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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生这时的“傻”，尚且傻的可爱，那么，当老夫人悔婚之后，他的一筹莫展，便只能让人着急。他没有半点办法来对付老夫人，只好跪在红娘面前，一面承认自己“智竭思穷”，一面哀求道：“小娘子怎生可怜见小生，将此意申与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带，寻个自尽。”这就颇没有见识了。难怪红娘要教训他：“街上好贱柴，烧你个傻角。”
事实上，使崔张爱情悲剧“起死回生”的，正是这位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红娘。如果不是红娘一再设计，促成了他们事实上的婚姻，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又用一套表面上为老夫人面子着想，实际上为崔张爱情抗争的说词说服了老夫人（这番说词的水平堪与苏秦、张仪之流比美，所以《拷红》一折，也是《西厢记》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则崔张二人的爱情，恐怕就不是“好事多磨”，而只能是“呜呼哀哉”，难怪张生对红娘要一跪再跪，一拜再拜，一谢再谢，并声称“当筑坛拜将”了。
这类人物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软弱无力”。前已说过，他们都是些白面书生或奶油小生，细皮嫩肉，奶声奶气，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打起架来决不会是任何人的对手。所以，一遇到什么事，他们的本事，无非一是跪，二是哭，三是一病不起，最后只能靠动了恻隐之心的女人或侠客前来搭救。即便最有胆识的张君瑞，倘若不是有一个“官封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的“铁哥们”杜确一再保驾，那前程也实在是岌岌可危。
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如此地软弱无力，所以，他们往往要在女人的羽翼之下寻求保护。董永要靠七仙女呵护，许仙要靠白娘子救命，张生要靠红娘帮忙，梁山伯运气不好，没有女人来救他（祝英台自己也无此能力），结果便送了性命。然而女人的能力又何其有限，女人的地位又何等卑下，没法子，只好先把她们设定为“九天玄女”或“千年大仙”，才好让她们来“救苦救难”。我曾常常奇怪，又美丽又贤淑又法力无边的玉女和蛇仙，为什么要嫁给又笨拙又窝囊一点魅力也没有的董永和许仙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是女人保护救助男人的“神圣使命”所使然。难怪在印度原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到了中国，为救苦救难计，也只好一变而为女身。
力量，原本应该是男性的特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刚强坚毅，孔武有力的。也就是说，要有“阳刚之气”。当然，这里说的“力”，并不只是指体力，同时也指智力。或者说，主要是指意志力，包括中国古代常说的念力、定力等。但那些动不动就跪、就哭的角色，肯定无此力量。一个男人没有力量，照说也就应该没有魅力，然而却偏能获取芳心，这真是咄咄怪事！《西厢记》中的张君瑞，甚至以为自己“多愁多病身”，恰是可以匹配崔莺莺“倾国倾城貌”的资本，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依照这个逻辑，则咱们中国人的爱情，就不是“美女爱英雄”，反倒是“美女爱病人”了，岂非病态心理？这里面自然有它文化上的深刻原因，我们姑且按下，留待以后再说。
这类人物的第四个共同特点，是“怕负责任”或“不负责任”。这就比胆小怕事还要糟糕。胆小怕事不过“害己”（明明属于自己的幸福却不敢去追求），不负责任却会“坑人”（自己造下的罪孽却要别人去承担）。可惜，缺乏责任感的男人，在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中，还真不少见。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这类故事中的男主角，有不少是“胆小怕事”的。胆小怕事的人，当然也怕负责任。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他们的胆小怕事，原本就因为怕负责任。正因为怕负责任，这才不敢去“惹是生非”，毋宁说也还算是一种有责任心的表现。
所以，董永对七仙女与财主的“赌”不负责任，也还“情有可原”，因为那原本就是“娘子多事”。不过，严格说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应该连“娘子多事”的责任也承担起来的。因为夫妻俱为一体，祸福荣辱，原本休戚相关，应该同仇敌忾，共赴家难。何况一个男人之于家庭，又原该多负一点责任？所以，看在董永原本“胆小怕事”的份上，我们可以不谴责他，但他的“不像男人”，却也是事实。
