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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古巴,地狱还是天堂-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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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在骑楼靠马路的边上。他浑身脏臭,像只垃圾堆里钻出来的狗。手臂细长,是那种常出现在集中营照片中饥饿不堪的皮包骨的手臂。阳光照着他赤裸的下半身;肮脏的屁股上沾着黑色的苍蝇。 
  我以为已经死了,却发觉他手动了一下。 
  我冲进旅馆,买了一个肥厚的三明治、一瓶矿泉水,又回到骑楼。路过的女人已经将他扶起,靠墙坐着。下体围着一个破了洞的塑料袋。 
  他闭着眼开始吃我的三明治,但是没有力气扭开矿泉水的瓶盖。女人打开了瓶盖,将水瓶凑进他的嘴。当他眼睛睁开时,啊,那样明亮纯净的大眼!我发现他只是个20岁上下的年轻人,虽然他的身体残败像个老人。 
  破塑料袋掉下来,“他”是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命不算太坏。她若生在埃塞俄比亚或者孟加拉、巴基斯坦,甚至于墨西哥,她都可能一倒下就没人理睬,饿死后像野狗一样被掩埋。 
  她生在古巴。路过的行人显然还不习惯路有饿死骨,纷纷停下来,四处找塑料布为她遮羞;不嫌她脏将她扶起来;有人打电话叫了警察。20分钟后,警察就到了,将她送往医院。在社会主义的古巴,她可以免费接受治疗。 
  可是,像她一样的人越来越多。1989年东欧剧变之后,古巴不止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更失去了支援。原来和苏联以货换货,譬如说,白糖换车辆零件,1991年全面停顿。古巴进入前所未有的“非常时期薄? 
  石油没有了,机器零件没有了。国内的工业和农业无法运作。糖产量减少了一半,肥料从1989年的100万吨降到1995年的10万吨。水泥生产少了3/4,钢产量减到l/3。货运卡车坏了的无法修复,好的没有油可以开动。1996年的国民平均生产额比1989年低了40%。 
  这是一个黑色的恶性循环;生产量减少,所以无法赚得外汇;没有外汇,就买不起石油和机器零件;没有石油和机器零件,所以农工停滞,无法生产。 
  唯一可以开拓的,是观光业。古巴的经济困境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社会主义集团的消失,然而古巴因此成为整个西方世界唯一剩余的社会主义国家,却招来了大批观光客,争先来看这活的博物馆。1989年古巴只有31万个来访旅客,1995年却有74万。观光客带来的外汇成为这个主义博物馆的生命线。 
  做为博物馆里头被观看的人,日子可不好过。粮食由国家限量配给:每人每月白米3公斤,豆类半公斤、80公克的面包每天一个。80公克的面包比一个孩子的拳头还小。鱼和肉一年难得有几回。牛奶只有7岁以下的孩子可以分到。也就是说,一个8岁正在换牙的小孩已经喝不到牛奶,得不到钙质。 
  家庭主妇的一天充满紧张和计算。她掐紧手里的粮食簿,天一亮就赶到指定的商店去等开门。门一开,眼睛先找花生油。粮食簿上写着每人每月可分到半斤油,但是1996年已经有半年多没见到油。然后找鸡蛋。每人每周可以分到3个蛋,但是已经有好几个月没见到鸡蛋了。肉,很久很久没闻到了。 
  下午4点半,商店在午休之后再度开门。家庭主妇一拥而上,心里抱着希望:也许下午可以看到食油、鸡蛋,说不定竟然有肉。 
  家里有孩子的人势必要在自由市场向农人额外去买牛奶和鸡蛋。可是,谁负担得起?木匠阿曼告诉我,他的月薪是140披索(7美元),一公升牛奶要25披索,他的月薪买不到6盒牛奶。 
  而市场里其实往往看不到牛奶和鸡蛋。养了一只羊、3只母猪、一堆鸡飞狗跳的农妇解释说,没办法呀,人的粮食都不够,没东西可以喂畜牲。她的羊没有奶,鸡也不下蛋。他们自己喝一点猪奶。 
  日子困难,人就聪明起来。阿曼在他市区中心的公寓里头养了两只鸡。当我看见阳台上的鸡笼时,突然恍然大悟。从我敞开的旅馆窗口,每天清晨听见此起彼落的鸡叫,我纳闷着:在这样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全是楼房和马路,怎么会有鸡鸣人家?认识木匠阿曼,才知道,多少人家阳台上养着鸡呢。甚至有许多人在厨房里养着一头羊,挤羊奶喝。 
  更大胆的人,就往观光客身边走去。烟厂工人从工厂里“节省”下几盒烟,低价卖给外国人。一盒烟赚到的钱可能10倍于他的月薪。博物馆里的解说员私下为观光客做翻译。月薪20美元的教授离开了研究室,工程师离开了工厂,小学老师离开了学校。为我们开车的一对夫妻,50多岁,原来是工程师和老师,现在开一辆破旧的小车,每天在观光饭店附近寻找客人。从旅馆到机场的车资我给了他们20美元,已是一个资深工程师的月薪。 
