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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自己解决；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中逐出蒋介石的代表；5．召开五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采纳上述5个条件，即可召开五大国代表会议，签订停战条约。
在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时，斯大林表示完全同意中国这5个条件，但认为在联合国未就停止朝鲜军事行动问题产生意见之前，不宜亮出这些底牌。
12月14日，联合国已通过了停火决议，中国政府不能不就停火问题表明立场。周恩来郑重声明：“中国人民亟望朝鲜战事能得到和平解决。我们坚持以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为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谈判基础，美国侵略军必须退出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取得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这几点不但是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合理要求，也是全世界一切进步舆论的迫切愿望。朝鲜问题和亚洲重要问题的和平解决，离开这几点是不可能的。”
中国提出的条件并不是硬要将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与朝鲜问题联在一起，而是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就侵略了中国的台湾，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打着联合国的招牌侵略朝鲜，因此，朝鲜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台湾问题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解决等联系在一起考虑。但对美国来说，周恩来所提这些条件无疑是要价太高，美国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12月3日，金日成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就朝鲜战争形势进行了会谈。
战场上的胜利给两位领袖的会谈增添了愉快的气氛。毛泽东对金日成说：“原先我一直担心两个问题，一是志愿军过江后能不能在朝鲜站住脚，经过第一次战役，这个问题解决了；二是靠现有装备，能不能和装备现代化的美军交战，交战后能不能取得胜利，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事实证明，我们不仅可以与美军交战，而且能战而胜之，看来原来的担心不必要了。”
关于战争如何往下发展，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战争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并仍应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才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但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的消灭敌人，旨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国撤兵会更有力量。美帝如果承认撤兵，联合国有可能在同意中苏参加的条件下，主张全朝鲜人民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自己政府。但美帝和蒋介石一样，诺言协定都不可靠，故应从最坏方面着想。”
毛泽东吸着香烟对金日成说：“既然美国人敢于诉诸武力，那么中国志愿军就要奉陪到底。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胜利了，但还不够，还要接着打。你敢越过三八线北进，那我为什么不能超过三八线南进？”
金日成则高兴地回答：“对，要乘胜前进！”
从当时战场形势看，志愿军尽管实际困难很多，但是参战仅仅2个月就把美军打得一溃千里，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以及民主阵营的士气大大高涨。这时，志愿军的作战正处于一帆风顺的形势下，如果停止于三八线以北进行休整，则正是美国所希望的。而这时在民主阵营内部，无论斯大林还是金日成，都不希望看到志愿军就此停止。
12月4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向苏联副外长安·葛罗米柯辞行，就朝鲜战场形势问道：“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军队在成功地继续进攻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越过三八线？”葛罗米柯非正式地表达了苏联方面的意见：“鉴于当前朝鲜的形势，提出‘趁热打铁’这句古老的谚语是十分恰当的。”
但是，经历了两次战役后，志愿军虽然取得了超出预想的战果，困难却也随之增长。第二次战役结束后，部队减员已达10万人，第9兵团又因冻伤严重至少两三个月无法参战。全军汽车因空袭和事故损失，只剩下260辆，供应极其困难。此时的朝鲜半岛已完全进入冬令时节，无论半岛南北，气候都异常寒冷。同时志愿军向南挺进，供应线延长，再加上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后方公路、铁路和桥梁遭受破坏严重，物资供给十分困难，志愿军部队经常缺衣少粮。从鸭绿江向前线运送后勤物资不敢走公路，铁路也炸断了，只能靠原始的人力背送。不要说弹药，连战士吃的炒面、穿的棉衣都供不上。东线3个军除了一线的战斗员，上到军师长，下到唱歌跳舞的文工团员、烧水煮饭的炊事员，都动员起来往山上扛粮食，但即使如此，后来计算，东线的粮食只能满足部队最低生存需要的1/2，许多战士都是穿着草鞋，甚至打着赤脚，饿着肚子在零下40℃的雪地里向美军冲锋。
