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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汉武帝时代”，通常是指汉武帝执政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刘彻于汉景帝后三年（前141）正月即帝位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二月去世这一时期，前后54年又1个月。如果是指汉武帝生活的年代，则从刘彻于汉景帝前元年（前156）出生到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去世，前后近70年。
现在对于“民族”的定义还存在不同意见。如果我们姑且使用一般理解的“民族”一语的含义，承认汉王朝管理地域的民众可以看作一个民族共同体，那么，是可以讨论当时这个共同体的时代精神的。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回顾当时历史文化的面貌，认识汉武帝时代的民族精神。
鲁迅曾经由鉴赏汉代铜镜这样的艺术品，发表过对汉代文化特征的评论。他在《坟·看镜有感》中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对于美术风格，鲁迅又在1935年致李桦的信中说：“惟汉代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唐人线画，流动如生，倘取入木刻，或可另辟一境界也。”这里所说的“魄力”、“气魄”，当然已经不限于艺术，而涉及了文化精神。这位虽不专门治史却对历史有透彻理解的思想家评价中国传统文化时往往多有悲凉感慨，然而他对于西汉时期民族精神之所谓“豁达闳大之风”的深情赞赏，却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总结当时人的历史创造时说：“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古丝绸之路上发现的汉锦织文“登高明望四海”，正反映了这一时期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的胸襟，而积极进取的意向，也得到生动鲜明的体现。
“登高明望四海”表现出的立高怀远的文化精神，是汉代文明繁荣的主要表现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史历程中我们至今可以引以为自豪的闪光点。
鲁迅所谓“闳放”和“雄大”，既可以看作对“取材异域”且“自出新裁”收获最为突出的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结，也可以看作对当时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表述。当时的汉人，比后来一些时代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质朴，更多的刚强。而我们国民性中为近代激进学者所深恶痛绝的虚伪与懦弱，曲折与阴暗，在当时似乎还并不很明显。有人说，当时是中国文化的少年时代，是有一定道理的。《太平御览》卷七七四引《汉武故事》记录了著名的颜驷事迹：汉武帝有一天乘辇来到郎署，看到一位白头发白胡子的“老郎”。汉武帝问：“公何时为郎，何其老也？”回答说：“臣姓颜名驷，江都人，以文帝时为郎。”汉武帝诧异这位在自己祖父当政时就已经作了“郎”的颜驷，何以始终未得提升，又问道：“何其不遇也？”颜驷答道：“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汉武帝时代“好少”，如果超越帝王个人情趣，理解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可能也是适宜的。
有人在谈到汉武帝的时候说：“汉武帝所有的事都‘愣’，都过度，荷尔蒙旺盛，当一个人的人性得到最张扬的发挥时，肯定是他人的边界被压缩到最小的时候。汉武帝做事，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这样的评断，不免简单化绝对化之嫌。专制帝王“做事”，自然大都是“除了他自己痛快，谁都不痛快”。然而进行跨时代的历史比较，以汉武帝和宋代以后的历史时期对照，所谓“愣”，所谓“过度”，所谓“旺盛”以及“人性”“张扬”等等，是汉武帝的个性特征，同时可能也是当时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特征。
当时虽然是在专制制度之下，依然有不少敢想敢说敢作的人，他们的心理，并没有完全被臣民的奴性所锁锢。侠风的盛起，就是这种精神倾向的社会表现之一。
第三部分李陵案例（3）
当时慷慨豪放，重义轻死的所谓“游侠”的活跃，也体现了民间风尚的特点。荀悦在《汉纪》卷一○《孝武一》中说：“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荀悦强调了他们“立气势”、“立强”的精神特征。司马迁《史记》特别为他们立传，又称述其独异于社会其他人等的品格，说他们能够“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所谓“仁者”、“义者”，与他们相比，也有不足。他们实际上在另一层次上实践了“仁”“义”。司马迁注意到游侠精神传递的悠远，这种传递，并不凭借经典文献而得以承继；也注意到游侠社会声誉的广大，这种声誉，也并不凭借权势地位而得以张扬。司马迁写道：世间“闾巷之侠”，“匹夫之侠”，虽然往往违犯当时法禁，对于社会却并无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声之远播，群众之追随，不是没有原因的。