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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卖布谣》等，至今仍是各种华语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据《赵元任年谱》记载，赵元任曾在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应聘在耶鲁教授中文两年。“到耶鲁后元任的精神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了，因为这里的人事和讨论的兴趣使得他有意思。”（见赵夫人杨步伟《杂记赵家》）赵元任在耶鲁开设了两门课程：高级中文阅读课和中国音韵学课。在中国音韵学课程中，赵元任在“国语的古音和今音的区别”题目内，突出了对广东话的研讨，“10月以后，开始讲授广东话。”（《赵元任年谱》249页）两年后，赵元任转赴哈佛任教，更利用哈佛的暑期学校开设强化型的粤语课程，“集中12周开设了600小时的课”，并“亲自灌录粤语学习唱片，请留学生中的广东人谭小麟和邬劲旅等做发音人。课程结束后曾带学生到广东人开的中国饭馆，用粤语会话……”（见《年谱》265页）在以后漫长的伯克莱加州大学任教生涯中，“粤语课”更是和“国语课”、“音韵学课”一起，是赵元任终生常设的三个主要任教课程之一。
赵元任为清代“乾隆三大家”之一、写“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赵翼的后人。祖籍江苏常州，生于天津。本非粤人，却以对语言的惊人敏感和聪睿，利用方言调查的过程掌握了几十种方言，尤对粤语的运用得心应手。粤语号称“最难学的方言”，光是音调就有八个（也有“七调说”和“九调说”）。据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记，“我到广州两个星期后就能用广东话演说了”。不独此也，他连广东话语系的三水话和中山话都能分别掌握，在赴耶鲁任教前夕顺路出席旧金山的“太平洋科学会议”时，在海船上完成的提交论文，题目就是《中山方言》（见《年谱》242页）。据我目前查阅到的材料，在美国大学校园开设专门的粤语课程，赵元任，绝对是史上第一人。在那以后，接续赵元任的耶鲁粤语教学业绩的，则是耶鲁汉语教学史上的另一位重头人物——黄伯飞（Porke Wung）。
“黄伯飞”何许人也？今天一般读者也许会对这个名字很陌生。这位出版过《诗与道》、《抒情短诗精选》等著作的老诗人和老教育家，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曾主导耶鲁中文项目长达四十年之久。据沈从文《记胡也频》一文的介绍，黄伯飞曾是二三十年代北京文学青年聚居的“汉园公寓”的主人的儿子，是直接在新文学熏陶中成年的“小弟弟辈”。当时在那所公寓出入的，除了沈从文以外，还有戴望舒、王鲁彦、朱湘、焦菊隐等等现代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八十年代初沈从文访美，惊喜万分地在耶鲁遇见黄伯飞，才续上了这一段“隔代之缘”。原来，从1942年“珍珠港事变”之后，美国军方为了培训派往东亚和中国作战的官兵，国防部曾一度出资，在耶鲁大学设立大型中文教学项目，黄伯飞因此应聘参与其事。于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耶鲁，成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大规模的中文教学基地，接受中文特训的学生最多时达四五百人之多，任教的老师则多达三四十位之众。这，恐怕是今天任何一个汉语教学项目（包括国内），都不可能有的规模了。如今，楼下的东亚系办公室里还挂着一张1953年拍摄的，耶鲁中文项目（当时叫“远东研究所”）教职员在战后合影的黑白照片——可能是此一中文教学基地完成历史使命的“毕业照”。二十六位风华正茂的华、洋教员，脸上带着一种战后似乎略带疲惫的安逸气息。我知道站在后排中间那位高挑个子、戴黑边眼镜、满脸书卷气的英俊男士，正是黄伯飞；而站在他旁边的，还有另一位华文世界的知名人物——四十年代末与萧乾、陆铿等齐名的中央社战地名记者赵浩生。顺及，已退休多年的赵浩生夫妇（妻子是日本人），同样是耶鲁东亚系中、日文部的元老级人物，同样在此地任教超过三十年。今天，耶鲁东亚研究中心有专门设立的“黄伯飞奖学金”，而海外世界多年来通行的粤语教本和《广东话词典》，正是黄伯飞当年在耶鲁开设广东话课所使用的讲义，并最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我知道，我的“蓝皮书”新课申请，已经拥有足够多的“缘由”了。在视传统如命的耶鲁，还有什么，比延续现代汉语一代宗师赵元任及其后继者黄伯飞在耶鲁早已开设的历史性课程——一门富有古音韵学意义的方言课程，更有分量的理由呢？
但是，差一点，我就犯上了“数典忘祖”的大错误。
