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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4年，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发动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江丰下台，陈沛当了美术学院的党委书记，主张美院培养“提高”人才，美院的学术空气比较浓厚。两个批示下来后，以中央文化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美术学院三个单位作试点，掀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美院的陈沛被打成执行资产阶级办学体系的罪魁祸首，大会小会，大批特批。1958年以来，我一直认为陈沛是正确的领导，我这个在他麾下的国画系主任，当然也难免挨批，而且还得批他。好在这一次运动主要是批党内的走资派，我们这类非党分子，只不过被扫把尖尖碰了几下。一向爱惜自己羽毛的我，即使被扫把尖尖碰了几下，也有被暴风雨袭击之感。
在院部批陈沛的会议桌上，我的思想处在矛盾状态之中。一方面认为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头，大家都在批，我怎能默不作声？只得搜索枯肠，找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凑凑数，表示积极；一方面却记得反右总结时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为系主任，虽不在党，但在陈沛的“提高”路线指导下，也在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江青说过，中央美术学院是个黑色大染缸，当然有我的黑色染体掺和在里头，只恐到头来还得批我自己，因而说话不硬，底气不足。这次批判会上，记得指出过，在某次政治学习会上，在一片“普及、普及”声中，陈沛独排众议，指出中央美院是高等学府，当然要培养“提高”人才。会上这么说，当然要揭发他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其实我在那次学习会上，从心底佩服陈沛的远见卓识，从此陈沛成为我心目中一个有胆识有气派的好领导。如今坐在会议桌上，把他的远见卓识当做裴多菲俱乐部批，岂不背离自己的初衷？思想斗争归斗争，左就是左，右就是右，在政治运动中容不得犹豫疑惧。昨天右了，今天改过来，变成左，才叫识事务者为俊杰，忽然想起这条政治权术，也就心安理得。经过反复批判，陈沛就此打成“走资派”，送到下面去改造。
我呢？在国画系的批判会上，最后轮到烧我一把火。有位青年教师，原是我的学生，最了解我的思想行为，拿了我的速写本，一片一片翻，一图一图批，批来批去，无非是什么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啦，风花雪月啦，眼不见劳动人民或有意丑化劳动人民啦。奇怪，为什么不揭揭我的历史问题或生活问题呢？一打听，原来这次运动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思想，不追究个人历史和生活。批完之后，自己表了态，表示今后要彻底改造，做一个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画家。
这次运动，在教师内部进行，和学生隔绝。上午照常上课，下午关起门来搞批判，批的时候，思想斗争相当激烈，批完之后，脑子仍然紧张，回到家里才能松弛下来。第二天上课，和学生打交道，换上一副清醒头脑。这堂课是指导学生的毕业创作，心里仍在打鼓，昨天下午会上批我的那些资产阶级思想，会不会漏出来？有时在教室里发呆，学生问我，才又醒过来。一忽儿又想到下午还得开会，不知道还要批我不？便烦恼起来。
这个毕业班由两个教师教，一个管思想，一个管技术。我是老教师，管的是技术，指导表现技术问题，另一个年轻党员教师，指导构思立意方面的问题；他走第一步，我走第二步，他是主导，我是辅导，一个学生画一幅创作，分做两半施教，以政治统帅艺术，艺术性服从思想性。我觉得这种教法很别扭。有时我利用系主任的职权，单独担任一个班创作课，那位管思想的创作教师便不高兴，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揭发我一条罪状，说我“有意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
自从我吃批判以后，虽没正式戴上帽子，可是名声在外，美术界的人便另眼相看。第一个反应是1964年夏天，我给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画了一幅大画，画名《高原之春》，画的是藏族青年男女在桃花林中跳舞，1965年退了回来；第二个反应是1965年我为北京市美展准备画的《中国妇女解放史》，组稿人来看了几次草稿，忽然不来了；第三个反应是王府井和琉璃厂的画店接到某单位通知，不收购和出售我的作品了。
