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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子·主术训》也说，利用众人的智慧，那就没有什么不能够承担的；集中众人的力量，那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战胜的。能够顺应民众之心的人，取得天下，治理天下，都是没有问题的。
宋人胡宿《淮南王》诗写道：“贪铸金钱盗写符，何曾七国戒前车。长生不待炉中药，鸿宝谁收箧里书。碧井床空天影在，小山人去桂丛疏。云中鸡犬无消息，麦秀渐渐遍故墟。”这里所说的“鸿宝”，是指淮南王刘安的著作。《汉书·刘向传》说，“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一般以《鸿宝》为道教修仙炼丹之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就赋作产量而言，仅次于“枚皋赋百二十篇”。至于“小山”，则是在刘安主持下，他周围文士们创作的文学作品。
汉代学者王逸在《〈楚辞·招隐士〉解题》中说，淮南王刘安博雅好古，招怀天下俊伟之士，多有学者追慕相从，他们各尽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辞赋，按照内容形式分类，有的称“大山”，有的称“小山”，和《诗经》中有“大雅”、“小雅”一样。
第二部分司马谈·司马迁（1）
稍有中国历史文化常识的人，不会不知道《史记》。
在汉武帝时代，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正是《史记》一书。
《史记》是西汉时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之一。《史记》全书130卷，是一部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时代的中国通史。作为史学著作，其内容之完整，结构之周密，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史记》以人物《纪》、《传》为主，辅以《表》、《书》，合编年、纪事诸种史书文体之长，创造了史书的纪传体新体裁，成为此后二千年王朝正史编纂形式的规范。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这一书名，是在东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年说法不一，一说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20岁开始游历天下山川，重视探访重要的历史遗迹。此后不久，仕郎中，以汉武帝侍卫和扈从的身份多次随驾出巡，并曾奉命出使巴蜀。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继承其父司马谈的职务，任太史令。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陈述了自己家世的历史渊源及学术背景之后，说到父亲司马谈竟然是因为未能追随汉武帝封禅泰山，以致“发愤”而去世的。
司马迁当时奉使西行巴蜀以南，经历西南夷之地，返回之后向朝廷汇报时，与父亲相见于河洛之间。父子两代历史学家之间，有一段悲切感人的对话。
司马谈紧紧握着司马迁的手，流着热泪说：我们的祖先曾经是周王朝的太史，再往上追溯，前代祖先还曾经在虞夏之朝有显赫的功名。后世竟然中衰，难道要在我这一代中断了吗？你接任太史，则继承了我们祖先的事业。现今天子封禅泰山，是承接千年绪统的重大举措，而我却不能从行，是命运这样决定的吗？我死之后，你必然任太史。任太史之后，不要忘记了我有心完成的论著。……当今大汉兴起，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我任太史而没有记载，废天下之史文，令我内心十分惶恐，你应当时时想着这件事！
司马迁低着头，也禁不住泪双流。他说：小子不敏，愿意详细论说先人所记录的史事，不敢遗漏。
我们看到，一种文化的传承，文化的接替，是通过这样的心与心的交孚感会而实现的。
《史记志疑》卷三六引慵讷居士《咫闻录》，有这样的说法：“太史谈且死，以不及与封禅为恨。相如且死，遗《封禅书》以劝。当时不独世主有侈心，士大夫皆有以启之。杜子美天宝十三载献《封西岳赋》，劝玄宗封华山，帝未及行，明年禄山反，天下大乱。文人孟浪类如此。”论者指出，封禅的荒唐表演，不仅出于帝王的“侈心”，也有文人怂恿的因素。汉武帝时代的司马相如，唐玄宗时代的杜甫，都有这样的不庄重的“孟浪”言行。看来，《咫闻录》的作者是承认“太史谈且死，以不及与封禅为恨”是真实的心理记录的。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中井积德说，司马谈留滞周南，其实是因为汉武帝决意“尽罢诸儒不用”。而《史记·封禅书》记载，司马谈确实曾经热心于具有浓重神学色彩的祭祀仪礼的制定与说明。元鼎四年（前113），他曾经与祠官宽舒议立后土祠。元鼎五年（前112），又与宽舒议立泰畤坛。两次建议均得到采纳。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封禅即将进行时“而尽罢诸儒不用”的这种强烈反差下，他痛感失落，悲怨积郁于胸，终于“发愤且卒”，其实是很自然的情形。