然而另一些人的不负责任，就完全“理无可恕”。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已不是“像不像男人”，而是“还是不是人”了。比如元稹《会真记》（又名《莺莺传》）中的张生即是。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坏水。因为表面上道貌岸然，所以熬到二十二岁，还“未尝近女色”，从这一点上讲，他的忍性、定力，倒还算可以。然而，一见崔莺莺，却神魂颠倒，不能自持（可见“不好色”云云全是假话），终于千方百计，费尽心机，把莺莺弄到手。不过张生的可恶之处，尚不在此，而在于他对于崔莺莺的以身相许，采取了一种“始乱之，终弃之”的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更可恶的是，他对自己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行为，还颇为得意，称之为“忍情”，并头头是道地说什么“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把一应罪责，都推到受害者身上，这就不但没有半点男子汉气概，简直是没有一点人味了。也许实在因其“太不像话”，所以这个形象，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里，便已判若两人，成了一个虽不免有些脂粉气，但好歹在人格上还算男人的精神。
应该说，在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是最能看出一个男人像不像男人的。它不仅表现于“性能力”（太监无此能力，便不算男人），更表现于“责任感”。性关系是两个人的事，应该由两个人共同负责。但由于女人原本力量较弱，而男人在性行为中又往往是主动进攻求爱者，所以男人还应多负一点责任。如果男的竟将责任都推到女方头上，或在出事之后要受惩处时，拿女的去做替罪羊、牺牲品，那么，哪怕他别的什么功夫再好，也应说他“不算男人”。
《中国的男人和女人》（易中天）——男人之（二）江湖好汉
如果说前面那些胆小怕事、少有见识、软弱无力又怕负责任的形象是“无用的男人”，那么，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的第二类形象，便无妨称之为“无性的男人”或“无情的男人”。
这些与前类形象处于另一极端的人物，是所谓“红脸汉子”或“江湖豪杰”。他们大多高大魁伟，身强力壮，浓眉大眼，美髯长须，在体格上充分显示出男性的性特征。他们虎胆雄姿，远见卓识，力大无穷，敢负责任，在人格上也不愧为七尺男儿。总之，他们脸是黑的，血是热的，骨头是硬的，意志是刚强的；敢冲，敢打，敢做，敢为，能建功，能立业，能驰骋沙场，能闯荡江湖，端的称得上是男子汉、大丈夫、真豪杰、真英雄，在世界任何民族中，都属于女性渴望崇拜、芳心暗许的对象。
然而，中国的这些英雄，却似乎不喜欢女人。
不知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传奇故事，好像有严格的分工和界限：说爱情的专说爱情，说英雄的专说英雄。爱情传奇中少有英雄行为，英雄传奇中又难觅爱情色彩。在爱情传奇中，要么是死去活来地爱，要么是始乱终弃的赖，要么是生离死别的哭，要么是棒打鸳鸯的坏，都与英雄无关。在英雄传奇中，有的只是刀光剑影，血迹人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全无半点浪漫温馨。所以，《红楼梦》通篇说爱情，却一个英雄也不见；《水浒传》遍地是英雄，又半点爱情也难寻。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与西方传奇的有英雄必有美人，有美人必有英雄，英雄救美人，美人爱英雄的套路也大相径庭。当然，我们并无意混淆爱情传奇和英雄传奇，而爱情传奇中无英雄，也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英雄传奇中没有爱情，却多少让人觉得有点不大对头。因为“自古美女爱英雄”，咱们中国的英雄，总不成没人爱吧？事实上，李师师就对燕青有意，潘金莲也倾心于武松，可惜都只是“剃头的桃子一头热”。这不能归结为潘金莲爱武松、李师师爱燕青这类男女关系的“不正当”，因为即便“正当”的男女关系，在英雄传奇中也是不见描写的。比如周瑜与小乔，一个是青年统帅，一个是江东名媛，他们的结合，应该是最令人羡慕的事。仅仅只是苏东坡的一句词“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就不知可以激发后人多少联想和神往，然而却并无故事流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他们的风流只在战场，却不在情场。
因为不知什么时候起，中国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真正的英雄好汉，应该而且必须“不好色”。
这条规矩，在江湖上似乎特点严。
宋江就曾说过：“但只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所谓“溜骨髓”，也就是“好色”。在江湖中人看来，一个英雄好汉，可以不守王法，杀人越货，占山为王；也可以转变立场，招安投降，另攀高枝；但有两条规矩却不可逾越，一是不可出场朋友，二是不能贪好女色。
不能出场朋友好理解，不能贪好女色却有些令人费解。因为在这里，所谓“贪”、“好”、“近”、“女色”等等，全是模糊概念。它们既包括“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通奸、强奸），也包括“正当”的男女关系（婚姻、爱情）。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奸人妻女，固然不是英雄（而且是混蛋），即便只是与情人幽会，和老婆亲热，也算不得好汉。可见江湖上禁止的，并不只是通奸和强奸，而是一切男女关系。既然一切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