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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机运动”很快在全川开展。1941年6月20日，成都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其中普通民众节衣缩食捐款20万元，一架飞机以“民众号”命名……
1941年7月7日，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为纪念抗战4周年，又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建设空军是每一个国民所应负的责任，一元钱的数量虽甚微，其优点则在普遍与深入，让每一个大时代的中国国民都有救国救民族的机会！”
到1941年10月止，重庆各界共募得献机捐款150万元。1942年3月，重庆和川东数县、市青年捐购战斗机1架，滑翔机20架；成都青年捐购滑翔机1架。 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斗机20架…… 1943年2月12日，重庆民众捐款购机5架，并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举行机名命名典礼。
此外，中国其他各省民众、海外华侨也义无反顾地捐献大量金钱购机。
“献机运动”加强了国民政府防空建设。1941年12月20日，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队首次参战，加上中国飞机的增多，中国空军逐步占据了空中作战的优势。
邵英侠老师对本书作者讲述他的父亲、时任空军队长的邵瑞麟的英雄事迹：
邵瑞麟，满族人，籍贯辽宁省新民县，1935年从笕桥航校毕业，1941年底被任命为空军第二大队副队长兼十一中队中队长，驻在成都太平寺机场。1942年1月22日，上级指示太平寺基地二大队轰炸机27架、第一大队驱逐机15架，在飞虎队中队长桑德尔率领的9架P—40型战斗机的护航下，共同袭击河内日军机场。邵瑞麟担任这次战略轰炸总指挥，他的同学和挚友姜献祥为副总指挥。情况紧急，他率领机群于10时10分从太平寺机场起飞远征。12时40分抵达河内机场上空，只见机场上数十架日机排列成行。邵瑞麟抓住战机，立即下达攻击命令。顿时驱逐机俯冲扫射，轰炸机低空投弹，倾泻炸弹20余吨。敌机葬身火海。
邵瑞麟返航途中被日军密集机枪射中，壮烈牺牲。姜献祥目睹了这壮烈情景，从机窗中含泪向邵瑞麟挥手永别……次日，中国各报刊载了此次出击的辉煌战果 ：“我神勇空军昨袭越南，收获重大战果。在我空军光荣战史上，又添了极有声光的一页！”
邵瑞麟阵亡时年仅29岁。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中央电台播出其英勇事迹，誉为抗日空军英雄。
1942年后的中国空军已令日方胆寒了。四川“梁山机场”是保护重庆的航空基地之一。日机袭渝，每每在梁山上空被中国空军“志航”机队痛击，深感“入川容易出川难”……1943年6月6日，中国空军中队长周志开在未携带保险伞的情况下单机起飞迎敌，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先后击落敌轰炸机三架、击伤数架，“创造单机攻击机群最光荣最英勇之空战记录”。事后蒋介石亲自接见这位年轻的空中勇士，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
1943年后，日本夹起了尾巴，除少量侦察性侵扰外，对大后方的轰炸基本结束。
四川反空袭斗争——这个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部分，取得了极其伟大但又是艰苦卓绝的胜利！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4章 中国抗战最主要的物资支撑（1）
震惊一时的成都“抢米事件”
日本人打来了，逃难！逃难！
中国政府机关及外省各学校、工厂以及沦陷区难民，都潮水般涌进四川。这成为四川自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后，又一移民大高潮。据简略统计，抗战前全国高等学校有108所，迁川的就有48所，占44％；国民政府及1000多万军民辗转迁川……
吃饭成为第一难题。四川省专门成立起“难民赈济委员会”，将有劳力的难民分别送往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梓潼、绵阳、巴中、通江、南江等10县，安置在集体垦殖农场劳动；对老、弱、病、残，由广元县专设一个收容所来收容。
黄河花园口决堤后，黄泛区难民1。5万多人，又由秦岭源源不断进入川北。国民政府在川陕公路沿线设置黄河灾民配运站，每站都架起大铁锅，用大桶大桶的稀饭赈济灾民……然后将他们分别送往通江、南江、巴中3县安排生产。
1939年后，来川难民已近10万。四川省政府专门成立难民垦务委员会，划定两大垦殖区：第一区：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犍为、凉山；第二区：松潘、理番、懋功、清化、汶川。两区计划开垦土地24万亩，可收留难民数万人……