第三部分：血洒异乡土 终谁与争锋“马歇尔将军的故伎重演”（4）
在西线，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42军一个班，上级发下一双棉鞋，战士们决定，谁站岗谁才有资格穿上这双宝贵的棉鞋。整整一个冬天过去，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以南，这双棉鞋竟丝毫无损，然后又被完好地移交给接防部队……
身在前线的彭德怀了解部队的实际情况，对冰天雪地中顽强战斗的将士们的疾苦感受最深，在占领平壤后，12月8日13时，彭德怀、洪学智、解方经过商议后，都认为现在立即越过三八线并不合适，但在三八线以北再打一场战役并无问题。
于是，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下一战役的考虑：“拟在三八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作战，让敌占三八线。待我充分准备，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主力。”这时，苏联驻朝大使提议一气打到南朝鲜去，受到彭德怀的反驳。彭德怀还报告说：“速胜盲目乐观情绪已在各方面生长，‘建议’我军目前仍采取稳进。”
然而，毛泽东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的决心已下，他指出此役的必要性说：
“你对敌情估计是正确的。必须作长期打算。此点我曾向金日成同志说了……速胜观点是有害的，望设法给以克服。美英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中存在的旧印象，进行其政治宣传，并企图迫我停战，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打法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如不顺利则适时收兵，到适当地点休整再战……”
与此同时，邓华在第二次战役期间因翻车负伤，志司决定让他回国治疗，他临行前致信彭德怀，对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三个可能：
一为敌被迫谈判求和，二为被迫撤出朝鲜，三为安上桥头堡一个（大丘、釜山）或两个（汉城、仁川）。如我能歼灭比上一战役更多的美军，则可能出现第一、二个可能，否则为第三个可能。根据今天情况看来，第三个可能性大。……假如打成第三种局面，我意作较长期打算。保留小部（两三个军）配合人民军并撑他们的腰，广泛开展游击战，去纠缠疲惫和消耗敌人……
22日，彭德怀将邓华的信转给毛泽东。毛泽东随即回电指出：“战争仍然要作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知道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同时考虑到为以后作战有利于歼敌，不使敌军过于集中，毛泽东提出不但人民军第二、第五军团现不要深入三八线以南，而且在第三次战役后，志愿军和人民军全部应后撤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彭德怀则回电表示：“……此役，在部队中动员强调越过三八线的政治意义……占领三八线后又不要三八线，还须作一番解释。我意既已占领了，如无其他特别原因就占领之，不去威胁汉城，让敌占领。如敌像平壤一样自动放弃，即令人民军一军团前往占领，志愿军集结4至5个军（9兵团在内）撤至三八线以北……”
毛泽东则回电，建议将越过三八线的战役提前至次年1月，认为：“从12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势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产生许多议论。如我军能照你们目前部署，于1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毛泽东最后还给彭德怀带来一个好消息，斯大林认为志愿军的领导完全正确，也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主动提议给前线增加汽车2；000辆！
毛泽东决定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是基于对当时战场内外的政治形势的分析作出的。两个人都是对的。彭德怀前线统兵，必须从军事家的角度看待问题，毛泽东坐镇北京，必须纵览国际风云，从政治角度看问题。
此时，朝鲜战场上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经过长期的讨论和筹划，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了。
12月初，志愿军乘胜追击时，与敌后人民军主力胜利会师，人民军收拢回来的部队已有3个军团，经过补充后刚刚恢复了战斗力。在胜利的鼓舞下，人民军主力求战情绪很高，中朝军队要正式并肩作战了。两军作战，必须解决指挥的问题。由于指挥不统一，两次战役中都有一些教训。38军因听信人民军部队误报，派113师去保卫熙川以北的军火库，导致延误了断敌后路的时机。人民军的坦克部队向39军误击，让被围的美军24师一部借机南逃，这些情况让毛泽东和金日成都很痛心。但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从第一次战役一直到第二次战役快打完才正式解决。
第一次战役时彭德怀希望人民军开辟敌后战场。金日成同意，苏联驻朝军事顾问瓦西列夫不同意，苏联驻朝大使史蒂科夫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