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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惨案赈恤的当事人欧阳平说，死者不会上1000人。
惨案发生后，重庆民怨沸腾，舆论哗然。中共《新华日报》报道：
“本月5日大隧道发生窒息案，蒋委员长闻讯，异常震怒悲痛，以隧道内设备欠周密，管理疏忽，致发生不幸事件，主管人员实责无旁贷，当即亲临灾区视察，抚慰被难家属……”
6月7日，蒋介石亲下手令：
“查本月5日晚间，敌机袭渝，市某隧道发生窒息，以致遇难民众死伤多人，实深震悼，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其玩忽之咎！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刘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着即革职留任……”
蒋介石特令组织“大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组织防空洞管理改进委员会，谷正纲为主任委员。5月16日，蒋介石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强烈谴责日本残暴罪行：“血债遍地，火光流天，惨毒之状，罄竹难尽！”蒋介石以最高领袖身份号召全国军民：“倍增团结，誓死雪耻，亲爱精诚，共报国仇！”
8月7日起，日军更开始对重庆城区进行昼夜不停的“疲劳轰炸”。8月10日至13日，市区发空袭警报13次，警报长达90余小时，日机在市区投下大批炸弹和燃烧弹，重庆城区整日笼罩在烈火浓烟中，商店民宅大部焚毁……位于佛图关下的国民政府礼堂和在长江上的美舰“图图拉”号也被炸，英、美、苏驻华使馆均遭轰炸。
但“陪都”重庆在敌机大轰炸下仍巍然矗立！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2章 炸不垮的“陪都”（7）
重庆赢得世界的尊敬
大轰炸让后方民众凝聚力更强了，并形成不屈不挠、充满爱国主义的“陪都精神”。
许许多多文化人以笔当枪，歌颂重庆民众的同仇敌忾。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美术家们，在1939年“五三”、“五四”敌机轰炸间隙，在闹市区都邮街一带断墙残壁上，画壁画、刷标语：“看，是谁杀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国家！”“团结抗战，抗战到底！”
著名剧作家宋之的写道：“当埋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妈妈时，我们和他们，活的人和死的人，跳跃的心脏和停跳的心脏，只有一线相连──共同的仇恨！” 老舍、知辛、于鸣、陆诒、梦星、靳人、戈矛等文艺工作者，也纷纷发表文章，控诉日机轰炸给重庆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著名实业家，重庆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胡子昂在集会上发誓：“敌人企图以狂轰滥炸毁灭重庆，纯属梦想。在任何情况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水电供应，绝不辍断一日！”重庆金融工商界名流汪雪松、温少鹤、康心如等也宣告：“所属银行钱庄，坚决留在市区，照常营业！”
1940年3月底，“宋氏三姐妹”结伴从香港飞赴重庆。三姐妹视察了防空设施、“伤兵之友”医院、儿童保育院、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属工厂，会见了中外各界人士，并前往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经由NBC广播网向全美发表演讲。
国内各抗日党派、广大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都把“宋氏三姐妹”的重庆之行看作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指出：“重庆的、以至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团结”。
1941年8月30日，蒋介石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各战区司令、参谋长军事会议。日本海军战略轰炸机队指挥官远滕三郎少将从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处获得黄山蒋介石官邸的确切位置，亲自率机轰炸黄山。两名卫士被当场炸死，4人负伤。“参加会议者，踏着血迹躲进防空洞”……
1941年，日机空袭重庆81次，约3500架次，投弹近9000枚，毁房近6000栋，死伤数千人。这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在市中区都邮街“大什字”广场修建 “精神堡垒”，顶端放置一口深蓝色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用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八年抗战中，日本对重庆的轰炸经历了两个阶段。1939年至1941年9月为第一阶段，目的是通过轰炸以“挫败蒋政权继续抗战的意志”。 但这个战略目的并未达到，大后方民众从未屈服，国民政府也从未屈服。1941年9月起，日美关系紧张，日本要全力发动太平洋战争，已无力继续对中国实施大规模空中攻击，对重庆轰炸便进入第二阶段。由于美国、苏联的援助增多，中国空军逐步取得了制空权。1942年日机空袭重庆2次，未投弹。1943年日机空袭重庆9次，计384架次，投弹151枚，死伤数十人……此后，日本对大后方的轰炸基本结束。