但四川已不堪重负，粮价暴涨。1940年2月4日，四川士绅代表严昌龄、李伯申、邵从恩等19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
“仅田赋一项，一年三征九成，川民已感绝大之痛苦；而各县随粮附加，比较正供，有多至300％，乃至500％者。请中枢体民疾苦，核实紧缩预算，将一切不急之务明令罢免，俾创痛已深之川人得以稍苏喘息……”
1940年3月，发生了抗战史上有名的“成都抢米事件”。
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为什么会闹“春荒”，发生“抢米”风潮呢？一方面是上述征敛过多致民众缺粮；另一方面是不法分子囤积居奇。当时粮食情况由于囤积、舞弊、阻运、抢购的恶性循环，粮荒日趋严重。《新新新闻》报的《小铁锥》栏目说：“市民为了购两升米，要跑、要站、要挤，才把‘米条子’得到手中，忙了半天，‘平价米售毕’牌子一挂，不禁饮泣吞声，失望而去！”
1940年春，成都米价每石由11元涨至22元。省市政府当局对囤积居奇者三令五申要严加惩处，但人们纷纷传言：“已故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老婆周玉书，就在南门外黉门街重庆银行仓库里囤积了大量的大米！”“其他军阀、官僚也囤积不少。有的已霉烂成块，他们深更半夜把那些霉米偷偷倾倒在府河里！”
囤米的人越来越多，以致米店都空空如也。靠每天买“升升米”吊命的劳苦民众，拿着血汗钱卖不到米吃，人心惶惶。终于在3月13日上午，饥民不约而同地跑到黉门街重庆银行仓库外去乱吼：“把米拿出来卖啊！”随之人潮冲入仓库，开始抢米。黉门街一带被堵塞得水泄不通！
成都市政府马上派出大量军警，跑步到黉门街。省会警察局调查股主任朱耀寰、股长陈维寰发现人群中有个青年像指挥者，当即把他抓回警察局，由司法科长谭齐审讯。
第五部分 抗战主要的物资支撑第14章 中国抗战最主要的物资支撑（2）
审讯中问明，青年叫朱亚凡，是成都《时事新刊》外勤记者。朱亚凡说：“我早饭后外出采访新闻，走到老南门南大街时，看到一大批扶老携幼的人群涌向老南门外，我也跟着跑到黉门街，站在人群中看热闹。”
谭齐把审讯情况向省会警察局长唐毅（四川武胜县人）汇报。唐毅专程去拜访军统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张、何、唐三人便认定：这是共产党省委发动的抢米风潮，朱亚凡是现场指挥。《时事新刊》是共产党办的报纸，朱亚凡是共产党分子。
唐毅回到省会警察局，整出一份署名“道生”的所谓共产党秘密文件，文件内容大意是叫朱亚凡利用“春荒”困难之机，率领群众到仓库去抢米，从而“扩大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满情绪……”
朱亚凡被成都行辕公开枪决。当局事后成立“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以“防奸肃反”作为该会的政治口号，先后逮捕了中共党员罗世文、车耀先等多人。4月，薛庭恩等4人被刺刀一个个戳死于龙泉驿半山腰；另外数人被活埋于猛追湾乱坟坝；车耀先、罗世文等数人被送至重庆中美合作所，后来被杀害于渣滓洞……
延安《新中华报》4月5日起连续发表两篇社论，否认中共参与此事，指出：成都“抢米事件”，是破坏团结抗战的阴谋暴行，与共产党实行的政策完全不相符合。
据中共《成都市委简史》一书中说：
“（事件后）枪杀《时事新刊》编辑、共产党员朱亚凡。先后相继逮捕罗世文、车耀先、洪希宗、郭秉毅、薛庭恩等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10余人……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和《关于成都抢米事件对南方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党组织，须根据保存干部、蓄积力量的原则，采取必要的办法缩小机关，调动、隐蔽干部，焚毁文件，准备口供，给新干部、新党员进行秘密工作和被捕审讯时应有态度的教育等……”
国民党利用“成都抢米事件”镇压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在国共合作中蒙上了浓厚阴影，形成了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反共高潮！
蒋介石这时兼四川省主席（可参阅第7章）。他给成都行辕主任兼省府秘书长贺国光和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去电：“据报成都米价陡涨，确系奸商大贾囤积居奇抬价，应即查明，不许再有囤米，买卖‘仓飞’（作者按：即购米票单）交易！”
贺、邓二人采取强硬手段查禁囤积的商人，但米荒仍在蔓延，抢米事件仍在各地时有发生。
到6月，米价已陡涨至每石70元左右。6月8日， 成都市府发放贫民购米证，每隔三天凭证购买平价米一次。7月2日，全市无米供应，市民纷纷向市府请愿。米价每石涨至93元。7月11日，米价又涨至每石115元。7月12日、13日两天，情势更趋恶化，成群的市民携袋提筐，到有米处拥挤争购，你抢我夺。此时又遇日机来袭，警报频发，全城混乱已极！
成都发生米荒及抢米事件，给大后方稳定带来极大威胁。7月15日， 绥署、省府会衔布告：“严禁人造米荒，纠众抢米者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