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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日记本，对雷锋的题词我十分感动。傍晚收工时，我在山路上碰见雷锋，问他为什么要送我日记本。他的脸涨红了，然后咧嘴一笑，说：“日记本用来记日记嘛，我每天都记日记，这样不好吗？”
在雷锋的带动和鼓励下，我也开始记日记了，我的日记和雷锋的日记常常交换看，雷锋经常指出我日记中的错别字和病句。
也许是从小失去母爱的缘故，也许是我的落落大方使青春年少的雷锋感到踏实和温暖，雷锋越来越亲近我，我也暗暗地喜欢他，我们以姐弟相称，互相鼓励，携手共进。由于工作需要，雷锋学会了开拖拉机，兴奋之余，他挥笔写了一篇《我学会了开拖拉机》的稿子登在《望城报》上。那天，雷锋拿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飞也似地跑到我身边，把报纸往我手心一塞，挺神气地说：“王姐，你看，我的文章上报了呢！”然后冲我做了一个鬼脸，转身走了。我将文章看了又看，然后小心地剪下来，夹在日记本里，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瞧瞧，我为雷锋骄傲。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的感情也一天天加深，在生活上，雷锋俨然像个“大哥哥”，体贴我，照顾我。那段时间，我常常闹病，雷锋就一天三五趟地来看我，送药递茶；有时我晚上到河边洗衣服，雷锋执意陪着我，并且把书本上或报纸上看到的故事讲给我听。我感到很幸福，少女的浪漫情怀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但是好景不长。农场那时对男女之间的交往看管得很严，我与雷锋朝夕相处，场里便有人说闲话。当时我想，他们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反正我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雷锋比我更单纯。有天上午，他迷茫地问我：“王姐，我喜欢跟您在一起，关他们什么事呢？”我说，不理就是嘛。雷锋深情地看了我一眼，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然而，麻烦很快就来了。雷锋学会开拖拉机后，需要一个助手，我自告奋勇，向团支部书记毛遂自荐。团支部书记拿不准该不该让我去，便向场长请示。场长狠狠地批评团支部书记没有看出不良苗头和没有政治眼光，说：“你得给我管严点，男男女女关系太密切，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的！”这事就这样泡汤了。据悉，场长还特地找雷锋谈过话。他虽没有向我透露谈话内容，我却从表情上看出了他的苦闷与无奈。
在农场劳动了四个月后，我被派到湘潭学习，有人提醒我说，这可能与雷锋和我交往过密有关，我百思不得其解。一到湘潭，我就抽空给雷锋写信。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慌乱和喜悦，每次信的开头都写“亲如同胞的弟弟”，但信的内容无非是工作和学习，也谈一些理想和个人的苦恼，没有半点过分的话。雷锋给我回信也是这样，信的结尾总是一些鼓励性的话。
但是不久，我发现雷锋给我的信被人查看过了，我很气愤，嘱咐他不要再写信了。
学习完了，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农场。雷锋见我回来，喜悦得无可形容，他端详我好一会儿，然后俏皮地说了一句“你晒黑了”，说得我不好意思起来。
但是不久，雷锋调到公社当通信员去了。1958年11月，雷锋被调往鞍钢。临行前，他特意到农场来与我道别，并安慰我说：“别难过，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的。”那天，他在我住地逗留了一个上午，临走，送给我一张照片。我送给他一个日记本，上面有我的一段留言。这就是许多人看过的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雷锋日记》里的那段话。当时，我不便签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请雷锋给取个名，雷锋想了想，说，就叫“黄丽”吧，王黄谐音，丽为天生丽质。
我万没想到，这一天就是我与雷锋的永别日。
雷锋在给王佩玲的赠言上写道：“王佩玲，你是党的忠实儿女，愿你的青春像鲜花一样，在祖国的土地上发散芬芳！伟大的理想产生伟大的毅力！请你记住这两句话，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
雷锋去鞍钢后，曾经寄给王佩玲一张照片，不久王佩玲也离开了农场，辗转安徽、湖北等十多个地方，从此与雷锋失去了联系。而雷锋似乎也没有再找到她。
在《雷锋日记》里可以看到，1958年6月某日，正是在团山湖和王佩玲相处、即将分手的那段时间，雷锋正在看一本名叫《沉浮》的小说，他在日记里写到：“这本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通过沈浩如和简素华的恋爱故事教育了我。我认为简素华的那种坚强不屈的意志，那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这位女同志是值得我学习的。沈浩如是一个有严重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处处只为个人打算，怕吃苦，他那些可耻的行为，我坚决反对。”
