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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控制，人类安全生活的目标就能得以实现。
城市人为灾害高技术事故，科学的双刃剑
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们带来舒适、高效、快捷和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交通事故和核战争威胁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和灾难。
十大高新技术灾难
加拿大魁北克大桥崩塌（1907年8月），英国“泰坦尼克”号轮船海难（1912年4月），德国“空中霸王——兴登堡”号飞艇烧毁（1937年5月），瑞士由“灵丹”变“魔鬼”且污染全世界的DDT（1939年9月研制），意大利维爱特水库垮坝事件（1963年10月），土耳其DC—10客机空难（1974年3月），美国堪萨斯州的海特饭店倒塌事件（1981年7月），惨绝人寰的印度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1984年12月），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1986年1月），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1986年4月）。
常态核事故
该技术是20世纪最成功的高技术之一，特别是核发电技术，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利益，但人类也承受了极大的风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就是一起使世界震惊的重大核事故。1986年4月26日01时23分，核电站进行试验计划停止第四机组工作时，反应堆的功率突然加大，排出大量蒸气，随之发生反应生成氢，进而引发爆炸，毁坏了反应堆，并释放出碘、铯等大量放射性物质，造成了举世闻名的核泄漏事故。事故发生后短期内造成31人死亡，203人患放射性疾病，方圆30公里内的2万人受到放射照射危害，预计至2006年将由此造成死亡75 000人，事故造成经济损失13亿美元以上。这次事故还造成北欧的瑞典、芬兰、丹麦、挪威等国家的放射性物质含量急剧增加，其中芬兰超过正常标准10倍，瑞典空气中的碘和铯含量增大5~10倍。导致这场悲剧的最主要原因是人为失误。
非常态核事故隐患及危害
煤中的放射性核素。用煤发电、照明、采暖、取火、做饭等是城市生存、发展、人类安居乐业的生命线。通常，一个中型燃煤电厂每年要燃烧掉30万吨煤，每台普通的采暖锅炉每年要燃烧掉6000吨煤。煤和其他天然物质一样，含有铀、钍、镭、氡等天然放射性核素，煤燃烧时，飞灰、烟雾直接经烟道排泄，煤渣则在城市的周边地区堆积如山，侵占土地。一方面，中国是一个煤资源大国，用煤发电的大国（煤电占全国总发电量的70％以上）；另一方面，中国的煤平均热量值低，灰分、含硫量高，天然放射性铀、钍的含量比美国的水平高1倍。不涉及其他污染问题，仅就放射性而言，煤燃烧后，放射性核素大部分在煤的烟灰中。如果煤的飞灰中的核素是可溶性的，则人类骨骼是受影响几率最大的器官。由于我国的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较国外高燃煤工厂的烟气过滤效率低，耗煤量高，排泄的放射性对城乡居民造成的集体剂量，比联合国原子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1988年报告书中的典型值相比，高出约1~2个数量级。现代城市与煤密不可分，煤以电能的形式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设置了意想不到的潜在核隐患灾害。
据印度的一项研究表明，生活在燃煤厂周围居民的患癌几率比生活在核电厂周围居民的患癌几率高30倍；而德国的研究也说明，以煤为燃料的一般动力站的危险性比核能动力的核力装置的危险性大约高60~220倍。另据我国核工业部门近期的空中监测发现，在我国北方某省会城市的东北部，发现了一个核辐射剂量大于110nGy／h的高辐射隐患区。经地面跟踪搜索证实，该城东北部的高辐射区是该市燃煤电厂储灰渣池及散布于四周的煤灰所为。燃煤电厂释放的辐射体，半衰期长，毒性大。在城市的各处人们随意堆放煤及其灰渣，既无覆盖，又无人过问，大部分燃煤电厂建在城市的周边，煤灰中的长寿命放射性核素，几乎成了城市中的一个永不消失的天然核辐射源。因此，燃煤电厂排泄堆放的煤灰渣已成为城市一个潜在的核污染隐患。
放射性仪器设备 工业自动化仪器（粒位计、密度计、厚度计、核子称）、医疗诊断设备（各种放疗仪、X光透视机、骨密度仪）、烟雾报警器、辐射灭菌等已被城市里的工厂、医院、科研院校的实验室等广泛使用，为人类的进步和健康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上述设备中的放射性同位素源的使用、保管、运输、维护、报废、退役不当，就有可能成为城市的又一种独特的潜在灾害。
墨西哥某城发生一起丢失放射源事故，致使全家5口人受辐照达4个月之久，其中4人在7个月中先后死亡；前苏联某医院一工作人员在修理X光机时，违反操作规程，头部受到照射，结果眼球摘除，并且颅内组织坏死，进行了切除手术。
