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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与汉武帝不寻常的心境有关。李少君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自称能够避免衰老，善于制造“数百岁人也”的假象，然而却在极度富贵中病死。齐人少翁把帛书置于牛饲料中，而佯装不知，宣称发现这头牛的腹中有异象。然而终以笔迹败露，被汉武帝处死。栾大因不敢入海，骗局揭露被杀。以栾大为例，元鼎四年（前113）春，栾大封侯。元鼎五年（前112）九月，就被处死。这位曾经被汉武帝看作“天若遣朕士”的方士，虽一时“贵震天下”，然而只风光了一年半左右，就全面败露而陷于死地。
第三部分征和年间的动乱（2）
东海方术之学的鼎盛时代，在汉武帝以后即宣告结束。或许可以说，汉武帝通过亲身的试验，使得西汉王朝的最高执政集团终于明白了以海滨为基地的这种神仙信仰的荒诞。
唐人曹唐《汉武帝将候西王母下降》诗：“昆仑凝想最高峰，王母来乘五色龙。歌听紫鸾犹缥缈，语来青鸟许从容。风回水落三清月，漏苦霜传五夜钟。树影悠悠花悄悄，若闻箫管是行踪。”又《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诗：“鳌岫云低太一坛，武皇斋洁不胜欢。长生碧字期亲署，延寿丹泉许细看。剑佩有声宫树静，星河无影禁花寒。秋风袅袅月朗朗，玉女清歌一夜阑。”都描绘了汉武帝求仙热情的旺盛。唐代诗人李贺《仙人》诗写道：“弹琴石壁上，翻翻一仙人。手持白鸾尾，夜扫南山云。鹿饮寒涧下，鱼归清海滨。时时汉武帝，书报桃花春。”宋代史学家司马光《读汉武帝纪》诗也写道：
方士陈仙术，飘飘意不疑。
云浮仲山鼎，风降寿宫祠。
上药行当就，殊庭庶可期。
蓬莱何日返，五利不吾欺。
也说到汉武帝对“仙术”深信“不疑”的心态特征。司马光又有《汉宫词》：“苜蓿花犹短，蒲萄叶未齐。更衣过柏谷，走马宿棠梨。逆旅聊怀玺，田间共斗鸡。犹思饮云露，高举出虹蜺。”说汉武帝有旷达潇洒的一面，但是面对生死，依然难以跳出世俗迷信。“长生无极”的妄想，也寄托在宫苑建筑中。“犹思饮云露，高举出虹蜺”，说的是承露盘。
《三辅黄图》中，三次说到承露盘。卷一《都城十二门》写道：“长安城北出东头第一门曰洛城门，又曰高门。《汉宫殿疏》曰：‘高门，长安北门也。又名鹳雀台门。外有汉武承露盘，在台上。’”卷三《建章宫》有对汉武帝营造的建章宫的描述：“神明台，《汉书》曰：‘建章有神明台。’《庙记》曰：‘神明台，武帝造，祭仙人处。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长安记》：‘仙人掌大七围，以铜为之。魏文帝徙铜盘，折，声闻数十里。’”卷五《台榭》说到甘泉宫通天台也有承露盘：“通天台，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台。《汉旧仪》云：‘通天者，言此台高通于天也。’《汉武故事》：‘筑通天台于甘泉，去地百余丈，望云雨悉在其下，望见长安城。’‘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乙，云令人升通天台，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若大流星，乃举烽火而就竹宫望拜。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承云表之露。元凤间自毁，椽桷皆化为龙凤，从风雨飞去。’《西京赋》云：‘通天眇而竦峙，径百常而茎擢。上瓣华以交纷，下刻陗其若削。’亦曰候神台，又曰望仙台，以候神明望神仙也。”
汉武帝的神仙意识在历史上常常受到指责。
唐人崔涂《续纪汉武》诗写道：“分明三鸟下储胥，一觉钧天梦不如。争那白头方士到，茂陵红叶已萧疏。”唐人许浑的诗作《学仙二首》写道：“汉武迎仙紫禁秋，玉笙瑶瑟祀昆丘。年年望断无消息，空闭重城十二楼。”“心期仙诀意无穷，采画云车起寿宫。闻有三山未知处，茂陵松柏满西风。”都讽刺汉武帝学仙不成，最终还是长眠于茂陵松柏之下。李华的《咏史诗》说得更为直接：“日照昆仑山，羽人披羽衣。乘龙驾云雾，欲往心无违。此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国。灵气皆自然，求之不可得。何为汉武帝，精意遍群山。糜费巨万计，宫车终不还。苍苍茂陵树，足以戒人间。”茂陵的苍苍林木，提供给后人永远的鉴诫。
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二写道：“（汉武帝）斋戒求仙，毕生不倦，亦可谓痴绝矣。李颀《王母歌》云：‘武皇斋戒承华殿，端拱须臾王母见。手指元梨使帝食，可以长生临宇县。’又云：‘若能炼魄去三尸，后当见我天皇所。’观武帝所为，是能炼魄去三尸者乎？善哉东坡之论也，‘安期与羡门，乘龙安在哉！茂陵秋风客，劝尔麾一杯。帝乡不可期，楚些招归来。’言武帝非得仙趾姿也。又有《安期生诗》云：‘尝千重瞳子，不见龙准翁。茂陵秋风客，望祀犹蚁蜂。海上如瓜枣，可闻不可逢。’言安期尚不见高祖，而肯见武帝乎？其薄武帝甚矣。吴筠《览古诗》云：‘尝稽真仙道，清淑秘众烦。秦皇及汉武，焉得游其藩。既欲先宇宙，仍规后乾坤。崇高与久远，物莫能两存。矧乃恣所欲，荒淫伐灵根。安期反蓬莱，王母还昆仑。’此诗殆与东坡之旨合。”人们鄙薄汉武帝求仙的“痴绝”，是正确的，然而连带这位帝王多欲有为的性格，甚至他的一系列政策一同批判，取“薄武帝甚”的态度，则应当进行必要的分析了。
