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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交了画稿之后，或下班回家之时，总觉得精神空空荡荡的。这时，罗彩云即使在家，我也觉得毫无生气，宁愿独自一人到公园走走。看到游园的大人孩子们或成双成对的情人们，更感到自己孤独。有时碰到什么应酬场合，就喝点酒，听点唱，把时间混过去；有时干脆约朋友坐跳舞厅，抱着舞女跳几场，解解闷气。总而言之，家里放着个文盲夫人，像一部生孩子的机器，实在空虚寂寞。
我变了吗？变了。
罗彩云变了吗？也变了。
为什么？怎么变？
先说我们的客观环境。上海是中国沿海最大的城市，是个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交错的社会，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娱乐条件、生产条件、消费条件，千变万化。在这个交错复杂的大社会中，分出许许多多小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系统，一边是生产系统，一边是消费系统。生产系统又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产占主导地位，各种工厂属之；工厂生产的成品，通过流通渠道，转到消费者手中，成为消费品。精神生产可复杂了，报社、书店、戏园、剧团、乐队、学校、游乐场、旅馆、饭店，甚至妓院、舞厅、杂技班等等属之，只要走出门，走上马路，两旁商店大而如先施、永安百货大楼，小而如烟纸店、食担、摊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是个消费的大世界，一个乡下人到了这里，不管你是大地主或穷光蛋，都会目迷五色，身堕雾中，六神无主，好久好久才能清醒过来。
我自1925年从浙江一个小县来到上海谋生，决心要在漫画出版界混出个名堂，认清了自我奋斗、自我提高、自强不息的为人之道，养成了不计成败，全力以赴的精神。一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干活。我们的漫画群体，把我当成一个能吃苦耐劳敢于承担责任的好手。1928年4月这个群体联合出版《上海漫画》周报，我既当编辑又当校对，还外出跑腿，深得几位老前辈的信赖。有一时期，画报被租界当局工部局巡捕房控告，我挺身而出，代表画报出庭受审。幸亏请了一位好律师，又逢中国政府收回治外法权之际，在租界里设立了中国法院
，我被宣判无罪。这一事件是对我的社会责任感的一场考验，增强了我办出版事业的信心。这种信心，推动我在漫画创作方面对自我提高的努力。我常常深感自己艺术修养不足，而提高艺术修养又得靠文化基础的提高。我认真读书，不管有用无用，见书就读，把有用的时间全部投入自强不息之中，感觉这样才心里充实得多，对创作的信心也随之增强。要说变，这是我变化的一方面。
婚姻辩证法父母之命第二课（3）
变的另一方面，属于我对家庭、社会、世界的认识。解剖自己从初恋到顺从母命和罗彩云结婚的过程，发现我在小学读书时，样样求上进；进中学以后，学习劲头一年不如一年，到了第三年，竟胆敢和女朋友一道跳级投考大学，投考落榜，父亲破产，绝了求学之路，无情地把女朋友忘得一干而净，以至于只求一条吃饭自立之路；等到上海站住了脚，却又向封建家庭投降，甘心作封建道德的孝子贤孙，这反反复复的变态心理，到底是什么思想根源？
应该说，从15岁到25岁的10年间，周围环境对我影响很大。“五四”运动后，崇拜西方文化，向往个性解放，交女朋友，学时髦，放任自己。父亲破产，受到挫折，要求在社会上找个立身之地，用以摆脱困境，表面看来，实事求是，实际是进一步放任自己。等到立稳脚跟，命运可以由自己掌握了，思想转了一个大弯，认为父母为我找对象，免得自己交女朋友的麻烦。碰得巧，可以捡到一个美满家庭；碰得不巧，把责任推到父母身上，自己仍然可以逍遥自在，还是对我有利。回首当年，我真那么坏吗？坏到真那么自私自利吗？追根寻源，不能不归根到新旧双重社会对我的挤轧，逼得我走上一条自私自利的道路。用现下的语言来评判自己，可以戴上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
罗彩云之为人，最不可饶恕的是她的“文盲”地位，光这一点，就不能和我般配。那么，我事前怎么不作点调查呢？我曾想过，我的两个妹妹，一个初小毕业，一个高小毕业，小妹还当了几年家庭教师，至少都能读点通俗浅近的书。罗家是书香门第，罗彩云的祖父当过两任县太爷，父亲在浙江省省政府当秘书，哥哥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不用调查，这样的家庭出身，她怎么也不会是个文盲，可她偏偏是个刚进小学便告退学的半文盲，这是大出我意料的。为什么说半文盲？因为她还识得几个字，1935年我和梁白波谈恋爱时，她曾费了大劲，写过一封似通非通的信给我，其中主要的一句话是：“家花哪有野花香，野花不久长。”此外，麻将牌里的“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中发”十个字，她不用看，手一摸就摸得出来，在娘家早就练成一副摸牌的本领。到了上海，左邻右舍，朋友眷属，没一个不摸牌的，因而她自然而然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社会，乐在其中。这是环境给她造成的生活方式，无法抵抗。
