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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波在参加漫画群体之前是“决澜社”的成员，画的是油画。决澜社由倪贻德、庞蕙琴为首的一群青年油画家组成，首次画展在上海的中国科院大厦举行。他们的创作道路以表现现代生活为目的，庞蕙琴《机器》一画可以代表决澜社的创作方向。白波在这次画展中，参加了一幅躺着的无头无脚的人体，我当时认为这是概括人体美的一件杰作，好像吃鱼，斩头去尾，取其最最鲜美最富营养的部分，嚼而食之。有人说，没了头脚，人体还成什么美？我说，如果你是一个最重实际的欣赏家，女人体最富于性感的部分是否就在上自胸部下至大腿之间？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女画家把女人的性美表现得如此露骨，比之男画家要高明得多，大胆得多。就这一幅画的构思，反映了梁白波过人的才智和超群的胆识。回头看看她那幅《母亲花枝招展，孩子嗷嗷待哺》的讽刺画，对上海少奶奶的批评有多辛辣。
从事漫画创作以后的梁白波，思维逻辑和那幅女人体画一样，表现了对事物透彻的洞察力。那位挺胸突臀的蜜蜂小姐有多泼辣，可惜由于它不合一般读者口味，被报社腰斩了。
据我后来了解，白波曾给殷夫的诗画过插图。从我自己的艺术实践体会到，给诗画插图，除了必须具有诗人的气质，还必须具有特殊的头脑，将意识形态翻译为抽象图像。白波的绘画才能，正好长于这方面的思维与技巧。我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常感到是和诗人相叙在一起，她在这方面的吸引力，推动我在创作《王先生》漫画时，获得了新的想像力。比如《王先生到农村去》那套画，我的思维活动不是局限在固有的生活观察中，而能够延伸到地方政府压迫和剥削农民的现实；有时灵机一动，揣摩农民为保护自己所发挥的幻想，进而扩大到社会多方面人物和农民的依存关系。这对社会的深层发掘，使我的想像力长起了翅膀，说得形象一点，也许是白波的灵魂里的某些素质移植到我的灵魂之中，催化和异化了我漫画创作的思维能力。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日寇大举进攻上海，目的在推翻南京政府。我和白波回到上海，联合上海漫画家张乐平、胡考、特伟、陆志庠、宣文杰等组织了漫画宣传队，奔走于抗日宣传战线。白波是这条战线上一员勇敢的女将，和画队战友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除了画大幅布画外，在武汉时，每期还为《抗战漫画》月刊供稿，构思与造型独具风格。通过战时生活的锻炼，我们的共同生活本应该过得更有生气和活力，没有想到战争对每个人也是一个考验。尽管我已摆脱了旧家庭的牵累，白波却在考虑个人的前景。以往她无所畏惧，在这战争的环境里，却似乎恢复了理智。她在想，难道一辈子做叶浅予的情人吗？我发现她的精神状态有异常，我也在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在这个大动乱时期，每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我自己由于全身心贯注在漫画宣传队的工作里，很少和白波交流这方面的想法。事实上在武汉后期，她对漫画宣传队的工作已开始消极，我却没有觉察。
1938年的武汉，是抗日战争的神经中枢，各色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白天为抗日工作，各干各的，到了晚间，就可能交错位置，交流情怀，发挥人的本能。思想有负担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免要寻找发泄的机会。白波就在此时刻，和当时最受崇拜的空军英雄有了交往。她虽不是美人，却有妇女的魅力，何况她是个才气横溢的画家呢。在一段时间内，她渐渐和我疏远，漫画宣传队的人已有所觉察。这年夏季，政治部第三厅派我到香港去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一书，我颇想让白波同去香港过几天舒心的日子。想不到，她婉转地拒绝了我
的建议。我这才明白，客观形势已经变了，主观愿望再好也无济于事。不过，在受到打击的同时，我也感到一点聊以自慰的心情——我不再对梁白波负欠什么了。
