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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你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你对我的胜利是小人物对大人物的胜利，是弱者对强者的专制，这种专制我在某个剧作中将其描绘成“惟一存留的专制”。
而且，我对你的屈从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在他与生活的每一种联系中必须找到某种“生存方式”，就你的情况而言，人们或者是屈从于你，或者是放弃你，此外没有别的选择。就我来说，因为在你身上寄托了不该寄托的厚爱，因为对你的脾性和气质上的缺陷的伟大的同情，因为我自己的众所周知的好品质和凯尔特人的慵懒，因为艺术家对粗俗争吵和丑言恶词的宽容，因为我当时的性格还无力忍受对任何人的憎恨，因为我不愿意因我的原因而使生活变得酸苦和不美好，也因为我当时的注意力在别的事情上，所以你的所作所为在我看来只是小事一桩，最多也就是能引起我瞬间的注意或兴趣——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尽管这听起来很简单，我才一直屈从于你。因此，自然地，你对我的要求，你要支配我的努力，你对我的挑剔也越来越变得不合情理了。你的最卑下的动机，最低级的欲望，最世俗的激情，对你来说都成了至高无上的法则，根据这种法则，别人的生活都要受你支配，如果必要，你可以毫无顾惜地牺牲掉别人的生活，因为我知道，你依赖自己的坏脾气可以一直按照你自己的生活方式走下去，所以，非常自然地，我也几乎是无意识地就相信了你应该继续按你自己的方式沉迷于每一种过于粗俗的欲望。这样下去，最后你会不知道自己这样忙忙碌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或者说，你根本看不到自己活着有什么目的。你已经从我的天才、意志力及财产中获得了你自己所需要的，但你还因为一种盲目的无穷的贪婪，而要求占有我的整个存在。你确实如愿以偿了。在我一生中的一个高贵而悲剧性的关键时刻，就在我开始采取那悲惨的愚蠢的行动之前，一方面，是你父亲在俱乐部留下恶毒的明信片攻击我，另一方面是你用同样令人厌恶的信攻击我。那天早晨我收到你的一封信，信中，你可笑地让我去警察局，要求他们保证逮捕你父亲，那是你写过的最坏的一封信，是出于最可耻动机的信。夹在你们两人中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的判断力离我而去，只有恐惧占据我的整个头脑。坦率地说，我找不到任何一种可能使我逃离你们两人中任何一个人的方法。我像一头跑进屠宰场的牛一样到处乱撞。我犯了一个巨大的心理上的错误。我一直认为，我在小事情上屈从于你是无所谓的，而一旦发生重大的事，我就可以重新获得我那天生优越的意志力。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那种重大时刻，我的意志力常常彻底背叛了我，在生活中确实没有什么小大之分，一切事物都有同等的价值和大小形状。我养成的对你百依百顺的习惯——刚开始主要是由于不在乎——已经不适当地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它已把我的气质定型为一种永恒的、致命的情绪。这就是佩特（佩特（1839—1894），英国文艺批评家，散文作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译者）为什么在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的优美后记中说“失败会形成习惯”。他说这句话时，愚钝的牛津人还认为这句话只是对阿里斯多德那篇有点令人厌烦的《伦理学》的一种巧妙的改写，但这句话却隐藏着一个奇妙的、可怕的真理。我曾允许你把我的性格力量消耗殆尽，对我来说，这种习惯的形成已经不仅证明了我的失败而且还证明是我的毁灭，你在道德上对我的破坏性比在艺术方面还大。
一旦我们获准控告你父亲，你理所当然地就指挥一切了。在我应该留在伦敦找一个精明的律师，静心思考我允许自己陷进去的那个可怕的陷阱时——现在你父亲称之为傻瓜陷阱——你却坚持让我带你到蒙特卡洛（在摩纳哥公国，濒临地中海，世界著名赌城。——译者），这是一个会聚了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丑恶的地方。你没日没夜地赌博，只要卡西诺的门开着，你就从不停手。至于我——赌博对我毫无吸引力——却被孤零零地留在赌场外边。你甚至不愿意用五分钟时间谈谈你和你父亲把我带进去的那种处境。我的使命只是为你付旅馆费，替你还清赌输的钱。哪怕我只是最轻微地暗示你我正面临着可怕的折磨，你也会感到厌烦。你对别人向我们推荐的一种新牌子的香槟酒更感兴趣。