或许，在那个年代，雷锋和王佩玲之间并不能算是发生了恋情。王佩玲只是雷锋的革命红颜知己，两人在男女交往中找到思想的差距，互相教育，互相对照，共同进步，就像《沉浮》里的沈浩如和简素华一样。
后来的事情，王佩玲自己在文中写到了：“少女的初恋是刻骨铭心的。雷锋走后，我顿时像水中的浮萍，落不下根。那些日子，我拒绝了一个个追求者，谢绝了一个个说媒人，我在盼望，在等待。但1963年3月6日中午，我突然发现报纸上刊登着雷锋的照片，还有毛主席的题词和雷锋的优秀事迹。至此，我才知道心爱的弟弟已经改名，并且已经离开人世。看着弟弟的照片，我的泪水倾泻而出。我无限伤心地写了一篇悼念日记。然后，我朝着北方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并且将写好的日记一页页撕下，点着火烧了。”
王佩玲后来大病一场。直到1965年，27岁的她经人介绍，与湖南日化厂工人丰振泉结婚了，生活很宁静。她的职业是会计，最后在湖南日化包装厂工作11年。
性格活泼、个子矮小的雷锋颇有女人缘。在团山湖时期、鞍钢时期、部队时期，他都有一些交往比较深入的革命友谊般的红颜知己。在鞍钢时期，同为湖南老乡的易秀珍也对雷锋有诸多关心，或者说是暗自喜欢上了雷锋。她也报名主动到雷锋去的焦化厂工作、偷偷为雷锋换洗被褥衣服……易秀珍的这些行为常常被鞍钢的同事拿来开善意的玩笑。
雷锋主动要求去焦化厂的半个月之后，易秀珍听去过那边的人都说弓长岭的环境如何如何艰苦，雷锋在那里干活是如何没日没夜，对雷锋都是赞不绝口。易秀珍就想，雷锋能吃得了苦，自己为什么不可以去锻炼锻炼，于是坚决要求领导批准自己也去焦化厂上班。为此同来的湖南老乡杨必华、张月棋还逗易秀珍：“弓长岭工地上有雷锋，可那里也有大蛇呀！”当时都传说工地附近有几条大蛇出没。
1959年9月，易秀珍还是到了焦化厂，而且这一批只有她一个人，她先到工地办公室报了到，连行李都没往住处放，就兴冲冲地跑到工地上去找雷锋了。雷锋正赤脚和着泥，见了易秀珍既高兴又吃惊。
就这样，两人又一起工作了。雷锋因为在雨夜中和工友抢救了几车皮水泥，把自己的被褥也拿出来遮盖，全部弄湿了。领导于是指定易秀珍和另一个女技术员一起帮助雷锋拆洗被褥。但是棉絮怎么烘也烘不干，经过雨水浸泡的旧棉絮，一烘烤就变得硬邦邦的，一点都不柔软。为了让雷锋盖得舒服点，易秀珍就把自己的棉絮悄悄地换给雷锋。
后来雷锋报名参军去了。1959年11月末，雷锋给易秀珍写了一段临别赠言：“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生活多么幸福，前途是何等广阔，望你努力去追求它。”
2003年春节期间，《雷锋》摄制组从长沙远赴鞍山寻访易秀珍，但连鞍山史志办都无法提供线索。费尽周折，摄制组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饱经沧桑的易秀珍，她说：“我和雷锋的事，连我的孩子、父母都不知道……”她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了自己和雷锋的交往：
1958年，鞍钢到长沙招工。当时我刚刚初中毕业，经体检合格后获准录取了。在分小组时我与雷锋分在一个组，他当时担任小组长。那时，雷锋对我特殊地好，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工作上、学习上。有次他对我说：“易秀珍啊，你是学生出身，应该搞点宣传工作，我俩能不能搞点湖南的花鼓戏，演个小放牛你行不行啊？”我心里还是愿意的，但嘴上却说我不擅长呀。有一次好几个女孩去跳舞，雷锋问我：“易秀珍啊，我跟别人跳舞你介不介意？”我说：“我不介意，我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1958年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鞍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产竞赛，动员大家捡废钢废铁，谁捡得多谁就是生产能手。那天气冻得呀，连呼吸都困难，我吃不了那个苦，整天哭，一心想回湖南。雷锋知道了，就对我说：“厂里这么多人谁不想家呀，你现在不是学生，是工作的人了。”我说我什么都不要了，只想回长沙。雷锋有点不高兴了：“你要锻炼自己！”
到弓长岭后，我和雷锋变得更加知心了。比方说到食堂去打饭，他说你去买饭的地方排队我到买菜那儿排队。打回来饭菜后我俩总是一块吃。我很心疼他。
1960年元旦刚过，雷锋参军前夕，工地团总支书记问我和雷锋，在爱情问题上还有什么需要他帮助的。雷锋回答说：我和小易是同乡，我们好得像兄妹一样，我们都很年轻，从没谈过这些事情。我参军以后，我们会继续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
第二天雷锋要走了。由于他是孤儿，没有亲人送行，因此在欢送会上，团总支书记特意让我给雷锋戴上了光荣花。雷锋参军走后，我暗地里流了好几次眼泪。团支书记知道我是惦记着雷锋，就问我雷锋留下的一些东西是不是由我保管，我说我们又没订婚，我怎能保管他的东西呢？
1961年秋天，也就是雷锋参军一年半之后——那时他已经在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