回忆在南京的生活，那是我们最美好的日子。我充分享受了一个才女的一切赐予，充分感受到她在艺术上对我的启发。尽管这几年也有许多磨难，但所收获的比失去的多得多。白波不是一个寻常的女性，她有不吝施舍的精神，也有大胆占有一切的勇气。在那个年代，虽然有社会风气的熏陶，她内心的叛逆因素却起了主导作用。像我这样一个屈从于封建家庭的人，居然敢于挣脱束缚手脚的绳索，关键在于白波的大胆与勇敢，支持我竖起反叛的旗帜，和她一道去探索新的人生道路和艺术前景。
白波告诉我，30年代初，她曾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南京路上的飞行集会，还谈起过她曾经和一个男朋友睡在一起，却不让他贴近自己的身体。这充分表明她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在我的世俗眼光中，简直像一个星外来客。她的一切生活方式、艺术思维、人生观念，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诱人的，我无法抗拒。
1938年我和白波在武昌昙花林话别，她终于脱离漫画群体，去追求世俗的家庭幸福。于是，漫画战线失去了一颗发光的彗星。
婚姻辩证法妇唱夫随第四课（1）
1938年，我怀着凄楚的心情独自去香港，监印《日寇暴行实录》。任务完成之后，回到武汉，武汉已在日寇的包围之中。我随机关撤退到长沙，又在长沙大火之夜走出长沙，撤到桂林。随后，我再次受命去香港，筹办对外宣传画刊《今日中国》。这时广州已沦于敌手，我只能取道越南去香港。同路有两个话剧女演员和我作伴，我与其中一个发生了感情，初到香港时颇有点神魂颠倒，时相往来，得以解除我的寂寞感。然而，我思想深处总潜伏着那位才女画家的倩影，无法抵抗。最后不得不割断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感情联系。
在驻港各方的支持下，《今日中国》顺利出版。我作为主编，和香港有关各方联系广泛。广州沦陷，香港成为孤岛，英国殖民当局由于和中国政府有特殊关系，对于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活动，采取同情和保护的态度，日寇对我们在香港的抗日活动也无可奈何。
有一天，以宋庆龄为首的保卫中国同盟派秘书廖梦醒大姐来找我，说孙夫人要为延安的国际医院筹措一笔购置医疗器材的基金，特邀请一位从英国来港的华侨舞蹈家戴爱莲举办一次表演会，要我在宣传方面给予支援，并替我约定和戴氏见面。见面的地方是我常去的一家跳舞厅，这舞厅晚上营业，白天闭着，戴氏每天上午在此练舞编舞。我与她结识后即在一旁观看，有时画点速写，准备为她设计一张舞蹈晚会的海报。这位舞蹈家身材矮小，舞技娴熟，可是说一口英语，我的英语只有中学程度，如何对付得了！彼此之间交流思想只好打手势，还有时用图画。一星期之后，我们成了熟朋友。通过我，她结识了好几个文艺界人士，我还带她到香港湾仔、筲箕湾等渔港去玩，接触城市以外的天地。经过几次活动，我的英文口语渐渐可以和她对起话来，我们之间去了一层障碍。她说她初到香港，只能和英语阶层交往，我是她所认识的惟一来自抗战大后方的中国人，所以她对我有特殊的亲切感。我告诉她，我在和她认识以前，从未和土生华侨有过交往，更没有和一个华侨艺术家接触过。大概经过半个月光景，我们之间由社会人的关系升华到生物人的关系，速度相当快，主动权在女方，男方没法抗拒。
通过接触我了解了戴爱莲的身世。她1916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岛千里达岛（现称特立尼达）一个三代华侨的家庭中。祖籍广东鹤山（现新会县），祖父小名阿大，年龄很小就被作为华工招募，因广东话中“大”与“戴”同音，人们叫他“阿戴”，并认定他姓戴，究竟本来姓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了。父亲名艾石克，母亲姓刘，也是侨生。爱莲姐妹三人，她最小。因母亲爱好音乐，她自幼受到熏陶，常常在母亲的琴声中翩翩起舞，父母便把她送进岛上惟一的一所舞蹈学校习舞。15岁那年，她随母亲去伦敦定居，就在那儿继续学习舞蹈。不想好景不长，因父亲破产，家境贫困，她不得不勤工俭学，自己设法谋生。由于学习勤奋，她很快具备了担任舞剧角色的条件，但她的黄皮肤、黑头发和过于矮小的身材，使许多芭蕾舞团兴趣骤减，她只能到处打零工，有时甚至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幸好她的老师——伦敦一位著名芭蕾舞教授对她很赏识，愿意免费教她，她才坚持学习下去。在伦敦学舞九年，打下扎实的基础，随后又进入莱斯里·伯·方森办的现代舞工作室学习。在艺术实践中她把芭蕾舞和现代舞彼此取长补短，创造出十分完美的舞蹈，技艺大进。1936年至1938年，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