因为查出了“典”——赵元任及其中文课、粤语课在耶鲁的历史出处，粤语课开课顺利，自不待说。自此，我在以后的说话、为文中，便理所当然地，把赵元任，视作“教美国佬吃中文螃蟹、包括吃粤语螃蟹的第一人”。事实上，这也是汉语教学界多年来“约定俗成”的说法。可不是么，现在许多西方院校还在采用的低年级中文入门的教本，其中的发音、语法规范及其例句，大都基于赵元任在1921年前后在哈佛编写完成、1922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而由纽约哥伦比亚公司录制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这个教本里最有名的例句，是赵元任把中文声调的“阴阳赏（上）去人”，以各种谐谑好玩的“五声五字”的例句，让学生练习：比如，“荤油炒菜吃”，“偷尝两块肉”（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入声字，所以讲“四声”，一般人对第五音已无法辨识）。——这是现代汉语教学史上第一本被广泛认可的、为“国语”正音、定调的有声教材。连当时为教本作序的胡适也说过类似的“中国第一人”、“不作他人想”之类的话。我的“赵元任第一人说”，有什么错处吗？
“你老兄，一个不小心，可就要把耶鲁的‘汉教’历史，”他说的是行话，“——大大矮化啦！”友人崔君，为了完成他的“海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论文，正一头扎在耶鲁档案馆的故纸堆里，某天，有根有据地浇了我一瓢冷水。
原来，话题，还得追溯到容闳当初在耶鲁引发的第一波“中国热”上。一位名叫特韦契耳（Joseph H．Twichell）的牧师——他是当初最早向容闳伸出援手的美国人，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肯特俱乐部的一次演讲中，对容闳当年在耶鲁所引起的广泛关注，有极生动的描述：“1854年容闳的毕业，是那年（耶鲁）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至少许多人是这么看的。而有些人来参加毕业典礼，主要就是为了看一看这位中国毕业生。……”（参见容闳《西学东渐记》附录，引自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正是有感于此，耶鲁校方在1872年由容闳主导的“晚清留美学童”抵达耶鲁五年之后，由校董会通过，于1877年，正式设立中国语文历史方面的教席。耶鲁，由此也成为全美国第一个，拥有中国研究方面的专设教授的大学。
据崔君查阅到的历史档案材料，第一位在耶鲁开班教授中文、并成为美国第一位“中国学”全职教授的，是美国人Samud WellsWilliams。他的中文名字叫“卫三畏”，显然与他英文名字中的“W”谐音相关，文义则取自孔子《论语》中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卫三畏早年作为传教士到过中国，开始学习中文，后参与美国第一次远征军到日本作过半官方的访问，以后长期在东亚生活。他曾经担任过美国政府驻中国的外交官员，在中国完成《中央王国》（“Central Kinzdom”）一书，并编写出版过至今还在不断修订、流行使用的英汉字典。崔君还从耶鲁档案中查阅到，当年耶鲁学院校董会投票决定设立中文教席，并一致推举卫三畏为“中文专职教授”的聘书——一张巴掌大的小纸，后面就附有卫三畏接受聘约的亲笔回复文字。卫三畏于1877年至1884年间，正式在耶鲁开设中文课。开始只为研究生开课，教席隶属“哲学系”。卫三畏当时编写的中文教本已失传，但耶鲁档案中，至今仍保留着大量卫三畏以中文正楷毛笔字书写的教案和通信。据崔君的研究，也许是受耶鲁的影响，或者也是当时美国政府的需要（哈佛比较有“官学”色彩），哈佛大学校董会于1879年决定设立中文教席，但花了两年时间寻找物色，才于1881年找到中国宁波人戈鲲化担任正式的中文教职。但是，也许是南方人不适应波士顿的酷寒天气，戈鲲化只在哈佛任教三年，便因病死于任上。另一个海外汉语教学的拓荒者——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学，则要延至1902年才正式开始。第一位担任哥大中文教职的，则是美国人Hirth。
——原来，第一个在美国大学开班教授中文，第一个教美国人吃“中文螃蟹”的，是美国人卫三畏。他在耶鲁校园踏出的汉语足迹，比哈佛、耶鲁年代的赵元任，早了四五十年！
我承认，我至今还是一个“人来疯”型的、一上讲台就喜欢把自己的过剩卡路里统统倾泻到课堂上去的傻用劲的老师；我也不想讳言，将近十年来，我担任的课程始终在耶鲁校园里维持着它的“火”——每每要担心人满为患，而语言课程，却偏偏是必须维持“小班制”的。（顺及，为了这个原因，也为了学中文的学生人数增长迅猛，必须不断给高年级课程扩开新班，从今秋开始，只好忍痛割舍粤语课了！）都知道语言教师在大学里“人微言轻”，但我从来不敢轻慢自己的工作。在这个卫三畏、赵元任、黄伯飞、赵浩生以及郑愁予站过的讲台上，我学会了谦卑。我知道，在纽黑文海滨这座调子灰黑的古老校园里，母语的晖光不但照临着我，也照临在青石壁上、常青藤上，哈克尼斯钟楼的尖塔上，旧校园中心的“嘉马地校长环形石椅”上。也许你并不自觉，自己其实同样是站在历史的队列里；历史，就在校园的某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