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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新意义的“大老粗”以其刚健、朴实、粗犷、豪爽而一新中国的文化氛围时，柔弱、绵软、香糯、甜腻的男性形象——“小白脸”，显然是吃不开了。他们往往只能被当作嘲笑或改造的对象，而出现在革命文艺作品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小白脸们在现实生活中，也已经销声匿迹。事实上，小白脸的形成，也有历史与现实、地域与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
“小白脸”好像是一句上海话，或者是流行于江浙一带的词语，主要指那些皮肤白皙、面目姣好、温柔多情、小巧细腻，类似于越剧小生那样的男性青年，北方人则鄙夷地称之为“奶油小生”。不难看出，与“大老粗”代表着一种北方的、农村的、军旅的和革命的文化不同，“小白脸”则似乎代表着一种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这种文化有着自己的审美观，那就是爱清洁、讲卫生、尚修饰、重衣冠，注意文明礼貌和文化修养等。所以，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男子，大都皮肉细嫩，眉目清秀，头发整齐，下巴光洁，全身上下香喷喷的，说起话来轻声细语，温柔文雅，甚至“娇声嗲气”。所有这些，在北方的汉子们看来，就是“小白脸”、“娘娘腔”，甚至是“不像男人”。
这当然未免有些冤枉，但也不无道理。前些时，甚至连某些上海和江南一带的男子，也觉得自己“不像男人”，并摹仿北方汉子们，也留起头发和胡子。但结果，正如杨东平的《城市季风》所说，却往往令人有“不像”之感。这就未免令人尴尬了。事实上，北方的汉子或“大老粗”们视江南的小生为“不像男人”，还不完全因为他们的相貌（小白脸）和语音（娘娘腔），也许更在于他们的“不问政治”和“擅长家务”。由于江南一带长期偏离政治中心，较少受到政治风浪的波及和革命战争的洗礼，加上现代化都市生活更加注重经济实惠等因素，这个地区也确有远离政治过小日子的文化传统。我们并不认为只有从事整治军事斗争才是男人，也不认为作家务就只能是女人的事。但毕竟，政治总是“大事”，家务总是“小事”，而且是一种琐碎、平庸、不大摆得上桌面的事。一个男人，如果“太会”做家务，或“迷恋”做家务，把它当做一天当中甚至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来对待，便不免会变得婆婆妈妈起来。我们实在很难设想，一个一面摇着摇篮，一面打着毛衣，一面琐琐碎碎地唠叨着市场的菜价，或絮絮叨叨地翻弄着张家长李家短之类的闲话，竟会是一个“男人”。
于是，南方的、都市的、市民的和世俗的文化，较之北方的、农村的、军旅的和革命的文化，就未免有阴柔和小气之嫌。事实上，从“大老粗”和“小白脸”这两个称呼上，也不难看出它们的“小大之别”，而流行于上海等城市的小来来、小弄弄、小乐惠等词汇，似乎也“不打自招”地承认了自己不过只是会过小日子、耍小心眼、占小便宜和做小动作的小市民、小职员、小丈夫、小男人。这当然既不准确，也不正常。说它不准确，是因为江南一带在历史上，也同样出过“大人物”；说它不正常，则是因为现代化大都市，原本应该比小农经济的农村更有大手笔（事实也是如此），岂有农村文化比都市文化更“大气”之理？
事实上，正如大老粗代表不了全体北方人或革命者，小白脸也代表不了全体南方人或市民们。这两个词，不过只是对两种文化类型的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而且多少也掺杂了一些文化偏见。由于人只能是文化的存在物，一定的文化环境必然造就一定的文化心理，并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势。所以，文化偏见也往往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有时很难说谁是谁非。比方说，北方人的“大方”，在南方人眼里也许只能叫做“粗放”；而上海人的“精细”，在北京人看来没准就是“小气”。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大老粗和小白脸，确乎曾经一度是中国男性的两种典型形象。同样的，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无性化和女性化，是中国男性形象塑造中的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而且，相比较而言，女性化的问题似乎又更严重一点。因为它更容易使男人“不像男人”，或者只能造就贾宝玉那样长像和人品都和女孩儿似的男孩。这样的男孩没有经过风雨见过世面，对政治斗争和经济建设几乎一无所知，对开拓进取和建功立业也毫无兴趣，但对讨好女孩子却相当在行。宝玉曾这样教平儿化妆：“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子来，淘澄净了，配了花露蒸成的。这只细簪子挑一点儿，抹在唇上，足够了；用一点水化开，抹在手心里，就够拍脸的了。”这难道还不够“女人气”么？当然，这也许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在现实生活中，在我们自己身边、周围，难道就没有贾宝玉式的“男小囡”和各式各样柔嫩甜嗲的“化妆品先生”、“菜篮子丈夫”吗？
