。
抗战以来的新诗的另一个趋势是胜利的展望。这是全民族的情绪，诗以
这个情绪为表现的中心，也是当然的，但是诗作者直接描写前线描写战争的
却似乎很少。一般诗作者描写抗战，大都从侧面着笔。如我军的英勇，敌伪
的懦怯或残暴，都从士兵或民众的口中叙出。这大概是经验使然。一般诗作
者所熟悉的，努力的，是在大众的发现和内地的发现。他们发现大众的力量
的强大，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基础。他们发现内地的广博和美丽，增强我们的
爱国心和自信心。像艾青先生的《火把》和《向太阳》，可以代表前者；臧
克家先生的《东线归来》以及《淮上吟》，可以代表后者。《剑北篇》也属
于后者。
《火把》跟《向太阳》的写法不同。如一位朋友所说，艾青先生有时还
用象征的表现，《向太阳》就是的。《火把》却近乎铺叙了。这篇诗描写火
把游行，正是大众的力量的表现，而以恋爱的故事结尾，在结构上也许欠匀
称些。可是指示私生活的公众化一个倾向，而又不至于公式化，却是值得特
别注意的。臧先生在创造新鲜的隐喻上见出他的本领，但是纪行体的诗有时
不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