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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在艺术实践中她把芭蕾舞和现代舞彼此取长补短，创造出十分完美的舞蹈，技艺大进。1936年至1938年，她有机会随几个著名的现代舞蹈团工作、学习，并经过严格考试，成了欧洲现代舞权威拉班的学生尤斯所办舞校的学生。靠着努力得来的奖学金刻苦学习，她终于成为一名既精通芭蕾又掌握现代舞的年轻舞蹈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她返回祖国，第一站到香港，除了因为她姨母在香港外，更主要的是她十分敬仰宋庆龄。在伦敦她就为“保卫中国同盟”作过募捐，如今，她怀着一颗火热的心，亲自参加抗战，决心和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我是她回到祖国后最亲密的朋友，我俩的心很快便相通了。
在我们快速的谈情说爱过程中，九龙半岛酒店那场舞蹈表演会是一个重要契机。我为这次演出尽了最大努力，既是舞台监督，又是服装管理，还请了一位话剧团的朋友管灯光。廖梦醒是前台经理。我们三个义务劳动者，帮助戴爱莲为祖国的抗日神圣事业献了艺，筹了款，为保卫中国同盟完成了一个政治任务。
演出之后，戴告诉我，她想去延安，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献身。我说，我为《今日中国》的继续出版问题也要去重庆向政府请示，我俩可以结伴同行，但要先确定我们之间的关系，先结婚，后上路。爱莲高兴得像孩子似的把我抱住，连连亲我，我的反应，当然是欣喜若狂，暗暗自慰。我在地上失去了一个梁白波，从天上又掉下来一个戴爱莲，丢去了的艺术家庭又可以重建了。
为组织这个家庭，爱莲十分主动积极。我们在一个印度人家里租到一间房，作为短期的窝。宋庆龄亲自当我们的主婚人。她在自己住处为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宣布我们结成夫妇。参加宴会的有“同盟”成员爱泼斯坦、廖梦醒、柳无垢、巧茉莱和《今日中国》的丁聪、刘邦琛。宴毕，新郎新娘乘船到香港澳门之间的渔岛“长洲”去度“蜜月”，三天后回香港，在新居又举行了一次茶会，招待双方的亲友。戴家到了姨母李夫人和她的一子一女；叶家到了驻港的文艺界朋友，其中有夏衍、马国亮、张光宇、张正宇、郁风、黄苗子、盛舜、丁聪、刘邦琛和冯亦代等。
一周后，1940年春天，我们踏上回大陆的征途。先搭船到广州湾的赤坎镇，然后赶早步行，我为爱莲雇了乘凉轿，一路连宿遂溪、廉江、陆川三站，然后换乘单车尾（自行车）奔玉林、贵县。在贵县换拖渡走水路到柳州，在柳州坐上湘桂铁路的火车到达桂林。这一路，自贵县以下的公路因战略关系早已被破坏，所以只能步行或乘单车尾，走了五天；三天乘拖渡在西江和柳江中行驶，待到柳州，才有条件享受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火车。这一切在我看来司空见惯，爱莲却觉得特别新鲜。在桂林，我们受到广西艺术馆欧阳予倩的接待，看了
广西地方戏桂戏的演出。爱莲初次接触到中国戏曲中的舞蹈身段，爱不忍释，当即下定了学习祖国舞蹈的决心。
三天后离桂林赴重庆，先乘火车到广西的荷池，湘桂铁路到此为止；再换乘去贵阳的长途汽车，到贵阳又换乘去重庆的汽车。这一路，颠颠簸簸走了五天，若从广州湾赤坎算起，已经走了15天了。旅途极其劳累，幸好那时我们都还年轻，我33岁，她24岁，要是现在，我们的骨骼早散架了。可是那时，当朋友们从重庆北岸到南岸来接我们时，我俩依然精神抖擞。
婚姻辩证法妇唱夫随第四课（2）
到了重庆，老朋友包围住我们，要看看叶浅予凭什么魅力，骗来一个华侨舞蹈家。爱莲不懂中国话，见了他们目瞪口呆，只顾问我朋友们议论些什么。我把实话告诉她：说朋友怀疑我使了骗术把你骗来重庆的。她急了，用英语回答说：“不！不！是我甘心情愿嫁给他的，他是个好人！”朋友都哈哈大笑。事后，爱莲悄悄对我说：在香港时，我只认为你是个有才华的画家，到了重庆，看见你有那么多艺术界朋友，我才知道你是中国有名的画家。我问，你看的东西太多了，路也走得够多了，可知道你只走了中国西南的一角？她大惑不解，问，若去延安，是否还要走这么远？我说，岂但远，路还不好走，说不定半路上被截住，送你回重庆哩。她似信非信，催着我赶快去找周恩来，她说她有一封宋庆龄给周恩来的信，介绍她想去延安的意愿。
