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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之陨落致内政大臣
这封请求书是按官方形式写的。内政大臣是指马修·怀特·瑞德勒·巴特（1842—1904）。他于1900年被封为子爵。这封信看起来有点夸张、孤注一掷，但读者不要忘了：王尔德这时已在狱中呆了一年多了，就他的性情和以前所处的生活环境来说，这一年多已足以让他彻底崩溃了，何况这时他又患上了四年后致他于死地的耳疾呢。——原注
尊敬的内政大臣阁下：
现在向你提出请求的犯人谦卑地表示：他并不是想要设法掩饰自己已受到法律的公正裁决的可怕罪行，而只是想向您说明他犯的罪是一种性错乱病，而这种病不但已为现代病理学所承认，而且已得到许多现代法律的认可，特别是在法国、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在这些地方，专门针对这些轻微犯罪行为而制定的法律已被取消，取消的理由是：这些所谓的罪行都是能由外科医生治愈的疾病，而不是应由陪审团惩办的犯罪行为。在一些著名科学家如龙勃罗梭和诺尔道凯撒·龙勃罗梭（1836—1909）是意大利犯罪学家，他的几部著作此时已被译成英文。马克思·西蒙·诺尔道（1849—1923）是德国作家和社会学家，他的《论堕落》一书1895年被译成英文。他在其中的一章“颓废派和唯美主义者”中，把王尔德作为一个例子作了讽刺性的分析，但王尔德的案子一出，就很快使其分析显得过时陈旧。在该书1896年第三次出版时，他对此加了一个很长、很时髦的注释。蒂伯纳1895年7月在美国无政府主义杂志《自由》上撰文对这本书予以攻击。这篇文章后经修订以《艺术的纯洁》为名于1908年出版。——原注
的著作里，就特别强调了疯狂与文学家、艺术家的密切联系。诺尔道教授在其1894年出版的著作《论变性》中，就专列一章把我这个请求人作为这种致命法律的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例子。
本请求人现在强烈地意识到，从思想角度讲，虽然在被捕的前3年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写了4部剧本，演出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在英、法、澳大利亚演出，而且几乎在欧洲国家的每一个首都都上演过；还出版了许多在国内国外都很有影响的著作），但就在这3年中，他却身受着色情狂这种最可怕的疾病的折磨，为此他甚至连妻子和孩子都忘记了，连他在伦敦和巴黎的崇高的社会地位都忘记了，连他在欧洲作为艺术家的声望都忘记了。他忘了自己的姓氏和家族的荣誉，忘了人性本身，让自己成为最恶心的激情的无助的猎物，成为一伙自私自利的少年人争相啮咬的牺牲品，一等他们饱餐过后，就把他推向可怕的毁灭。
正是因为请求人一直担心这种可怕的、以前只出现在性方面的性反常行为现在会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和知识界，所以才提出这个请求并恳求能立刻得到答复。对疯狂的恐惧与实际的疯狂一样可怕，它同样是令人震惊的、会毁灭人的灵魂的。
至今我在这儿已待了可怕的13个月多了，请求人完全置身于这种单独关押体制带来的可怕的孤独之中：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形式的交往；没有可以分散犯人的注意力的写作材料；没有合适、足够的书看，而对一个文学家来说，书又是必不可少的，是保持精神平衡的根本；而作为犯人，他就要被判生活在绝对的安静里，因为这是对他的惩罚。他与外界完全断绝了，不知道生活中又发生了什么运动；他的存在中只有羞辱与可怕的吃苦。日复一日单调乏味的工作，让人烦闷至死的独处，这些都是让人痛苦但又不得不忍受的可怕的东西，这种孤独悲惨的生活又因他至亲至爱的母亲的去世而变得无以言说地痛苦，而且，每当想到自己带给年轻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的毁灭性命运时，我的心都禁不住一阵阵颤栗。
经监狱特许，请求人被获准每周读两本书，但监狱的图书室极小，里面的书又极少，少到一个有教养的人在里面几乎找不到适合自己看的书。应请求人的要求，监狱又补充了一些书，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直到它们对我几乎失去了意义。没有书读就特别孤独，思想的世界就和实际世界一样，都向他关上了大门；他被剥夺了一切可以安慰、缓解或治愈一个受伤、惊悸的心灵的东西。现代监狱生活中的物质贫困是可怕的，但对一个一度将文学视做生活中的第一要事、视做实现完美的方式以及能使知识界感觉到自己活着的惟一触媒的人来说，完全没有文学作品看才是最可怕的，与这种精神贫困相比，物质贫困就根本不值一提了。