国民政府和大后方广大民众，为反空袭斗争作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四川反空袭斗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在1937年8月23日就成立防空司令部。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损失惨重，中外震惊。蒋介石命令紧急疏散人口，在5至7日3天内疏散市区人口25万。
5月5日那天，政府各机关的公、私汽车，甚至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专车，都用来疏散民众，贴上了“输送难民专车”的标志。各机关公务人员手执小旗伫立街头，照料难民下乡。开始有人畏怯不前，“经过解释后，大家都井然有序上车，疏散到乡下去”。
6月5日，英国路透社自重庆发出的电讯稿报道：“昨夜今晨，蒋委员长夫妇同往灾区巡视，委员长命市内一切公私车辆， 一律供疏散人员之用。今晨各车辆奉命集中于指定地点，由蒋夫人亲自指挥疏散妇孺……”
第四部分 赢得世界的尊敬第12章 炸不垮的“陪都”（8）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国民政府迅速下令改组防空司令部；由贺国光任司令，人员一律专职，并由军政部调3团兵力直属司令部，负责各种抢救工作；设立防护总团，负责防护、消防、救护和工务等工作，重组各区镇防护分团和分队；建立有关空难救济机构。经过一段时期的摸索、锻炼，逐渐形成了一个以防空司令部为基本队伍，包括广大民众团体的防护体系。群众和民众团体自己动手、筹款，修筑大量防空洞。仅1940年3月，同时就有120处动工修建……
1940年，参加反空袭服务的人员已近2万人。这些待遇菲薄的空袭服务人员，表现出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1940年“八一九”大轰炸，日机190架次先后侵入市区投弹。30余处被炸起火，半个重庆烈焰冲天……广大防护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在火海中救灾抢险，水电工人在日机轰炸下以惊人的速度修复被炸的水电工程。蒋介石曾撰文赞誉救护人员：“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与前方武装将士无殊！”
由于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参加了救护工作，据统计：日机每颗炸弹的死伤者，1939年平均5。5人，1940年平均1人，1942年平均0。3人。外国友人称誉重庆是战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
尤令人感动的是，连重庆罗汉寺、长安寺、华岩寺的青壮僧人也响应太虚大法师“愿全世界佛教徒速起共灭此恶魔”之呼吁，组成“僧伽救护队”。他们脱下袈裟，身着短衣，每当大轰炸来时拿起担架就跑。《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曾写下《轰炸诗》，讴歌佛门弟子：
“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日月暗无光。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今世更无清净地，九天飞锡护真光。”
防空当局1940年颁布了一系列有组织、有计划疏散的政策，统一运输工具价格。对无家可归的难民，除给予车船费外，到达郊外疏散地后还发给救济费。防空当局还鼓励商家在郊外重组市场，繁荣经济……
政府在社会救济方面也做了大量有效工作。最初主要是抚慰难胞，送发干粮，发放救济款……1940年后逐步把目标扩大到全社会。为保护劳工生命安全，市政府颁布的《空袭时间内工厂停工办法》，因空袭耽误工作的，工资照发。对被炸难胞，也由原来单纯发放救济款，过渡到小本贷款扶持其自救。在空袭防护方面，1941年“大隧道窒息案”发生后，当局迅速惩处相关人员、改组机构，改善洞、隧设施，并要求市民监督。
重庆的反空袭斗争由于一些官吏腐败、玩忽职守、防空设施简陋等种种原因，尽管不尽如人意，但是政府中枢工作正常，陪都各行业持续发展，市民生活基本正常……任日寇狂轰滥炸，重庆仍巍然屹立！
政府各级防空机构领导反空袭斗争，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积极支持，轰炸愈烈而抗日斗志愈坚。八年中，日军先后出动飞机6800余架次，炸死炸伤市民2。1万余人，敌机袭渝架次占对全国袭击总架次的27。3％，而死亡数仅占3％左右。
1941年，埃德加·斯诺发表《为亚洲而战》，书中谈到日机对中国内地特别是重庆的轰炸，斯诺说：
“日机几年来的轰炸，不仅没有毁灭首都的民气，反而激起了反侵略的浪潮。轰炸所造成的死亡，激起了劫后余生者深深的狂怒和厌恶。他们对侵略者有一种特别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上躲过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有见过母亲找寻她儿子的尸体和破碎头颅的悲哀，没有闻过被烧死的学童的气味，你决不能完全了解这种憎恨！轰炸所造成的破坏，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了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
抗战时期四川各城市、乡镇的街头巷尾、茶馆酒店，艺人们纷纷唱道：
“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太平洋上风云紧，巴山蜀水倍精神……敌机肆虐，激起义愤。愈炸愈强，绝不灰心。一见红球，切齿把敌恨。通过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