1992年我国山西，有人误将钴放射源拾回家中，结果3人受辐照而死亡。80年代，牡丹江，70年代河南，先后发生放射源丢失被盗等意外事故，发生伤害人群事件。1969年，首都北京发生了误将来历不明的放射源浇注在钢筋混凝土塑像建筑底基内的严重事故，造成集体伤害。1963年初；中国安徽一农民从辐射育种改良实验农场将放射源误拿回家，全家6人受照，造成2人死亡，4人患急性放射病。1989年12月22日晚，南京市场子乙烯工地失落一放射源，经过128小时才找回，期间致使百余人受到伤害，属特大放射性事故。
随着放射性同位素源使用的领域不断扩大，中国各地发生多起放射源被盗、运输途中丢失等恶性事件。一些废旧的、未经退役而非法进入金属回收市场的放射源，再进入冶炼过程，造成相同量的有核污染的金属制品，进入人类活动的生活圈。80年代，墨西哥曾发生钢材污染事故。90年代初，我国天津港就曾截获一批核辐射照射量超标的进口钢材。废旧放射源大量流散在城市，极可能引发悲剧，成为一种新的现代灾害。
意外或人为的核事件意外或人为的核事件也时有发生，其对城市造成的灾害更大。据核工业部门近期在我国东部某特大城市开展核查工作时发现，该市某化肥厂的进口原料堆料场是一个占地面积为1 600平方米的潜在铀辐射污染区，成为该城市的一个新的灾害源。1996年，俄罗斯发生“车臣危机”期间，某日莫斯科一报社记者接到一匿名电话，车臣反政府武装的恐怖分子扬言，他们在莫斯科市投放了一个强放射源，以此要挟俄政府。消息传出，莫斯科人心惶惶，引起公众恐惧。当局紧急启动核准备应急系统，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墓地找到了强放射源，才避免了核辐射灾害。
高新技术越来越发达，高新技术事故越来越频发，由此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正视和防御高新技术风险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城市减灾忠告对中国城市综合减灾的忠告（1）
在近十年的中国安全减灾建设进程中，笔者曾多次主笔撰写过科学建议，其目的不是仅仅希望我们的科学建议稿能成为国家、城市的“白皮书”或“蓝皮书”，而希望它能够让更多的人学会避开身边的危险，要让各级城市政府理解并实践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城市防灾减灾。如果对过去记载下的安全减灾科学建议书做一回眸，值得记忆的内容篇目主要有：
1995年4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安全文化高级研讨会上提出“中国安全文化发展战略建议书”，其九大建议是：
（1）人人需要安全，安全由全民共建；（2）“安全为本”目标的实现，旨在提高全民的安全素质；（3）安全活动无论在任何领域既有“谋利”的性质，更具有“公益”特性，国家尤应关注安全减灾的公关事业；（4）安全问题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客观讲，对安全的宣传及其传播很不够；（5）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全民安康水平；（6）鉴于国内外非生产意外伤害事故率的不断上升及其对社会公众形成的威胁，呼吁国家应加强综合管理；（7）安全减灾的产业化发展已成国际趋势，必须花大力气培养安全科技人员；（8）现代及未来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对宏观与微观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体制意义重大；（9）加强重大危险源及隐患调研，成立国家级事故调查处理中心等。
1997年7月28日以中国安全文化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专家组名义向国务院有关领导递交“关于制定《21世纪国家安全文化建设纲要》的建议”，内容包括八方面：
（1）树立跨世纪的大安全观，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2）创造安全文化宣教新模式，实施“全民安全月”活动计划；（3）完善安全减灾经济与优化控制模式；（4）大力发展中国安全减灾科学技术；（5）强化中国安全减灾综合管理及立法体系建设；（6）中国安全减灾产业化急需发展；（7）国家安全文化建设重点（一）：城市综合减灾；（8）国家安全文化建设重点（二）：企业安全文化。
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的9月14日在“京、沪大城市防灾减灾研讨会”上，笔者提出了“安全奥运”的论点，引发国内一批安全减灾专家的认同，而后在2002年8月将此观点整理成“安全奥运八论”在“市长季谈会”上介绍。并于2003年10月出版《安全奥运论》一书，其中总论——“安全奥运论纲”有专家认为成为安全北京、安全中国在综合减灾上的预研究指南。
2003年6月19日国务院某特刊288期刊出新华社对笔者的专访文章，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作了重要批示，强调北京市应加强综合减灾立法，迄今建议中的《北京城市防灾减灾条例》已成为北京“十一”立法研究项目的第一个专题，得到北京市人大的立法研究支持。
笔者自1999年迄今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减灾白皮书专家组专家，先后在六个年度中就综合减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