中井积德又说：“封禅出于术士之妄，岂儒者所可言哉？谈罢可谓幸矣。乃发愤至死，何惑之甚！虽迁亦未知封禅之为非也，是汉儒之通病矣。”他说，封禅建议本来都是方术之士的妄言，儒学学者怎么可以参与其事呢？司马谈被排斥其外，是他的幸运，然而竟然郁怨而死，他怎么竟然糊涂到这等地步！即使是司马迁，也对于封禅没有清醒的认识，这看来是汉代儒者共同的思想误区啊。
按照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的说法，司马迁就在和司马谈相会于河洛之间后，立即就东行追行汉武帝乘舆，司马谈去世时，司马迁可能正在汉武帝身边服务。
就总体而言，司马谈是一位极有识见的历史学者。
俞正燮《癸巳类稿》曾经说，“《史记》之事，大半谈著，至其驰骋议论，谈无与焉”。说《史记》记述的历史，大半都是出自司马谈之手，而史学议论，则出自司马迁。顾颉刚《司马谈作史》一文也指出：“《史记》一书，其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有二，一为楚、汉之际，一为武帝之世。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光照千古”，“若楚、汉之际，当为谈所集材。谈生文帝初叶，其时战国遗黎、汉初宿将犹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为多方面之记述。此一时期史事之保存，惟谈为其首功。其笔力之健，亦复震撼一时，叱咤千古。如闻董生辈转述夏无且语而写荆轲，生龙活虎，绘声绘色，其文学造诣之高可知。其书有传文，有赞语，开创作之一体，为二千年来史家所共遵，其史学见解之深辟亦可知。故《史记》之作，迁不得专美，凡言吾国之大史学家与大文学家，必更增一人焉，曰‘司马谈’。”
第二部分司马谈·司马迁（2）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说，“史公交游，据《史记》所载，《屈原贾生列传》有贾嘉，《刺客列传》有公孙季重、董生，《樊郦滕灌列传》有樊它广，《郦生陆贾列传》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张释之冯唐列传》有冯遂（字王孙，《赵世家》亦云‘余闻之冯王孙’），《田叔列传》有田仁，《韩长孺列传》有壶遂，《卫将军骠骑列传》有苏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孙季重、董生（非仲舒）曾与秦夏无且游，考荆轲刺秦王之岁，下距史公之生年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见史公道荆轲事。又樊它广及平原君子辈行亦远在史公前。然则此三传所纪，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史记》文本中多处说到作者的交游实践，其中若干人以年龄分析，并不与司马迁同时，王国维于是判断是司马迁追记父亲司马谈的言谈。
顾颉刚则说，这样的情形，并非或然，而是必然。《史记》赞语中所说的“余”，其实是司马谈自称。看来，司马谈著史，有传，有赞，则《史记》之体例是由司马谈创定。而司马迁继作，仍然采用了司马谈设定的结构，和后来班固承袭其父班彪作《汉书》的情形其实相同。
太史令司马迁曾经参与主持制定新的历法。此后，开始撰写《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兵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汉武帝，下狱受腐刑。获释后为中书令，忍辱发愤，完成了《史记》一书的撰著和润饰。
《史记》这部历史名著以文化内涵之宏大和历史眼光之阔远，久已受到学人的重视。
扬雄《法言·君子》写道：“《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太平御览》卷六○二引桓谭《新论》也说：“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王充在《论衡·案书》中又写道：“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河汉也，其余，泾渭也。”司马迁的史书是大江大河，其他著作则如同泾渭这样的支流。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说司马迁“博物洽闻”，其书则“涉猎者广博”，“驰骋古今”。后世又有朱熹《朱子语类》说“司马迁才高，识亦高”，风格“粗率”“疏爽”，欧阳修《帝王世次图序》称司马迁“博物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则称其“高气绝识，包举广而兴寄深”，黄震《史惑》也说“迁以迈往不群之气”，“激为文章，雄视千古”。又如钱谦益《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所谓“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王治皞《史记榷参》所谓“雄深雅健，自成一家之言”，“识力笔力，卓绝千古”，李晚芳《读史管见·读史摘微》所谓“其识甚高，其学甚博”，“其文峻洁雄伟，自成一家”等，也都是值得重视的评论。
《史记》之广大博杂，建构了社会史料的宏大宝库。
翦伯赞《中国史纲》曾经这样说，与一般“以个人为中心的历史”不同，《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