  农人在田里犁田;两头黄牛拖着木犁,人在后头推着走。正午12点的太阳晒着。老农叫阿提拉,只有54岁,但有心脏病,所以提早退休。一个月领92披索退休金(4。6元美金),不够活,所以又来种地,当然是国家的地,他偷偷来种,还用铁丝围了起来,谁也不知道是“窃居国有地”。他种了豆子,有了收成就拿到市场去卖。 
  “国家欠我的,”人们觉得,所以从公家工厂里偷一盒烟出来卖或者挖一块地来种,都是临机应变的正当行为。揩公家的油来弥补自己困窘还有一个特别名词,叫“左转”。要懂得“左转”,在这“非常时期”才过得下日子。 
  走过哈瓦那的老城区是惊心动魄的。三百年来,靠蔗糖和烟草而富裕的西班牙后裔住在这里,用最昂贵的大理石做阶梯,用最精美的镂刻铁栏做阳台。深蓝色的马赛克洋溢着地中海的风味,细致的门雕衬托出闲适的生活情调。上海外滩也许有23栋华丽的欧洲建筑,哈瓦那却有23000栋,一个美丽的建筑博物馆。 
  可是,是如何残破不堪的博物馆啊!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之后,就蓄意让代表殖民文化的老区衰败,转而致力于农村建设。共产党执政之后,资产阶级大量外移,老区的深宅大院一栋一栋空下来。无产阶级搬进去,深宅大院变成大杂院。40年下来,墙壁倒了,露出里头的泥土。窗子破了,没有补上的玻璃。大理石裂了,东一块西一块。镂花铁栏锈了断了,危险地向人刺来。雕梁画栋垮下来,散出腐朽的湿气。壁纸翻下来,露出肮脏斑驳的里墙。人,像老鼠一样寄居在这黑影幢幢断垣残壁之中。 
  “观光客初看我们的老城都会吓一跳,”我的翻译说,“他们都问:你们打过什么战争?我只好笑。我们没打过仗,只是自然地烂掉!” 
  在“非常时期”,老城连自来水都没有了。运水车停在街头,居民用桶子来接水,然后回到自己往的危楼前,不知是第几层的楼上有人垂下绳索,打个结,把一桶水慢慢吊上去。 
  不属于老城的市中心,残破得没有老城那么触目惊心,却也窘态毕露。国家买不起汽油了,公车班数减少了,路上有长长的队伍等着班车回郊区的家,等到天黑。许多人早上要等三个小时来上班,下了班要等三小时车才回得了家。 
  等车的队伍旁有堆积起来又散了一地的垃圾。没有汽油,垃圾车也没办法来收垃圾。家家户户的垃圾堆起来,堆得太高了就垮下来。一个老头,穿得整整齐齐的老头,看见垃圾雄里有三个空塑料袋。他拾起来翻来覆去地看。一定是破了的塑料袋才有人丢掉,这三个都是破的。他咒骂一声,仍旧捡起来,带走了。 
  街上因为贫穷而带来的脏,不会使人想到人们的家里如何干净。古巴人对人毫无防御,每个人都敞开着家门欢迎你进去看,没有掩饰,没有秘密,没有扭捏不安。你可以进人每一家的厨房、卧房、厕所。不管是看哪一家,你发现他们的地板都拖得干干净净,好像可以在地上揉面。他们的锅子,由于用得太久了,都显得有点薄,但是刷得洁白光亮,没有一点油污。他们的床,不管是中午还是下午,都整得干干净净,而且一定罩着干净的床单。他们的冰箱大致空空如也,可是擦洗得清清爽爽,不带一点气味。老妈妈坐在厨房里,手上一把白米。她戴着老花眼镜,把白米里头的小石子一颗一颗挑出来。 
  在古巴,连最勤奋苦干、最会致富的华人都穷得像“教堂里的老鼠”,这个社会实在“均贫”得够彻底。在1959年革命解放之前,这白人殖民的贫富不均的社会,1959年之后变成一个自主的但是均贫的社会。这究竟是进步还是退步呢? 
  有些进步是众口皆碑的。卡斯特罗在1961年展开消灭文盲运动,动员了27万人深入穷乡僻壤教了100万人识字。今天第三世界小国古巴的文盲率比超强美国低0。3%。在如此贫穷的国家里,每600个人有一个医生,婴儿死亡率只有15‰,可以与先进国家相提并论。人民的平均寿命高达73岁。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有不可抹煞的成就。 
  然而,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领袖一样,卡斯特罗也是一个堕落的英雄,从理想走向理想反面,从反独裁变成独裁。1953年,27岁的青年律师卡斯特罗率领着学生攻进军营,与独裁者巴提斯塔誓不两立,他是如何的意气风发,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真理,代表着人民的力量。当巴提斯塔的军事法庭审判他时,他面带微笑,口若悬河,说“历史将判我无罪”,又是如何的勇敢自信,使全世界为他风靡。 
  一旦他自己掌握了权力,他就变成了压迫别人的独裁者。成千上万的古巴人往外逃亡,异议分子不是被关就是被放逐。古巴的作家告诉我,“每五个古巴人就有一个是秘密警察。”翻译告诉我,他也有朋友在接触了地下人权组织之后就“失踪”了,已经失踪3年。当我问木匠阿曼对卡斯特罗的看法时,他眼睛一睁,“你是秘密警察吗?”声音立即小了下来。表面上人人都在为生计奔走;在看不见的地方,有白色的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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