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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太平洋上风云紧，巴山蜀水倍精神……敌机肆虐，激起义愤。愈炸愈强，绝不灰心。一见红球，切齿把敌恨。通过炮声怒吼，打散敌机群。救护队忠勇服务尽责任，赴汤蹈火，何惧那烈日如焚，那倭寇屡施狂暴何足论。众市民随炸随修，楼房日日新。市容美观；街宽房俊，更显出坚决抗战大无畏精神。自助者天助，古有明训。国际地位，举世同钦。小倭寇枉费了心机，赔账舍本，气坏了日本鬼，就乐坏了重庆人！”
大后方反空袭斗争，成为抗日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赢得了世界的尊敬。正如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所说：重庆“象征中国不屈不挠之意志与决心！”“成为联盟国家所为振奋之精神象征！”“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
《世界日报》1947年10月10日载文，对重庆给予很高评价：“重庆市为战时首都，在抗战八年中，为战时政治经济之司令台， 在任何危疑震撼的局势下，重庆始终屹立不动，成为抗战精神的堡垒！”
在重庆生活过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与贾安娜合著的《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重庆各界上至元戎、下遍黎庶，居无宁日，行无坦途；但同仇敌忾，相濡以沫，誓死与暴日抗争……“使重庆成为把各种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伟大社会的，是大轰炸！”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1）
成都的“跑警报”
省城成都，这个西南重镇，是日本大轰炸的另一重要目标。本书作者是成都人，从记事起，“跑警报”就是父辈嘴巴头常唠叨又很有恐怖味道的字眼！
1938年11月8日，日机18架首次“光顾”成都上空，在外北、外南两机场投弹百余枚，南门炸死卫兵1人，伤3人。
1939年3月7日，省防空司令部命令将附城30里内全划为疏散区域。全市机关、学校陆续疏散到西门外茶店子等郊外，成立“成都市疏散区警备司令部”维持治安，李树华为司令。3月17日，本市新建防空避难所全部竣工。3月25日，省政府、川康绥靖公署联合布告，晓喻成都市民限期疏散。3月29 日，全成都民众50多万人，浩浩荡荡举行“国民抗敌公约”宣誓大集会。
4月4日，日本轰炸大后方渐趋高潮。从本日起，全市商店营业改为午后3时起至晚11时止，以防空袭。
1939年5月7日，省城举行5月总宣传大会，10万民众参加火炬游行，抗议日寇“五三”、“五四”血腥轰炸重庆。这天，蒋介石手谕成都行辕：“加紧疏散省城市民！”由中央补助疏散费50万元。
5月9日，市政府为便于市民跑警报，严令连夜施工增开古城墙四门：如东门的新东门、东较场和复兴门（即现在新南门），北门城隍庙，南门南较场、瘟祖庙等……各新开城门处护城河一律搭疏散木桥。5月10日后，市民昼夜疏散，一周间达15万人。
5月23日， 本市老西门、新东门城墙缺口拆卸工程完工。省防空司令部这天专门请中国航委会派飞机高空散发防空标语5万份，广为宣传防空知识。
6月1日，为防止汉奸活动，决定实行“五家连坐”。6月5日，娱乐场所奉命停止营业。连市政府这天也搬到锦江岸畔的望江楼办公……
正因为事前做了许多防空宣传和预防工作，才大大减轻了大轰炸的损失。
1939年6月11日、10月1日、11月4日，日机共4次轰炸成都。其中以“6·11大轰炸”最酷烈。
6月11日，日机首次大规模轰炸成都。当天下午7时30分，日机27架夜袭成都，投下大量燃烧弹。市内硝烟蔽日，火光四起。离成都几十里外的新繁、新都等县镇，都能看见成都上空红红烈火……军警及防护团员立即赶赴现场抢救，至午夜才完全扑灭。但黄保宗、张笃生等34人在救火中光荣殉职。闹市盐市口一带化为焦土……这天中国空军起飞迎击，击落敌机3架。
6月14日，市府发布轰炸损失统计，房屋分为“被烧”、“中弹”、“震倒”、“拆除”四类，约有6075户被毁；其中有华西大学、省立成都师院、华阳县中等3所学校，余皆平民住宅和店铺。据防护团统计，敌机投弹近百枚。由于6月前防空措施较得力，死亡减至200多人、伤600多人。防空救济联合办事处发放赈款，死者抚恤费30元、重伤20元、 轻伤10元。
6月17日，本市设两个野外医院，便于病人疏散。另设两个收容所，收容老弱妇孺。6月20日，军委会军政部长何应钦来省城，代表蒋介石慰问“6·11大轰炸”被难同胞。6月21日，政府拨款100万元给市民建房。8月29日，印度国民党领袖尼赫鲁飞到成都，参观被炸区受灾情况……