生活在这种寂静、这种孤独、这种脱离了一切人及高尚的精神影响的与世隔绝之中，生活在这种活死人准备的坟墓之中，请求人自然会在日日夜夜的梦醒时分被一种对绝对的彻底的疯狂恐惧所折磨。他也意识到，由于被人为地隔离于一切思想的、理性的兴趣之外，他的思想会静如止水，他也什么都干不成，这样就只能沉思那些反常的性行为方式，那些可恶的色情狂方式，那些把他从高尚的地位、高贵的声望推向罪犯的囚牢和可怕的监禁的悖谬行为。请求人不得不认为，当他被剥夺了从事健康的思想活动所必需的一切条件：例如看书、阅读写作材料、与人共处、与活的世界接触等等之后，与那些受着色情偏执狂病折磨的人一样，他肯定要成为病态的激情、淫秽的幻想和那些使人堕落、腐化、毁灭的念头的猎物。罪行尚可被人忘掉或宽恕，但罪恶却会永存，因为它们已安然居住在了那些因可怕的不幸命运而成为它们的受害者的人的心房里，它们就住在他的肉体里，像麻风病者一样以其为食，最终它们就成了人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无论多么强烈的悔恨都不能把它们赶走，无论多么辛酸的泪水也不能把它们冲刷干净，而监狱生活因为将犯人与一切能够拯救一个悲伤灵魂的东西隔离了，所以就等于将犯人手脚捆绑着拱手送给了那些受害者最痛恨但又身不由己受到污染的想法，使他无法逃脱。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请求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它再也受不下去了。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偏执狂病不会只局限在某一部分人身上，而是要蔓延到所有类似的人身上，因此他希望、他恳求现在重新审理他的案子，能让他得到赦免，这样他的朋友就能带他到国外接受治疗，使他能摆脱一直折磨着他的性偏执狂病。他惟一清楚地知道的事是他作为戏剧家和作家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的名字已被从英国文学史上删去了，再也恢复不了了。他的孩子也再不能用他的姓氏，等着他的只有在某个遥远的国度的隐匿生活。他知道，对已经破产的他来说，等待他的只有那种最辛酸、最凄苦的贫穷，他已永远失去了生存的所有快乐和美丽，但就在他完全孤苦无助的时候，他至少仍然紧紧抱有这样的希望，即他不会直接从公共监狱进到公共疯人院里去吧。
监狱体制的后果是可怕的——可怕到能让并没破碎的心变得麻木，让那些执行这种体制的人和那些必须屈从于这种体制的人变得同样野蛮残酷——而至少毁灭人的理性并不是其目的。虽然它并不会让人变得更好，但它也不想把人逼疯，因此，请求人恳求在他尚有一点理性的时候能被获释。现在，词语对他还有意义，书籍对他还有思想价值，还有可能通过医学手段和人工治疗使他那颗惊悸的心回复平衡，让他那一度纯洁的本性恢复健康，还剩有时间能让他摆脱可恶的疯病，使他的灵魂重新变得澄静，哪怕只有很短时间的安静也好。
实际上，请求人最恳切的请求是希望内政大臣听听——如果他愿意——任何一个公认的医学权威的意见，听他们谈谈一个已在忍受着性偏执狂性格带来的痛苦的人，如果长期处于寂静、与世隔绝的单独囚禁生活会产生什么必然的后果。
请求人也想说明：虽然他的身体在许多方面在这儿都比在旺兹沃思还好，因为在旺兹沃思，他在医院里被关了两个月，饥饿和失眠把他的肉体和精神彻底击垮了，但自从他被关进这儿的监狱之后，他的右耳已几乎完全失聪，脓肿造成了鼓膜穿孔。这儿的狱医说过他对此无能为力，看来我的听力一定要完全丧失了。而请求人却仍还确信，若能得到外国专家的治疗，他的听力还是可以保持的。威廉·达贝爵士是位伟大的耳科医生，他就向我保证：如果能得到适当的治疗，我就根本不会失去听力。但是，虽然他自一入狱就得了耳病，虽然他的听力在一天天丧失，但监狱却想都没想这回事……请求人自然也害怕另一只耳朵也会失去听力。一个本已破碎的灵魂若再加上双耳失聪的痛苦，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呀。
他的视力，他那像许多文学家一样精心呵护的视力，现在也因被迫久居潮湿的囚牢而变得非常微弱，他现在已能意识到眼神经的痛苦，看稍远一点的东西都看不清。当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明亮的阳光常常造成视神经的疼痛与疲劳。他为此焦虑不安。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可能就要双目失明。而这肯定会强化他的偏执狂，摧毁他的理性。
由于时间限制，请求人不可能再详细陈述他所感到的其他危险的威胁了。他主要的危险是疯狂，主要的恐惧也是疯狂，他主要的请求是：既然这种已给他带来毁灭的长期监禁对他的惩罚已够严重的了，那现在就可考虑结束对他的监禁了，不要等到疯狂吞噬了他的肉体和灵魂，让肉体和灵魂都蒙受了同样的侮辱和堕落的时候再来考虑我的请求，那样虽然是惩罚了他，但已毫无用处了。
奥斯卡·王尔德王尔德的这封请求书是由里丁监狱的监狱长送交给内政部的，并附带了一份由狱医开出的简短医疗报告，报告中说王尔德自入狱后体重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