1965年秋季开学，全校师生开赴河北邢台参加农村四清整社运动。上学期的社教运动，国画系揪出一个教师是地主成分，一个教师是坏分子，他们都算是阶级敌人，不准参加；我以为像我这样的资产阶级画家大概也无权参加，想不到四清队伍榜上有我的名，看来我还没有排在敌我矛盾之列，所以得以保留此种权利，心里当然高兴。可是，临出发前，新到任的支部书记板起脸和我谈了一次话：“只管下去，好好改造自己，不要错过机会！”
从侧面打听，我是被带下去监督改造的。
1950年我参加过北京京郊土改，1963年参加过京郊整社运动的尾巴，懂得农村整社和四清的目的是清理阶级队伍和整顿干部。还知道上次整社，整出了什么走资派，什么桃园经验，这回要回炉，重新整一整。
十年荒唐梦反右·社教·四清（2）
在邢台，国画系师生派在南石门大队，我所在的一个小队，发现一个土改中的漏网地主，小组长派我对这个地主作调查，但是不放心，另派一个本地四清工作组成员陪我一起作调查。我们到这个地主家串了几次门，又对有关的知情人作了调查，由我起草把材料送到大队部工作组。想不到这份材料起了催化作用，工作组把这个地主定为重点批斗对象，开群众大会斗了一通。
全国解放初期，十分强调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任务。1950年我曾参加京郊土改运动，不理解这是促进思想改造的手段，简单地把这看成是帮助农民斗争地主平分土地的工作，而且认为这是获取创作素材的好机会。在斗争地主的群众大会上我大画速写，因而在生活会上受到批评。工作组长说，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农民解除封建剥削，同时也为了改造我们自己；搞自己的业务，就是对土改三心二意。这番话使我懂得，知识分子除了真心实意在为农民服务中改造自己，别无他途可走。1962年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后，把阶级斗争提到空前高的地位，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尤其显得严重。毛泽东的两个批示，指出我们这些从事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危险性，所以搞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我的身份是指明被带来改造的，而又是一个将近花甲之年的老知识分子，种种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叫干什么就干什么，鞠躬尽瘁而已。我对那个漏网地主的处境是同情的，因为他已经很穷，工作组逼得又紧，要死要活，简直叫我揪心。那次斗争他的大会，我在会场里画了许多速写，感情上好像无动于衷，因为我已经完成了调查研究的任务，如何斗他，是工作组长的事，我成了一个旁观者，乐得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自由活动。那是60年代，工作组已经不采取土改时期不准搞业务的严格纪律，因而我能保留下一份四清运动的形象资料。
说实在，农村干部还是欢迎我们能利用自己的职业特长，为他们的历史性运动留下一点形象记录。大约年底以前，石门乡工作组决定派几个人到外村去画一套村史。我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事先要到县里去领取有关的资料，顺便在街上的饭馆吃了顿饭，按理这是犯“三同”纪律的，好在谁都想在肚子里加点油水，吃了之后，彼此心照不宣。这笔违纪账，当时谁也不愿揭发，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人便乘机向我开炮，此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揭发那顿犯纪律的饭是我发起并由我会钞的，指出我的资产阶级劣根性，不但自己贪嘴，还拖人下水。大凡政治运动，有的人手上掌握了某人的关键性材料，可以打出重磅政治炸弹，致人于死地，有的人手上只有一点点生活小节，加油加酱，无限上纲，贴出大字报，告人一状，无非向众人表态，我和某人划清界限了。这是后话。
按理，作画并不轻松，可在四清特殊环境中，弄到这样一份差使，确是轻松愉快的事。为什么要调我这个“监督改造”分子去画村史，岂非认为我改造得还不错？给了我这份美差，可以比之为皇恩大赦。其实，工作组的真正想法是挑选几个业务尖子，为邢台地区留下美好的纪念。不管怎么样，我从此走入了另一个环境，用自己的专业为农民服务，减轻了思想包袱。
画完村史，调回南石门画民兵组建史，最后调到邢台市画阶级斗争史。在南石门时，遇到邢台大地震，地震中心在铁路东，我们在铁路西，震动不大。这时我们正在画民兵史，为了安全，民兵指挥部为我们挖了一个防震大地窖，工作和休息全在地窖里。我画民兵史特别来劲。我被分担画一幅民兵演习大场面，试用壁画构图法，打破时空限制。事先做了不少准备工作，踏勘地形，参观练兵，指挥部还派了一个青年战士做我的助手，他名叫施胜辰，学过京戏，专工武净，也喜欢画，在指挥部当电影放映员，和我旨趣相投，创作这幅画时，一直跟着我。民兵画史全部完成时，四清领导班子来审查，我们系的党支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