碰上我这个机会主义分子，只要不给我制造太大的麻烦，我会随遇而安。在初到上海阶段，她人地生疏，我自认为对她有保护的责任，比如那次她从半楼梯摔下来，我承认是我失职，事后陪她逛街买衣料鞋袜，弥补我的过失，记得我还陪她到一个朋友开的照相馆，经过特别设计，拍了两张婚后合影，两人相对微笑，看来相当融洽而富于情谊。直到今天，我还从旧相册中找到那两张照片，给我女儿和孙女看，表示我当年对罗彩云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
由于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进程，我们两人各自所处的地位，所接触的世界，差距愈来愈大。到了1935年，我认识了那位女画家梁白波，吸引我走进了另一个天地，个人的事业和个人的内心世界都获得某种程度的和谐，原来的这个不太协调的家庭就被破坏了。
这个家庭是被梁白波破坏的吗？不是！是我自己所积累的心理变态破坏的。上面提到，每当我感到寂寞空虚时，就会独自出去寻乐，寻觅垫补。白波的出现，真正填补了我心灵上的空虚，促使我下定决心改变我的生活环境，以求灵魂获得比较稳定的充实。但是要改变处在夹缝中的生活环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我脑子里还残留着封建道德对我的束缚。1935年到1937年两年间，我和白波的同居生活就如同逃犯那样，时时处在颠沛流离之中，而罗彩云则如缉私的巡警，随时可以追踪袭击。记得1936年被袭击两次，一次在上海某处亭子间，由女儿的奶妈侦察追踪，把我们抓获，请到罗彩云的住处，优礼相待，罗氏俨然以大太太自居，把白波看成我的姨太太，我为白波的受辱而不知所措。罗氏大概请教过她的牌友，设此圈套，迫使白波听命于她，保持她的权力地位，与她分享同一个男人的利益。这个苦肉计理所当然被我拒绝，我和白波便躲到了南京。半年之后，罗氏又生一计，带了她的父亲，也就是我名分上的岳父大人，闯来南京廊东街我和白波的避难所，由其父作证，逼我定个名分，确定罗氏的正统地位。白波不得不躲在邻居家暂避，我则被牵着鼻子送罗氏父女回上海，由律师作证，立下字据，保证罗氏每月应得的生活费，才把我放回南京。经过这后一次袭击，白波如惊弓之鸟，表示要结束这种耻辱的浪漫主义生活。我把这次回上海立字据办分居手续的详情告诉了她，保证以后她再不会遭到袭击，她才回心转意，继续同享新才子佳人的生活。
我和罗彩云之间为什么不能办离婚？一是她本人不同意，她所恃的理由为她是明媒正娶，处于正统地位，照旧习惯，除非犯了族规家法，才能办离婚。另一方面，按当时上海习惯，要离婚就得付一笔终身赡养费，这是我力所不及的。但有个变通办法，叫做“变相离婚”，即由男方保证每月付给一定数目的生活费，保持女方的夫人地位，但二人分居。按照我当时的经济条件，只能接受这后一种变相离婚办法，以换取我的自由地位。当然，这里也还有一个我对罗彩云的同情心问题。我总觉得，她自幼未进学校，处于文盲地位，不能完全由她
本人负责，归根结底，我不该凭一时冲动，甘心屈服于包办婚姻，铸成了大错。另外，我脑子里还有封建意识，认为罗彩云为叶家生儿育女，也是一种美德，我有保护的责任。总而言之，是我自己对半封建半开放的社会采取了妥协态度，造成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局面。
1937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8月13日进攻上海，我急忙从南京赶到上海，把罗彩云和刚断奶的女儿送上沪杭列车，平安回到浙江老家。抗战八年，我在大后方，罗彩云带了儿女在老家跟我父母一起生活。1945年日寇投降，次年我曾回浙江探望过她们，当时儿子申已进中学，女儿明明才上小学。
婚姻辩证法父母之命第二课（4）
1946年我和戴爱莲去美国访问之前，把明明接出来寄养在嘉兴张乐平家。第二年我从美国回来，受聘到北平艺专任教，明明就在戴爱莲的照顾之下，进小学，升中学，最后进了戴爱莲的舞蹈学校，继承后母的事业。儿子申于1949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成了美术事业的后继者。1953年申从美院毕业，分配到江苏艺术学院当教师。他结婚后，把母亲接到无锡一同生活。在此之前，由于儿子的劝导，罗彩云在浙江老家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