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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的书面和口传材料。毋庸置疑，《新约》最著名的文学样式是比喻，这已构成耶稣讲道的主要特征（《马可福音》第4章34节称，“若不用比喻，耶稣就不对他们讲话”）。然而，不论耶稣为比喻打上的个性标记有多深，他仍不是比喻的发明者。在他之前，这种以间接方式教诲人的传统可上溯到《旧约》时代（希伯来文为mashal）。
福音书中还有一些传统形式，如宣告型故事、治病故事、格言、降生故事（只出现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耶稣登山训众时所述八福、哀叹辞、立法讲论（“你们已经知道……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讽喻、委派使徒的描写、耶稣改变形象的场面等。当某位福音书作者从自身趣味和需要出发而著书立说时，这些形式和另一些常见的成分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无论何种成分，它最初都在教会中口头流传，都是某一信徒团体的共同财富。但是，我们虽能确认前后文体，却无法轻易指出其中某成分的用途。最后晚餐的故事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因为由信徒共同参加，以背诵耶稣言论、模仿耶稣行为为特征的圣餐肯定很快在教会中成为制度。最早的记载来自保罗。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后，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哥林多前书》第11章）无论怎样理解保罗的这段话，人们都无法否认，最后晚餐的故事最初存在于任何福音书一类的文学作品之外，并独立地发挥作用。它在福音书中一再出现（《马太福音》第26章、《马可福音》第14章、《路加福音》第22章），则说明对于教会的重要性。
我们读圣经文学，必须摆脱自己的欣赏观念，努力进入他们当时的精神境界。或许，这正是作者的初衷所在。
（3）比喻都是寓言
寓言的手法能使两种意义发生联系——即如隐喻和象征——并总让人系统地探求这种联系。寓言的出发点是人为的结构。如《马太福音》的9个主要比喻都是寓言，其中3个带有清楚的阐释。《马可福音》的头一个比喻（耶稣对撒种的比喻）虽然与后面的寓言性解释明显不符，但却让我们得以观察作者的思维方式。这里的焦点从播种行为转向了种子播撒后的结果。在随后的解释中，播种人完全消失了（对此疑问，读者将可在第2讲找到答案）。
虽然多数圣经寓言只限于一种正确解释，其反命题却未必错误：某一议题或思想可通过无限多的寓言来表达。议题越重要，就越能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展示。因上帝与人类的关系是《旧约》中超越一切的重要议题，所以，当我们发现《旧约》不仅用醒目寓言、还用一整套辅助性寓言对此加以说明时，并不感到意外。写作寓言的术语往往与内在的基本隐喻有关。若写放牧生活，上帝就是牧者，民众就是群羊，上帝的作用就是指引、养育和保护，使之安然为生。反过来，民众应感谢上帝并表示忠诚，即如《诗篇》第23首所示。但并非与放牧有关的一切都可采用，因为上帝不从人身上剪羊毛，也不屠宰，当然更不会去烤羊肉串。然而，上帝对弱者（只要你信奉他），一般都表示了慷慨的关怀。
（4）无奈的拟人化
运用拟人手法时，无生命的物体或人类群体（如部落或民族）被描写成一个生动的人，拥有人的种种属性。比如《何西阿书》第11章1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我从埃及召出儿子来。”从上下文中可清楚地看出，这里的“以色列”指的是民族而不是个人，这句话说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以赛亚书》第42章1节中，以色列又被拟人化为上帝的仆人—一履行上帝意志的工具。在《耶利米书》第3章6至12节，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被拟人化为两个不贞的妻子，她们因祭拜异神而卖淫——这里暗指亚述人对北国的征服，以色列因不贞而遭到遗弃。
很明显，我们正在探讨上帝与人类关系的常见隐喻，就像刚才讨论寓言一样。一般类型的寓言是叙事体，有一组戏剧性角色，其中有的可能是真实人物，有的则可能是抽象物或集合体——为满足寓言的要求，后两者必须转换成人物。这些转换或许司空见惯：圣经中的许多拟人用法都由来已久，对其上下文并不发生重要影响。但使用得当时，也能产生巨大效果，如《哀歌》第1章1~9节对耶路撒冷的拟人化描写，以及更雄辩的《以西结书》第16章。在这里，作者以严厉的批判态度和寓言化词汇述说了耶路撒冷的全部历史。从《诗篇》中可看到拟人手法的另一些显著效能，如“愿众水拍手，愿诸山一同欢呼”、“愿林中的树木欢呼”、“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蹦跳如羊羔”。显然，判断这些拟人描写的可靠性或字面含义的忠实性是没有意义的。全部要点在于，这里欢庆的是异乎寻常的事件，诗人以丰富的想像力表达了无奈的心情，并将其拟人化。