11月4日，日机27架再度袭蓉，经中国空军和高射炮部队猛烈攻击，日机无法进入市区，只在郊外盲目投弹，炸毁草房10余间，死伤平民10余人。敌领队机及轰炸机各一架中弹坠落，余皆遁去。中国空军这次空战大捷。
当时成都除四门古城墙上安有警报器外，另外竖有七八米长的木杆，用来挂警报灯笼。城墙上挖有防空洞、防空壕，是城防军警的工事。空袭警报声一响，老百姓从四门大呼小叫乱跑，向城外疏散：这就是“跑警报”。不光老百姓跑，政府机关、军警，也都“跑警报”。
蔺元慈先生回忆当年放警报的四个阶段：
一是“预行警报”，不鸣警报器。市区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执黄布三角旗，上书“预行警报”四字，同时城墙灯杆上挂起黄色灯笼。预示日本飞机从武汉或宜昌起飞入川。这时，各中、小学停课，集市生意收摊，关铺板，市民开始纷纷向城外疏散。
二是“空袭警报”，四门城墙上的警报器哨音大响。其声撕心裂肺，是“呜——呜！呜！”一长两短。城墙上的木杆挂上了红色灯笼……这预示敌机已飞抵重庆。这时“跑警报”开始了，各街道商店劈劈啪啪关铺板声、汽车喇叭声、黄包车铃铛声、车夫吆喝声、狗吠马叫声、大人骂小儿哭声、脚板奔跑声……交织一片，人们争先恐后向城外逃难而去。
三是“紧急警报”，这时警报器发出凄厉的连续短声：“呜！呜！呜！……”城墙木杆换上了黑色灯笼。这时敌机已飞越龙泉山，空中隐约听见马达轰鸣之声。市内各街道断绝通行，来不及疏散的人就近隐蔽…… 若是夜间，要实行灯火管制，全市一片漆黑，像进入死亡世界。
每次敌机在震耳轰鸣的机声中飞临成都上空，调整队形后轮番俯冲投弹，爆炸声让整个城市都在颤抖。投弹后，敌战斗机群开始对地面疯狂扫射。刹时间浓烟滚滚，火光四起，尸横遍地……
轰炸结束后，解除警报的警报器一声数分钟长鸣，才把人们从死亡边缘唤醒转来。城墙木杆上也挂起象征平安的绿色灯笼，各十字街口的交通警察手上也换成绿色三角旗，上书“解除警报”四字……疏散的人群又潮水般地涌回城里。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3章 大后方的“跑警报”和“空战”（2）
1940年，敌机全年9次轰炸成都，是轰炸最频繁的一年，尤以10月份轰炸最为强烈。
10月4日，日机第5次大规模轰炸成都。日重型轰炸机27架，以26架驱逐机为掩护，上午9时许侵入成都市上空，从成都较场的“中央军校”一直炸到新东门城墙（时为高射炮阵地），投弹近百枚，多处房屋起火、硝烟满天。城边西蜀小学被炸毁，躲避在城墙屋角的学生因燃烧缺氧，全部窒息而死。这次轰炸损毁房屋160余间，炸死百余人，伤220多人……
10月5日，日机36架，12日29架，多次轰炸成都，每次在市区投弹近百枚。平安桥街天主堂、马道街法国圣修医院均被炸毁。炸死47人，伤50多人……
1940年10月27日的大轰炸，成都损失尤惨。日机分两批先后侵入，第一批21架，第二批15架，在少城公园及附近老皇城一带，投炸弹百余枚，炸毁民房400余间，死亡32人，伤26人。少城公园内民众教育馆、甫澄纪念医院及王铭章上将铜像基石被炸毁……死者血肉横飞、脑浆四溅、尸横遍地。
1941年敌机8次袭蓉。以7月27日空袭更猛烈，日机出动飞机108架，投弹358枚，成都主要街道均被炸。市民惊慌奔逃，不少人成了敌机俯冲扫射的活靶子，锦江岸边血流成河，死亡575人，受伤632人，房屋损毁3587间……请看当时《新新新闻》登载记者报道轰炸后的惨状：
沿途桥头、沟边、林盘、荒地、田坝都散乱摆着残缺不全的尸体，有头、手、脚和破碎皮肉被炸飞挂在树枝上、墙壁上，有的孕妇被炸破肚皮，淌流出血淋淋的胎儿和血浆泥土混在一起成黑糊糊一团。有的妇女在敞胸哺乳，幼儿还衔着奶头，母子浑身血污死去。有的农舍被炸弹揭开屋顶，全家老小躺在血泊中……城内皇城林盘还在冒烟，苦瓜架上涂满了带血的脑浆，粪坑边铺着血迹斑斑的人肠，树枝上挂着片片的血衣。在少城公园光明电影院坝子里，摆放着四肢不全的尸体100多具。在新东门外猛追湾、乱坟坝一带，也到处是炸死炸伤的平民……事后经省会警察局统计：敌机投弹446枚，民众死亡575人，轻重伤1368人，炸毁房屋3585间。
日军轰炸成都历时5年，先后共24次，其中以1939年“6·11”、1940年“10·27”、1941年“7·27”三次最为残酷……日机先后出动飞机550余架次，投掷燃烧弹、炸弹约1500余枚，市民被烧死炸死1270人，受轻重伤者达3500余人，摧毁房屋无数，近100余条街变成废墟，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敌机空袭时，除空勤、地勤、军警人员高度紧张外，“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