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团的目的已经不像孔子和孟子一样，是怀着实现自己的崇高的社会理想的，而只是一种实现个人生存价值的方式。儒家教育给他们提供的实现个人存在价值的方式，就是帮助政治帝王巩固自己的统治。汉族的政权不存在了，他们只有到外族的政权中来求取“上进”。显而易见，我们不提儒家文化便罢，一提儒家文化，在那时就是这些官僚知识分子的文化。他们就是儒家正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文化与清王朝官僚知识分子集团的结合，直接产生了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复古主义。这种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只是这个官僚集团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事业心、没有信仰、没有求知欲望，仅仅用儒家文化的教条维护个人既得利益的结果。他们靠儒家的教育获得了高官厚禄，任何新的文化价值的出现都会动摇他们的政治地位、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他们不敢也不想面对现实，他们害怕任何形式的社会变动和文化发展，儒家文化就成了他们反对变革、排斥异己的最有力的“理论”武器。他们反对的是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从而也把儒家文化一步一步地推向了历史的审判台。
鲁迅与中国文化（二）第20节
清王朝官僚知识分子中也产生了少数改革派官僚，但这个改革派并不真正代表中国的儒家文化，而是具有法家文化倾向的少数官僚知识分子。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不是一种社会的文化思想，而是一种政治的文化政策，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作为政治学说的法家文化，而是把儒家文化纳入到了法家的政治专制体制中，并使之成为维护这种体制的思想力量。从此之后，法家文化转化为一种政治的体制和政治的实践。汉代以后的官僚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一个人以法家文化的传承者自足，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脱离开法家文化的政治实践。鸦片战争后的改革派官僚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政治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他们从现实的政治实践出发，感到有必要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现代军事、现代工业，以壮大国力，应付外来的侵略。在他们的这种改革愿望中，他们更接近先秦法家，更接近先秦法家壮大自己以应付诸侯国之间的竞争局面的思路。但他们仍是在以儒家文化为旗帜的官僚知识分子之间发挥自己的作用的，他们没有从儒家正统文化中独立出来的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他们的“中体西用”的文化口号，实际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化思想，而是一种亦儒亦法的文化政策。从整体社会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来看，他们是儒家的；从政治实践来看，他们是法家的。他们不相信单靠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就能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但绝对不会也不敢于反对儒家的忠孝节义。因为他们还是皇帝的“命臣”，他们的权力不论在实际上还是在他们自己的观念中都还是皇帝赋予的。皇帝赋予了他们以权力，他们为皇帝的政权服务，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洋务派和守旧派的斗争，也在思想上加深了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的分裂，后来的政治家愈来愈倚重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专制手段。从董仲舒开始的儒家文化的辉煌时代结束了。清王朝灭亡之后，儒家文化就被挤下了政治的圣坛。
通过几千年的文化整合，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同样是中国民间文化的主要文化模式，但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作为一种正统的文化，其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都是维护现实社会的安定，它们对在这种安定局面中的个体人的精神要求和物质要求向来是漠然无觉的，它们是皇帝的神经系统，而不是国民的神经系统，这使它们永远也不可能完全代替道教文化的作用。道教文化在君主专制政权内部也有广泛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个人性的，不是体制性的，君主专制的政权内部没有为道教文化的存在和传播留出固定的空间，儒家知识分子可以靠着科举制度一批又一批地进入专制政治体制之中去，法家文化是所有政治官僚在执政的过程中所不可或缺的政治实践经验，而道教文化的传承者却没有这些方便。它的真正基础在民间。它是一种民间宗教，而不是一种官方宗教。道教或带有道教性质的民间组织，是中国民间社会的一种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它把社会成员从家国组织中独立出来，构成一种具有更广泛社会联系的组织形式，并起到保护这些社会成员、赋予这些社会成员以虚幻的精神理想的作用。显而易见，这时的太平天革命运动就是带有浓厚道教文化性质的革命运动。我们说它是道教文化性质的，是说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一样，不是建立在一种明确的社会理性模式基础上的革命，而是依靠着一种极为虚幻的人生理想进行的又一次盲目的反抗行动。它不是在儒家文化、法家文化的旗帜下为维护皇权而建立起来的官方组织，但也不是在一种新的社会理想的基础上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而建立起来的现代社会组织，而是像中国历史上的道教组织一样，是在对一个人虚幻的神异力量的盲目崇拜中带着纯个人的命运要求建立起来的民间组织。