（5）富有戏剧性的反讽
反讽，传统上称为戏剧性反讽，因为它描写了诉诸观众视觉的行动中的角色，他们或在真正的戏剧中，或在叙述故事里。这时读者能通过想像把他们搬上舞台。许多最有意思的《旧约》故事都浮现在听众心中，这要求现代读者能像千百年前的最初听众那样，置身于叙述之中，对讲故事人的艺术心领神会。所有这些都需要有点想像。若从心理上进入《以斯帖记》，那么，你会发现，这是何等精深奥妙的写作艺术，又具有何等丰富的反讽意味！比如，哈曼阴谋除掉其对手——犹太人末底改，便要把他吊死在五丈高架上；而在亚哈随鲁王的卧室，国王偶然得知，末底改曾检举两个阴谋杀君者，救了他的命，但他因忽略而一直未赏赐立功者。就在这时，哈曼走进门来，想提议吊死末底改。哈曼还没开口，国王就问道：“朕所喜悦尊荣的人，应当如何对待呢？”哈曼以为国王指的肯定是他（我们当然更清楚），就说，此人应穿上国王的朝服、骑上御马、游遍城里的街市。国王却回答：“你速为犹太人末底改这样做，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因虚荣心破灭，哈曼对末底改更加仇恨，但他这时不敢向国王诉说，只得奉陪末底改走过欢呼喝彩的人群。我们从更高的位置看到哈曼怎样因无知和怨恨毁灭了自己。国王并不知道他无意中给自己忠实的宰相造成磨难——这是更大的讽刺，使全书的反讽更为精彩。当哈曼被吊上他为末底改建造的木架时，我们的艺术享受圆满告终。
除这种用作结构技巧的戏剧性反讽外，还有一种纯粹的语言反讽，即某些话可用来表达双重含义，构成讽刺。典型表现是，表面上是赞美或颂扬，其实本义正相反。在《列王记上》第18章27节，以利亚让巴力的先知们“大声求告”他们的神，请他在祭坛上显现。乍一看，以利亚的话对窘迫的巴力先知表示了同情，实际上却是在挖苦他们。他们心里也清楚，巴力不显现，是因为他是假神。当反讽的刀刃特别锋利、讽刺的本意被夸张到一望便知的地步时，就有了挖苦。无疑，挖苦别人是为了宣扬自身。保罗曾向哥林多人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哥林多前书》）没人会错误地认为，保罗在这里正夸奖他的听众。
又如整部《圣经》中引起争议最多的讽刺结构是《约伯记》。它也许根本不能归入这里使用过的某个简单公式。但读者至少应该知道，这部书的效果大体来自散文引言，引言通过使读者看到耶和华和“撒旦”（希伯来语意谓“魔鬼”）在天上的打赌，造成戏剧性的讽刺（这在第六讲中有详尽的展示）。
对于虔诚的编订人来说，《箴言》或许不应遇到《约伯记》和《传道书》出现过的麻烦，哪怕只在编纂形式上。但智慧具有神圣性质，是虔诚人生存的根本基础。因为智者深知，要想不受苦难，得以兴旺，就得尊奉耶和华。
一切优秀的文学形式都会很快成为公共财富。如中国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圣经》文学也是这样。但大多数《圣经》作者似乎甘愿将自己的特色淹没于既定的形式里，而不企图从中表现个性特征。无疑，一些作者吐露了深沉的个人感情，但这种感情仍消融在公众感情之中。
总的来看，《圣经》的文学形式与结构是别致的，也是出自于人类精神上的深层结构。尽善与虔诚，是《圣经》文学的永恒主题。
第一讲 概貌：辉煌的序曲 不朽的丰碑第6节 蔚然壮观的场景，色彩绚烂的异象
《旧约》中的《但以理书》和《新约》中的《启示录》，皆属最为脍炙人口的《圣经》书卷之列。其场景蔚然壮观，且富于启示性，大半篇幅都论及未来（这里指古代作家心目中的未来，或其作品人物心目中的未来）。由于这种“未来性”，《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通常都被划归《圣经》先知书，它们对热衷“末世”者特别适用，因为不同于除《以西结书》之外的各先知书，它们的信息是按时间顺序发布的——首先会发生什么事，接着会再发生什么事——从而形成一种编年体结构，这在先知书中是难以见到的。虽然各先知书和《但以理书》、《启示录》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二者却不宜归入一类，因为它们的著书目的不同，对未来的设想也不同。
《但以理书》篇幅较短，只有12章。前6章写年轻的但以理和3位朋友机智勇敢的事迹，他们都是俘囚时期生活于巴比伦的犹太人。到了第7章，情况陡然一变：主人公但以理不像约瑟那样为别人解释梦境和异象，而是置身于梦境和异象之中，求助于来访的天使解释。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