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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有效的国家、城市建设项目安全管理的新机制及新思维。（5）同时也希望媒体界也更前进一步。面对事故，公众要的是科学指导，而不是盲目误导。
超大型建设项目要有综合的灾情观
客观地讲没有哪种灾害叫做城市灾害或工程灾害，但几乎所有灾害都集中在城市的层面上，城市是现代灾害的巨大承载体。对于城市灾害的分类国家建设部早在1997年公布的《城市建筑技术政策纲要》的防灾篇中强调：“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五类为城市主要灾害源；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全球安全格局有了新变化，研究城市灾情，再不能仅从自然灾害、人为事件上着眼，而必须包括恐怖事件在内的诸项新灾害源。1997年笔者在《城市灾害学原理》一书中对城市灾害源作了归纳与说明：地震灾害、洪灾、气象灾害、火灾与爆炸、地质灾害、公害致灾、“建设性”破坏之灾、高新技术事故、噪声灾害、室内“综合病”、古建筑防灾、城市疾病及流行病灾、交通事故、工程质量之灾共计十四类。笔者认为：灾害分为生物性和非生物性，而急性突发传染病是生物灾害的重要表现。灾害，是指由于某种不可控制或未能预料的破坏性因素的作用，使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突发性或累积性破坏或恶化，引起人群伤亡和社会财富灭失的现象和过程。何为现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仅有人口、资源、环境要素吗？绝不是！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频发的事故灾害都说明，一个全面的可持续发展观不能缺少安全减灾观。已经过去的2003年“国际减灾日”的主题颇为明确：“面对灾害，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它充分说明，安全减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但由于长期以来对安全警钟宣传的淡漠化，公众普遍在安全感上严重失衡。从此种意义上讲，环保已远远高于安全减灾领域，为此，倡导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把安全减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来对待，所以安全权必须尽快成为公众的维权热点。中国已经连续多年GDP保持平均年增长率在8％以上，却很少有人知晓每年因公共安全事故要夺去20万人的宝贵生命，同时造成GDP损失高达2％以上的惊人数据。很明显，在上述灾害分类中，“建设性”破坏之灾及工程质量之灾是必须全力关注的工程致灾类型。
从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井喷，到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灯节悲剧、2004年2月15日吉林中百大厦火灾及浙江海宁土庙火灾，一次次震动了我们平静的生活，给对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造成威胁。面对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城市现代化应如何增强实力；面对日趋增加的城市灾害损失城市应如何设防？无论公众是旅游、购物、就医、搭乘交通工具，还是参加大型娱乐晚会、观看演出，首先应享受到的服务，应该是所处场所的安全。舒适、方便在今天已成为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安全的基本要求，相反，在公众出没的地方若频发事故与灾祸就是不文明的表现。可见，安全标准的差距之大。因此，充分关注公共场所中的安全文化教育十分必要。大量事故统计资料表明，酿成公共场所最大事故的原因是人员盲目拥挤所致。这里有两个例子：1918年2月28日，数万人在香港赛马场俱乐部观看赛马，但看台突然坍塌且失火，这一来人们便争先奔跑逃命，挤来踩去，共造成604人死亡的“大灾事”。讲到公共场所拥挤所酿成大灾，不能忘记1990年的麦加隧道惨案。每年7月是穆斯林朝觐季节，一般都有近300万人从世界各地拥向伊斯兰教发祥地的圣城麦加。7月2日是宰牲节的第一天，朝觐者要步行从麦加到米纳，其中要穿越几个过山隧道。正当近5万人通过一个过山隧道时，突然空调失灵，洞里气温骤然升到43℃；人们被热得无法喘气，竞相快跑，但不巧前方一下子有7个人被挤倒，顿时隧道内大乱，最先被挤倒的是老弱病残者，他们立即便被后来者乱脚踩死，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惨案中死者有1426人。
这两则大型的公共场所惨案都同样深刻地启示我们：（1） 要教育公众树立公共场所相互礼让的观念，尽量不因为自身问题为他人造成困难。（2） 要教育公众尽量少到人群高密度集中的场所，如果已在现场就必须要有应急防范的安全意识，遇事冷静是第一位的，努力克服疏散的从众心理。大量悲剧证明，在人群众多的灾害现场，凡是盲目从众退跑者，等待他的却是悲惨的结局。（3） 作为政府及公共场所管理者采取多种方式及手段去教育公众，不仅树立公共场所安全文化的理念，还要勇于以“第一目击者”身份出现，善待自己，救助他人。（4）除此之外，大型工程在技术安全的本质化设计上有没有问题呢？我们的工程系统如何才能获得高可靠性及高安全性保障呢？值得研究与探讨。