太平天革命运动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天”的旗帜下展示了道教文化在民间的影响力量，展示了中国社会群众不满于自己受压抑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地位的感情情绪，同时也表现了当中国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自身的无力。西方的科学成就使中国道教的各种法术大大降低了自己的影响力，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分子扩大了自己的文化视野和知识视野，不再相信中国的道教文化具有拯救人类、拯救社会的力量。此后的义和团运动再一次降低了道教文化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不论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怎样同情这些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生命熔岩，但道教文化仍然像在中国古代社会一样，无法把自己提高到现代雅文化的高度。
中国知识分子好讲孔子和孟子，但却没有一个人敢于指出，在近代社会上最能体现孔子和孟子的人格模式和思想模式的是康有为。如果说从董仲舒以来的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几乎都是在朝的官僚知识分子，这使我们很难分清他们到底是为了做官才信奉儒家文化呢，还是因为信奉儒家文化才来做官呢？像孔子和孟子一样，以一个布衣的身份，怀揣着自己的社会理想、直接用自己的思想争取专制君主的信用的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几乎只有康有为一人。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却让儒家文化维护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扼杀了。康有为的失败说明，经过两千多年的社会发展，中国的专制君主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的国王。那时的诸侯国国王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他们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给他们出出主意、想想办法。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在他们的这种需要中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体现了自己的存在价值。而后来的专制君主自己也成了知识分子，他们有自己的主意，有自己的利害打算，这是为别的人所很难代替的。即使他们也仍然让周围的官僚知识分子议论议论，更多地是处于安抚人心的需要，以便这些臣僚能够维护他的政权，服从他的统治。在更多的情况下，这时的专制君主已经不喜欢中国知识分子的多嘴多舌，于是后来的文字狱越来越多。先秦知识分子已经给专制君主提供了足够多的政治策略，中国的历史著作也为他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政治治理的经验教训，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多么新鲜的思想告诉自己的君主，甚至他们也不再敢于产生不同于古圣先贤的新鲜思想。他们除了应付一些实际的政治事务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作用，他们已经成了专制君主的赘瘤，他们在本质上已经不是知识分子，没有了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够起的作用。专制君主也已经不需要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儒家知识分子对专制君主的唠叨早已经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是惹皇帝心烦的事情。康有为之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归根到底是因为光绪皇帝还没有得到自己的权力，他需要维新派帮助他从慈禧太后的手中夺回自己的权力。康有为“干扰”了清王朝的政治，因而也“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清王朝专制政治的惩罚。作为儒者的康有为不能不承认专制王朝的这种政治权力。“杀你没商量”，这是儒家文化赋予专制政权的权力，所以，清王朝镇压了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杀了他的弟子们，他最终还得忠于这个专制王朝，还得为这个专制王朝养老送终、扬幡招魂。到这时，中国儒家知识分子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走到了连自己的人格尊严也无法维持的地步。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政权，也不再需要儒家文化这件文化外衣。政治家不再需要中国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的文化，他们有了自己的文化：三民主义。
正是在这时，鲁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走上了中国的文化舞台。
鲁迅与中国文化（二）第21节
鲁迅所处的是一个新的春秋战国的时代。不过，这个春秋战国的时代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中国的范围之内，并且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已经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那么超脱，可以自由地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帝王服务。他被历史地陷在中华民族这个古老而衰败的民族中，而必须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和思考这个严峻的现实世界。这是一个比先秦诸子所面临的更巨大、更复杂，也更险恶、更可怕的世界。而鲁迅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却落在了一个较之先秦诸子更低微、更渺小、更屈辱的社会地位上。即使在自己的想像中，他也已经没有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能够驾驭整个世界的感觉。不但全部的西方文化对于他是一个异己性的存在物，是他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