于是，一个口号近几年来便在神州大地悄然响起，这就是：“寻找男子汉”。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男人之（五）寻找男子汉
也许不能不承认，这几年“寻找男子汉”的结果，多少有点让人尴尬。
上海人首先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他们苦笑着对自己的男同胞进行了自嘲。1991年，上海电视台制作了《海派丈夫变奏曲》的节目，其主题歌可以视为上海人“寻找男子汉”的答案：“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满街走。小李拎菜篮呀，老王买煤球；小张拿牛奶呀，老赵买酱油。妻子吼一吼呀，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交，残汤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这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你们不是要寻找男子汉吗？对不起，没有！
幸亏，就在上海的男人们灰溜溜垂头丧气的时候，上海的女人们却对他们表示了支持。女作家王安忆公开坦言，对她的北方朋友大骂“提篮买菜讨价还价的小男人”不以为然。她指出，夫妻生活是很实在又很平凡的事情。“须男人不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所以“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总是难忘》）。
王安忆的话是值得深思的，这其实也是我们将来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男子汉？真正男子汉的特征，决不仅仅只是高大的身材，宽厚的肩膀，棱角分明的面容和浑厚深沉的嗓音，或者满不在乎、一掷千金的“派”。一个男人，如果仅有这些表面“阳刚”的东西，却把生活中不可承受的一切都交给女人去负担，那才真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
何况上海的女人也确实应该为上海男人被看作或说成“小白脸”负一些责任。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中所指出，上海男人的形象其实有一多半是上海的女人设计和塑造的；而她们在进行这种设计和塑造时，有不少人又总是企图按照小家碧玉的审美理想，以月份牌和裁剪书上那种光洁温柔、甜嗲香喷的男人为模式，把她们的丈夫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她们既然喜欢这样的“大男孩”，那么上海的男人就有理由去继续当他的“大男孩”。因为要嫁给这些“大男孩”的，毕竟是上海的“嗲妹妹”，而不是对此嗤之以鼻的北方“假小子”。
再说，上海的男人又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和会做家务，多么地体贴温柔和乖巧听话啊！所有这些，北方的“大老粗”有吗？
如果说，上海的男人在“寻找男子汉”的过程中，表现了一种“自嘲”和“无奈”，那么，北京的男人们，便多少有点“做戏”和“造假”。
的确，自古燕赵多悲歌，华北大平原上从来就不乏勇士、壮士和烈士。然而，今天的“北京男子汉”中，也有不少其实是“冒牌货”。他们或者摹仿日本影星高仓健的不苟言笑“玩深沉”，或者摹仿王朔小说中的人物油嘴滑舌“耍无赖”，再不然就是像江湖上卖大力丸的那样“练把式”。根据起来，无非粗、痞、狂、俗、侃五个字。
粗，包括外形的粗犷和言行的粗鄙。具体地说，就是“一米八的个儿，满脸络腮胡，牙缝里夹着韭菜叶，胳肢窝火臭”，或者“剃着光头或板寸，一身狂气或匪气，一开口：‘操’！”为了这份粗，其中甚或有故意不洗澡或贴假胸毛的。
痞，主要指一种大大咧咧、吊儿郎当、满不在乎、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以及故意亵渎神圣、挑衅传统的生活态度。他们甚至对自己的活法和事业也进行调侃和贬损，比方说，“玩深沉”、“玩潇洒”、“玩电影”、“侃哲学”、“练一本辞典”等等。
狂，就是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什么出格的话都敢说，什么冒险的事都敢干。比方说，按照他们的逻辑，在某个豪华体面的场合故意不修边幅，不是“掉价”，而是“拔份儿”；又比方说，放肆地嘲笑和耍弄领导，在警察那里招惹是非，也不是“犯混”而是“像条汉子”。相反，胆小怕事的“松货”、不敢抗争的“软蛋”和优柔寡断的“面瓜”，都被视为没有“男人味”。
俗，主要是要扫除“假正经”的“酸气”，因此故意和“雅”作对。所以这个俗，不是市井小民的庸俗，而是江湖好汉的粗俗，是与大雅相对应的大俗，是一种“平民包装的贵族派头”。它不仅意味着可以骂粗话，更意味着用最通俗平常的词汇说出并不简单平庸的内容，而且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性。比如“练摊没本，当官没门，出国没钱，走私没胆，想当老板缺心眼儿”等等。可以说既俗得可爱，又俗得高雅。当然，有些创造天分的不多，更多的只是跟着起哄，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