城市减灾忠告要加强超大项工程项目的综合安全设计（2）
超大型建设项目要纳入城市综合减灾规划
现状中国城市安全减灾评价的最大不足是缺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安全城市是一个多功能、多层次、多目标的评价对象，影响其评价的相关因素很多，指标体系实际上是由若干个指标构成的指标库，它能否准确、全面反映城市应对危机的内涵，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一般地看，科学性、规范性、全面性、动态性、重点性、快速性构成了城市综合减灾的基本能力指标，它们仅仅代表城市安全发展的演变趋势。但综合减灾的最主要指标含义不可缺少城市安全管理文明指标、城市经济备灾能力指标、城市灾害管理协调度指标、城市人居服务及社会保障指标等内容。安全城市作为一个现代的“进化”的概念，反映了城市现代化的理想目标，其运行规律揭示了一个绝对安全可靠的“和谐”过程，其关键是如何保持稳定有序，而稳定有序的关键是“进化”过程中的循环机制、共生机制、适应机制与补偿机制等。城市应急事件较城市安全的含义更集中也更严格，因此其评价量化指标就要更多地体现其有效性，其中城市灾害的社会预警机制及系统建立意义实在。它要涉及城市危险的鉴别、城市危机的确定及信息传输、城市灾害风险分析等诸方面。具体讲：城市灾害损失及发生次数、城市危机的规模与评价、城市治安事件与突发恐怖事件、城市各级管理层的应急能力及工作素质、城市安全减灾的投资与安全措施、城市减灾的应急监控预测与抗灾水平等。城市灾害的应急处理机制实际上是一种信息处理体系，它将各警要素的变化信息输入装置内，经过加工处理提供出城市系统有效的警度值，应急标准的质量体现是：（1）获取应急信息的完整性；（2）应急信息运行的畅通性；（3）应急机构设置的系统优化合理性等。从现代城市综合减灾管理出发，灾难能够定义为对现实文化结构的颠覆。灾难不同于应急状态及危机，它实际上仅仅在应急状况和危机中表现出前兆，所以灾难是对应急状况和危机长期错误的处理所产生的不可逆转的后果。从工程上应关注如下问题：
1。关于灾害损失的计量
事故灾害的确认是以国家或社会财富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为客观标志的。它表明，凡是能够造成国家或城市的社会财富损失和人员伤亡的各种自然、社会危机事件都可称作灾害。所以事故灾害作为影响人类社会正常生产与生活的重大负面因素，需引起各级城市政府的重视。事实上，关于灾害损失的计量有许多方法及模型，作为城市灾害损失的计量至少要包括如下部分，这是中国城市编研灾害年鉴、开展重大工程项目安全减灾性评价的基本前提：其一，它应包括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的损失，指人类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的损失，体现为直接的经济利益的损失；其二，自然人的生命与健康的损失，体现为直接与间接损失；其三，各种自然资源的损失，指土地、水源、木材、地下资产及各种动植物资源等；其四，现代灾害造成城市生活与生产秩序的紊乱或由此引发的人们精神财富的损失等。
2。城市综合减灾规划的基本问题
在2002年7月由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等编著的《城市规划读本》第三章十节“城市规划与防灾减灾”中，笔者指出：“城市综合防灾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对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原生灾害和次生灾害，要全面规划，制定综合对策；二是对灾害发生后的各项救灾、减灾等措施要统筹安排，体现出综合性的策略。”而城市综合减灾规划编制要体现如下要点：
（1）全力体现综合减灾观。这里的综合指多学科参与和规划内容拓展两大侧面。城市综合减灾规划不再局限于物质规划，要改变其原有的方式，规划内容不单是单一灾种，还要涉及整体性的考虑，不是以综合减灾的学科代替单一灾种规划，而是使综合规划与单一灾种规划统一并协调。
（2）综合减灾规划。内容是开展城市综合减灾危害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制约关系的分析的前提，进而确定城市各类灾害分布空间，在此基础上编制综合灾变区划图、综合灾度区划图。进一步给出城市发展对防灾有利和不利的场地，建设绿化带、公园和避难场地的布局构想等。
（3）综合减灾旅游安全规划。为了既能保证游客的安全，又能保护景区的安全，对景区的游人数量要予以合理的限制，如某旅游区当游人超过1万人时亮黄牌，达到1。5万人亮红牌，一旦达到红牌标准，游客立即停止进入。从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出发，游客与景区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景区容量不仅有一个消费者愉悦性问题，更有一个安全容量问题，一旦超过将对整个景区造成多方面不安全隐患。从景区安全规划出发，不仅要研究景区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