当我们回到伦敦时，那些真心希望我幸福的朋友恳请我到国外去，不要面对一个不可能取胜的判决。你却说他们这样劝我是出于卑鄙的动机，说我如果听他们的话就是怯懦。你迫使我留下来厚着脸皮应付这件事，说如果可能，你可以在证人席上发那种混乱的愚蠢的假誓。最后，我当然是被捕了，你的父亲成为那一时刻的英雄：实际上他不仅仅在那一时刻成了英雄，你的家族现在也因他而奇怪地跻身于“不朽”之列。因为这件事具有了那种奇怪的、似乎成了历史上的哥特式因素的，并使克利俄（克利俄，希腊神话中九位主管历史的缪斯神之一。——译者）成了所有缪斯神中最不严肃的一个神的效果，你的父亲将会一直生活在“星期日学校”（指星期日对儿童进行宗教教育的学校，大多附设于教堂。——译者）作业里描写的那种仁慈、心地纯洁的父亲们中间。你的地位等同于婴儿撒母耳（撒母耳，基督教《圣经》故事中的人物，希伯来的领袖和先知。——译者），在马拉巴热最卑贱的泥潭里，坐在吉莱斯·德·雷吉莱斯·德·雷（1404—1440），法国元帅，曾从事撒旦崇拜，被宗教法庭斥为异端，世俗法庭以谋杀罪将其处死。——译者和马凯斯·德·撒德之间。
狱中记你的粗俗玷污了我的高贵
当然，我早应该摆脱你，我应该像人们掸掉衣服上的刺那样把你从我的生活中清扫出去。埃斯库罗斯在他的一部最奇妙的剧中告诉我们，万能的上帝在自己的房里抚养了一只幼狮，他很爱它，因为他一呼唤，它就会欢快地跑到他面前，为得到食物而摇尾乞怜。但它长大后就露出了兽性，不但吃掉了主人，也毁灭了他的房子及他所有的一切。我觉得自己就是他那样一种人。但我的错误不在于我没有与你分开，而在于我过于经常地与你分开，因为往往是每隔3个月我就决定结束我们的友谊，这已形成了一种规律，而每次一旦我这样做了，你就不断请求，发电报、写信，让你的朋友出面干涉，也让我的朋友进行干涉，从而设法诱使我同意你回来。1893年5月底，你离开我在托盖的房子时，我已决心再也不与你说一句话了，或无论如何再不准许你与我在一起了。你在离开我之前的那天晚上，曾大吵大闹了一场。你是多么令人厌恶啊！你很快就从布里斯托尔写信、拍电报，请求我的宽恕，让我答应与你见面，你的老师——他没同你一起走——告诉我，他认为你有时对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大多数认识你的人，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看法。但我还是同意见你，当然也就宽恕了你。在回托盖的路上，你请求我带你去萨瓦，而对我来说，那实际上是一次致命的访问。
3个月后，也即是6月，我们已在格林了。你在牛津大学时的一些朋友来找你，一直从星期六待到星期一。他们离去的那天早晨，你又大发脾气。你是那么可怕！那么令人伤心，以至于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们必须分开。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站在棒球场的平地上，周围簇拥着美丽的青青碧草，我向你指明，我们彼此在伤害对方的生命，你绝对是在毁灭我的生活，而我也明显没有使你感到幸福，我们所能做出的惟一不可避免的、明智合理的选择就是分开，彻底的分开。午饭后你带着一脸愤怒离开了我的房子，并且留下一封恶毒的、令人厌恶的信，让男仆在你走后交给我。3天还不到，你就从伦敦发来电报，请求我宽恕你，让你回来。我已成了供你取乐的工具，成了随时听从你吩咐的仆人。我一直为你有那种可怕的脾性深深遗憾，因为你实际上是这种脾性的牺牲品。我喜爱你，所以我又让你回来了，并且宽恕了你。但竟然又是在3个月后，即9月，你又多次大吵大闹，起因是我指出你试图把《莎乐美》译成法文是小学生式的错误。你现在已是一个相当好的法语专家了，你一定也知道了翻译不值得你去做，就像不值得任何一个普通的牛津学生去做一样，因为这是一部寻找自我表现的作品，你当时当然不会理解它。你就这个问题给我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说你对我没有“任何思想方面的义务”。我记得当我读到这句话时，我感到这是你在我们交往的全过程中给我写的信中的惟一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我明白了，你实际上更适合与文明程度较低的人交往。我这样说没有一点怨恨的意思，我只是说出我们友谊中的一种事实。我总以为，归根结底，一切交往中的义务——不管是在婚姻中还是在友谊中——都是一种交流，而交流就必须有一种共同的基础，而在两个教养迥然不同的人之间，惟一可能的共同基础必然是在最低层面上的。在思想和行动方面，微不足道的事是有其魅力的，这也是我在剧本和论文中表述的那种卓越哲理的基石。但我们生活中的空谈和蠢事常常令我感到非常厌烦：我们只能在“泥坑”里才能达成一致。尽管你在交谈中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很吸引人，确实非常吸引人，但对我来说，久而久之，与你一直不变的交谈话题就变得单调乏味了，我常常为此厌烦至死，感觉接受你的这种谈话就像必须接受你去音乐厅时的那种激情或在吃喝上那种疯狂浪费的癖好或你身上的任何对我毫无吸引力的性格一样，我只是把这种谈话当做一种东西，也就是说一种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