武汉时期，国民党履行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诺言，在大本营成立了政治部，部长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担任副部长，负责指导郭沫若第三厅的文化宣传工作。我是三厅成员，被派在香港工作。武汉撤退后，大本营移驻重庆，蒋介石翻了脸，把共产党撇在一边，周恩来、郭沫若下了台，政治部成了清一色国民党的天下。我一到重庆，新任厅长就把我召去，问这问那，还问我是不是国民党员。我说不是，他说这可不行，《今日中国》将另派别人接办，你应回去办移交。我顺水推舟，立刻送上辞职书，不久就被批准了。在这个过程中，我陪爱莲去见了周恩来。周在化龙桥八路军办事处接见我们，他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们，大后方更需要我们，希望我们留在重庆开展工作。我觉得此说有理，因为我这条鱼适合在大后方的水域里游泳，爱莲的工作又离不开我的帮助，于是决定暂时不去延安，就在重庆打开局面。
正在此时，日寇向重庆发动连续一周的疲劳大轰炸，24小时内夜以继日向重庆倾泻炸弹。这样继续了一星期，一切生活都被搅乱。起初我们寄住在张家花园一个朋友家里，第一批炸弹就毁了那座房，只得另找别处。第二批炸弹又毁了我们寄住的小旅馆，我们一星期搬了三次家。重庆人也真经得起考验，炸毁了旧房，第三天就能盖起新房住进人。整整一星期的疲劳轰炸，日寇以为中国人会挺不住，可以乘机逼迫蒋介石投降，岂知中国人就有这股子宁死不屈的硬劲，倒是日本人挺不住了，疲劳轰炸宣告破产。
爱莲经过这一番火的洗礼，渐渐能适应战时重庆的生活了。她说，这次轰炸，比之希特勒夜袭伦敦厉害得多。重庆房屋一片片倒坍，伦敦房屋可结实得多；希特勒逼邱吉尔投降，英国人硬是挺得住，日本人逼蒋介石投降，重庆人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可是也挺住了。她觉得这次下决心回祖国来，和重庆人一道接受战争的考验，心里特别痛快。
轰炸过后不久，在抗建堂举行了一次戴爱莲舞蹈表演会，演出的节目和香港那次基本相同，使重庆人第一次认识了这位把芭蕾和现代舞蹈揉合在一起的华裔艺术家。演出后，戴爱莲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把马的两个小提琴曲《思乡曲》和《新疆舞曲》编成两个独舞节目，在重庆交响乐团的演奏会上搬上舞台。
这年秋末，我们回到香港，我把这次大后方之行所见所闻的材料画成《重庆行》漫画80幅，在香港展出。原拟不久与爱莲一同去新加坡作一次旅行，她表演舞蹈，我举行画展，然后回香港定居。不料这年年尾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攻香港，我们被困在九龙山尾村一个农民家中，为时将近一月。后来乘日寇疏散人口之机，和几个朋友混在难民队伍里，通过澳门、石岐、新会日寇占领区，在江门买了良民证，走到自由区，在肇庆搭上西江拖渡，回到桂林。在桂林期间，我画成《逃出香港》23幅，纪录这次被困受难的经历。爱莲则拜桂剧名演员小飞燕为师，开始了向民间舞蹈学习的创作道路。学得《哑子背疯》一折，成为以后的保留节目。当时适逢田汉在此组织话剧会演，集中了南方几个演剧队表演节目，广西艺术馆乘机请爱莲办了一次短期舞蹈班，指导话剧演员作形体训练。第一课教演员们练习肌肉放松，爱莲只知英语“Relax”这个词，不知中国话该怎么讲，幸亏丁聪在场，当了临时翻译员。
香港沦陷后，文艺界朋友先后集中到桂林，保卫中国同盟的爱泼斯坦和巧茉莱夫妇也从日本集中营逃出，偷渡到了桂林，和我们同住一处民房，后来他们和美联社取得联系，先期去了重庆。经朋友们的督促和支持，爱莲和艺术馆的一位钢琴家组织了一次音乐舞蹈表演会。我和香港那两次一样，在后台管服装。说实在的，除了我，谁也摸不清什么节目该穿什么服装，该用什么道具；也只有我，能适应爱莲在换服装时的紧张节奏。一些熟朋友笑话我，说我是戴爱莲的“跟包”。跟包者，京剧“角儿”的专任管事打杂者是也。可我这个跟包，
除了在后台为戴爱莲管事打杂外，还得做饭，当翻译，必要时甚至兼任演出经理和舞台监督。1949年重庆那次“边疆乐舞大会”，戴爱莲是主演者，我则既是节目组织者又是海报设计者和公共关系联络者。
1945年，爱莲为育才学校创办舞蹈组，成立了一个民间舞蹈采访组，决定到川西北和西康去采访藏族乐舞资料。我们两人先期到成都，寻求去西康的关系，同时我托人卖画，筹集旅费。最后，我们通过西康省政府和康藏贸易公司的双重关系到了康定。在康定住了一个月，爱莲采集到大量藏族乐舞资料，编成了《春游》和《巴安弦子》两个节目，我写成了《打箭炉日记》四万字，两人双双获得丰收。
婚姻辩证法妇唱夫随第四课（3）
1946年我受美国国务院之聘，赴美访问，戴爱莲反过来成为我的跟包，当我的对外联络员、翻译和画展招待员。但她开表演会，我仍然是她的跟包，而且是乐队成员，《哑子背疯》的锣鼓点子，就由我来打锣控制节奏。
1943年我们住在四川北温泉时，爱莲是电化教育训练班的舞蹈教师，我作为家属住在学院的松林宿舍里，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