不管怎么说，狂热的求仙渴望，是汉武帝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通过汉武帝对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到这位历史人物的短见和远识、偏执和浪漫、迷妄和智思，如何交错于胸，形成了特殊的心态。
第三部分巫蛊之祸（1）
刘据的命运，是因为“巫蛊之祸”而发生重大转折的。
汉武帝晚年，行政苛烦，为法严厉，而且迷信方士神巫，年迈多疑，喜怒无常。《汉书·武五子传·戾太子刘据》说：“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多病，“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于是指使酷吏清查“巫蛊”，严刑逼供，形成空前的大狱，据说有数万人冤死，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祝诅”，就是祝告鬼神，以加祸于仇人。
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写道：“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而“心术既荒，随念招妄”，“迷不复开”，也是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之一。
“巫蛊之祸”随即引发了都城长安以汉武帝调动和指挥的政府军为一方，以太子刘据发动的长乐宫卫戍部队和武装市民为另一方的直接的战争。鏖斗之激烈，据说伤亡数以万计，大路两旁的沟水，都被鲜血染红。“巫蛊之祸”作为发生于汉武帝统治晚期的一场剧烈的动乱，使汉帝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也形成了深刻的社会震动，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演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巫蛊”，本来是以民间礼俗迷信作为观念基础而施行的加害于人的一种巫术形式。“蛊”的原义，大约是以毒虫让人食用，使人陷于病害。《说文·虫部》写道：“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汉武帝时代所通行的“巫蛊”形式，大致是用桐木削制成仇人的形象，有的插刺铁针，埋入地下，用恶语诅咒，以为能够使对方罹祸。有学者称此为“偶像伤害术”。《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叔嫂逢五鬼，通灵玉蒙蔽遇双真》中，说赵姨娘买通马道婆“暗里算计”凤姐和宝玉，就使用了这种巫术。马道婆抓了银子，收了欠契，“又向裤腰里掏了半晌，掏出十个纸铰的青面白发的鬼来，并两个纸人，递与赵姨娘，又悄悄地教他道：‘把他两个的年庚八字写在这两个纸人身上，一并五个鬼都掖在他们各人的床上就完了。我只在家里做法，自有效验。’”马道婆做法果然有效验，“只见宝玉大叫一声：‘我要死！’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随后，“宝玉益发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登时园内乱麻一般。正没个主见，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后来，“他叔嫂二人愈发糊涂，不省人事，睡在床上，浑身火炭一般，口内无般不说。”邓启耀《中国巫蛊考察》曾经写到这种巫术形式在近世民俗中的表现：“用纸人、草人、木偶、泥俑、铜像乃至玉人作被施术者的替身，刻写其姓名或生辰八字，或取得被施术者身上的一点毛发、指甲乃至衣物，做法诅咒后或埋入土中，或以针钉相刺，据说，被施术者就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刺偶像的哪个部位，真人的哪个部位就会受到感应性伤害。为了折磨仇家，施术者往往在偶像上遍钉铁钉并合厌以魔鬼偶像，最后才以巨钉钉心，弄死对方。”
“巫蛊”曾经是妇女相互仇视时发泄私愤的通常方式之一。汉代宫廷妇女和贵族妇女中因嫉妒而使用“巫蛊”之术，使得这种迷信意识严重侵入上层社会生活。（西汉后宫盛行“巫蛊”的情形，可以通过汉武帝许皇后的事迹得到说明。）
汉代宫廷中“巫蛊”事，以民间巫术的兴起为背景，同时又助长了神秘主义意识在社会礼俗中的渗透。
汉武帝晚期“巫蛊之祸”的发生，因卫皇后的女儿诸邑公主、阳石公主案拉开了序幕。
征和二年（前91），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又派人用巫术诅咒汉武帝，并且在汉武帝经常经过的甘泉宫驰道埋偶人（颜师古注：“甘泉宫在北山，故欲王皆言上也。刻木为人，像人之形，谓之‘偶人’。”），祝诅之言十分恶毒。于是公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