对于放纵私欲，奴役贫民，欺凌孤弱的行为，游侠其实也是鄙视的。司马迁不满意将游侠与“暴豪之徒”等同的官方见解，似乎反映了一种“体制外”的思想个性。然而他的见解，也是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汉武帝时代的“游侠”曾经进行过引人注目的表演。他们的活动和影响，为当时的社会风貌涂染了鲜丽的色彩。而司马迁的态度，则表现出较高层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倾向。看来，当时文化“正统”的力量还并不十分强大，人们坚持与执政者不同的立场，发表与执政者不同的意见，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间。《汉书·游侠传》分析游侠兴起的背景时所谓“禁网疏阔，未之匡改也”，应当说是客观的分析。
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往往也是与文化节奏的历史差异有关的。汉武帝生活的历史时期，社会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借用当时人的表述习惯，这种时代精神表现出“奋迅”（《史记·乐书》）、“骋驰”（《淮南子·修务训》）、“奔扬”（《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驰骛”（东方朔《七谏》）的节奏特征。汉武帝执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边，尚武之风益起，影响到社会生活节奏转而更为骤急。当时人们热心一种飞车竞驱的“驰逐”运动，《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东方朔传》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说林训》称作“追速致远”的这种追求高速度的竞技形式，为社会上下普遍喜好。汉武帝喜好亲手击杀熊和野猪，挽弓纵马，追逐野兽，也可以看作相关社会风尚的表现。
《汉书·陈汤传》记载，西汉晚期，甘延寿、陈汤经营西域，克敌立功，有“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语。这种强烈的国家意识，应当是在汉武帝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时开始形成。这种意识的心理基础，是民族自尊心。不过，我们在进行相应的心理分析时，应当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注意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我们看到，汉武帝决策发起对匈奴的远征，有足够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一点儿也不狭隘。比如匈奴贵族子弟金日受到信用，甚至受顾命，辅幼主，就是明显的例子。著名秦汉史学者劳榦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当时汉王朝的主力军中有“胡骑”部队。“巫蛊之祸”时，和政府军抗争的太子刘据争取“长水胡骑”和“宣曲胡骑”的支持而未遂，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人私自越境前往匈奴地区的诸多“亡人”，也把中原先进技术带到了草原地区。而张骞和苏武都曾经娶匈奴女子为妻，体现了在当时民族关系中，在战争的怒涛之下，也有亲和的缓流。
就汉武帝时代社会文化风格的总体趋势而言，按照鲁迅的表述，“闳放”是基于“自信”，“雄大”的另一面，则是“深沉”。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汉代社会的精神现象时应当注意的。
秦汉时期对于外域文化的认识，由于交往的有限，而怀有某种神秘感。秦始皇和汉武帝“并海”巡行的壮举以及所倡导的狂热的海上求仙运动，都可以作为反映当时人外域文化观的例证。
汉代民间西王母崇拜的盛行，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较为普遍的“天下”观或称“世界”观的文化现象。民间这种基于对远域国家部族的模糊了解所产生的迷信意识，是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所应当注意的。《易林》中所谓“西见王母”、“西过王母”、“西遇王母”、“西逢王母”而皆蒙福祉诸文句，都反映了西王母崇拜的这一心理背景。汉代受到普遍崇拜的吉祥永寿之神西王母，在当时巫风大畅的背景下，可以看作西方神秘世界的一种典型象征。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当同样来自西方的佛的形象在中土民间意识中得以确立并且逐渐高大起来之后，西王母神话的影响便渐渐削弱了。
秦汉时期，是中原华夏文化主动西向，同时又空前集中、空前强烈地感受到西方文化东来影响的历史阶段。对于西方见闻的疏略，对于西方认识的模糊，对于西方理解的肤浅，使得西方文化具有了某种神秘的色彩。当时人对于来自外域的新鲜事物，一方面有所欢迎，一方面又心存疑惧。《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沿海巡行，在琅邪梦与海神战，又听信占梦博士的话，以为海上恶神以大鱼蛟龙为前沿警卫，如果除去，则善神可致，于是“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果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