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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子孙遵行这一方向，于是有三代之风。像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背弃汉文帝、汉景帝谦恭简朴的作风，一心为老百姓谋利益，那么，以《诗》《书》中的赞词和颂歌来表彰他，一点儿也不过分啊！
班固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文景之恭俭”。对于他的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不著一字，这似乎也是一种批评吧。
受到班固高度赞赏的，是汉武帝在文化建设方面的功绩。
我们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正是在汉武帝时代，随着中国以大一统为基本形式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得以定型，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化共同体也得以基本形成。作为重要的历史标志，以儒学作为思想定式的制度也开始出现。
宋代学者洪迈《容斋五笔》写道，史家往往批评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侈，置生民于涂炭”，然而他“实有大功于名教”。也就是说，对以儒学为总方向的教化，因汉武帝的努力得以有显著的推进。自秦始皇焚书坑儒，汉初依然压抑儒学，“帝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登诸朝，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天下学士靡然乡风。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始请为博士官置弟子，郡国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请著为令。而《诗》、《书》、《易》、《礼》之学，彬彬并兴，使唐、虞三代以来稽古礼文之士，得以不废。今之所以识圣人至道之要者，实本于此。史称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盖已不能尽其美”。洪迈说，汉武帝请有见识的儒学之士参与高层政治决策，又创立新的学制，奖励学术，使得儒学获得延续、改良和发展、普及的良好条件。现今人们知道儒学的基本道理，正是由于汉武帝当时的文化举措。史书称赞他“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其实并没有能够充分表彰他的文化功绩。
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就是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
汉武帝时代，贬斥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大量起用文学儒者，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有人经常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无论是董仲舒还是汉武帝，或者当时任何一位思想界人士，都没有说过“独尊儒术”这样的话。记述西汉历史的文献中，也看不到“独尊儒术”这样的文字。“独尊儒术”这种表述方式，出现得相当晚，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的历史真实。
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应该说符合汉宣帝所说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儒学原则和法家等学说的巧妙结合。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咨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
第一部分太学的兴立
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兴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创建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正式官立大学自是出现。
《汉书·董仲舒传》说，汉武帝创办太学，是接受了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献策。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则可以使有志于学者以尽其材，而朝廷也可以因此得天下之英俊。
太学的创建，采用了公孙弘制订的具体方案。
公孙弘拟议，第一，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将原本私人收徒的博士确定为国家正式的教职，其私学形式于是转变为官学；第二，规定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第三，博士弟子得以免除徭役和赋税；第四，博士弟子的选送，一是由太常直接选补，二是由地方官选补；第五，太学管理，一年要进行一次考试；第六，考试成绩中上等的太学生可以任官，成绩劣次，无法深造以及不能勤奋学习者，令其退学。
汉武帝批准了公孙弘拟定的办学方案。
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生的数量，汉昭帝时增加到100人，汉宣帝时增加到200人，汉元帝时增加到1000人，汉成帝末年，增加到3000人，汉平帝时，太学生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曾经兴造校舍“万区”。东汉时期，太学生人数已经多至3万人，形成了“东京学者猥众”、“诸生横巷”的文化盛况。
东汉时的太学，已经形成社会舆论的一个中心。最高执政集团和整个官僚政体已经不能不重视太学中发出的声音。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有效地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入仕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汉武帝时代，除了建立太学之外，还命令天下郡国都设立学校官，初步建立了地方教育系统。
第一部分儒学领袖董仲舒
今天西安市碑林区有一条下马陵街。据说，下马陵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葬地，他的学生们每次经过这里都下马步行，所以称作“下马陵”。也有人说，“下马陵”的得名，是因为汉武帝每次经过董仲舒墓，都下马致敬的缘故。宋代学者程大昌《雍录》引李肇《国史补》：“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下马，时谓之‘下马陵’，岁远讹为‘虾蟆陵’也。”明代正德元年（1506），陕西巡抚王珝在这里建造了董子祠。嘉靖年间，又出现了董子墓。清康熙六年（1667）又扩建了祠堂，并且在门前刻石“下马陵”。
董仲舒的名字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光辉。
董仲舒出身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少年时就开始研读《春秋》，汉景帝时任博士。他专心学业，据说“三年不窥园”，宅中庭园景色优美，他竟然三年未曾分心。他言行举止，每时每刻都遵循“礼”的规范。儒学学士们尊奉他为导师。
汉武帝即位后，董仲舒以“贤良”身份对策，在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时见识卓越，言辞得体，为汉武帝所看重。
汉武帝任命他为江都国相。江都易王是汉武帝的哥哥，骄横好勇，然而董仲舒以儒学经典治国，得到江都王的尊重。
董仲舒在家中闲居时，得知辽东郡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殿都发生了火灾，于是借此宣传灾异学说，对现实行政自然免不了批评。草稿尚未完成，主父偃正好前来探访，出于嫉恨之心，偷走了草稿进献给汉武帝。汉武帝为此召见群儒，把董仲舒的文字给各位儒生看。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不知道是自己老师的文章，以为是“大愚”之见。董仲舒因此被捕，经过审讯定罪，应当处死，汉武帝诏令赦免。董仲舒从此不敢再议论灾异。
董仲舒为人廉洁正直。公孙弘治《春秋》之学，水准不如董仲舒。然而他善于察言观色，灵活处世，地位至于公卿。董仲舒看不惯公孙弘阿谀逢迎的作风，被公孙弘嫉恨。公孙弘听说汉武帝的另一位兄长胶西王极其任性骄狂，多次谋害朝廷派来的官员，便向汉武帝建议任命董仲舒为胶西国相。董仲舒到任后，胶西王听说这是著名的大儒，对他反而十分客气。但是董仲舒担心时间长了终究会出问题，只好借病辞职。他回到家乡之后，也只是修学著书，并不用心于家产经营。
宋人石介《安道登茂材异等科》诗写道：“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说到汉武帝时代儒学未必占据了压倒其他一切学派的地位。而“硗确”两字，其实也贴切地反映了董仲舒本人始终未曾显达的命运和不平坦的人生道路。
宋代学者苏舜钦曾经写过一首《过下马陵》诗，前两句是：“下马陵头草色春，我来怀古一沾巾。”诗句表达了怀古礼贤的心意，主题是对董仲舒和他当时提出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的纪念。此外，宋人戴复古“下马陵前感慨深”，元人王恽“下马陵前拜秋草”，谢应芳“浇酒林庄下马陵”，元人黄溍“时有北人来下马，不知秦树几啼鹃”，金人元好问“千年荆棘龟趺在，会有人寻下马陵”，以及明人黎民表“碑在千秋下马陵”等诗句，也都从不同角度抒发了对使儒学成为文化正统的董仲舒的深情怀念。
有意思的是，唐人对董仲舒墓的遗存，似乎并没有太多凝重而严肃的敬意。白居易《琵琶行》有“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的名句。又如僧皎然《长安少年行》诗：“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纷纷半醉绿槐道，蹀躞花骢骄不胜。”说到“虾蟆陵”时，也不免语句轻薄。这当然和唐代儒学并不一定总是摆出庄严冷穆的面孔有关，或许也反映了普通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儒学形象，原本有亲近人生的一面。
汉长安城遗址曾经出土的“石渠千秋”瓦当，“仁义自成”瓦当，也都是体现当时文化观念的重要遗存。石渠阁，是汉代宫廷图书档案馆。这里收藏着最丰富的文化精华。《汉书·刘向传》和《儒林传》都记载，这里曾经多次举行“讲论五经”，“五经诸儒，杂论同异”的儒学学术辩论活动。汉长安城遗址中未央宫前殿的北面，依然可以看到石渠阁夯土基址的存在。石渠阁遗址夯土台基长77米，宽65米，高874米，遍地散布着汉代的砖瓦残片。“仁义自成”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