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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巴西人的一个特征。在这个讲求等级差异的文化里，对消费的畸形关注代表的实际上是对于社会地位的极度敏感。这就促使很多人去追求超出自己能力之外的生活标准。在战争期间，收入减少了，但消费的需求依旧强烈，这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紧张。身处于贫困和富裕的两极之间，中产阶级的不安全感极为强烈。
与相对富有的人群相比，中产阶级中更为广泛的中间层很容易把自己视为穷人，在极力远离贫困的同时，时刻担心贫困会夺走他们仅有的一点尊严和地位。相对富有的人们则对于下层的人们嗤之以鼻，非常重视尊卑之分。
对中产阶级人士而言，上升的可能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可能与跃居社会高层的期望并无太大关系，倒是更多的与一种流行的态度，即在道德上与上层人物平起平坐的感受有关。
绩效制度允许人们想象自己和上层人物处于同一道德水准，甚至可能更高——因为他们是在没有帮助的情形下开拓自己的事业的。对于没有成功的人来说，委任制度也提供了一个最为便利的理由：如果其他人“爬上去”了，那是因为他们得到了庇护人的帮助，而不是因为他们作出了更多的成绩。
在“中产阶级的意义及价值”一文中，蒂托·普雷茨·达·丰塞卡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明确地指出，中产阶级是一个成分多样的群体，掺杂了植根于其社会地位的进取野心，以尽力使自己不致落入社会的下层。中产阶级避免下落的愿望要远远强于向上爬的动力。促使他们采取一致行动的核心力量正是这种愿望。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一诞生：竞争性社会秩序的形成（3）
这是不难理解的。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大多数处于中产阶级地位的人——无论是从底层升上来的，还是从上层落下来的——都有充分的理由去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比升入“更高的阶级”要更为重要。毕竟，在受人尊重和遭到鄙视之间，是一条巨大的、难以跨越的鸿沟。中产阶级可能会梦想华服豪宅，但梦醒时分，攫住他们的则是落入底层的恐惧。因为，在生活的奋斗过程中，他们了解，没有什么能够保证自己有一天不落入社会底层。
成为中产阶级意味着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走向：向上，或者向下。
一直到今天，这种紧张的情绪仍是现代巴西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一项“全国中产阶级地位调查”的数据表明，在1940～1950年之间，里约热内卢—圣保罗都市圈之外其他城市的居民的态度和里约热内卢及圣保罗的居民们非常接近。通过对数百次访谈和数千份问卷进行分析，调查者总结说，分布于不同领域的中产阶级的共同特点是“收入不定，资源匮乏”。研究表明，一直以来被鼓励不断上进的中产阶级意识到，他们已经处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的巴西政治进程之中。在这一进程中，阶级是核心所在。无论是新近的成功人士，还是从更受尊崇的位置跌下的，中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都曾经不无惊恐地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或许有一天，自己会一路滑落至一个通常由深肤色人种组成的文盲们组成的下层社会。如果可以说，中产阶级过高地估计了1920～1950年间的有组织的劳工们所带来的危险，并且把这些拥有特权的、有组织的工人与那些更为贫困、更为弱势的群体划归为一类，那么也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对社会现实的简单化理解是巴西中产阶级在建构自己生活时出现的主要问题。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中上层的中产阶级协会坚持，他们是纯粹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之上的一个部分，“体力劳动者”在这里意味着从不识一个大字、无法加入协会的泥瓦匠到受过高等教育并且属于某个协会的工厂技工。他们认为，通过接受教育，每一个体都可使自己逐渐由较低的社会阶层流动到较高的阶层。通过差别化的消费，中产阶级明确提出，他们应当拥有比工人们更高的社会地位。但是，阶层不是稳定不变的，竞争中同样也隐含着失败的可能性，来自旧时代的传统委任制仍然可使一些人无需依靠成绩就平步青云，加之收入常常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由于这些因素造成的不稳定感，向往安定恬适生活的中产阶级往往处于极度忧虑的状态。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二两难：迷惘在左与右之间（1）
向左，还是向右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欲望导致了一种浮躁不安的政治气氛，使中产阶级与由诸多意识形态、党派以及政治纲领所构成的政治斗争之间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在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的政治实验显示出在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削弱精英阶层权力的愿望。尽管实验者的身份各不相同，但所获得的答案是一致的：应该找到一条合理引导“人民”进入体制之内参与政治事务的道路。这正是中产阶级“民粹主义”之要点所在。20世纪30年代末，种种假想的“第二条道路”都消失了，原因不得而知。
失败似乎加深了在中产阶级人士中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模糊的直觉：在阶级关系高度紧张的时期，由党徒政客、意识形态以及旧式委任制勉强结合而成的政治本身就是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的障碍。
尽管如此，从政治角度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并非意在激起一场广泛持久的中产阶级政治集会或曰运动。1945年之后，一方面面对反应迟钝的精英政党，另一面则是被他们视作激进的工人阶级，几乎没有中产阶级的选民愿意关心正式的政治事务。根据观察家们的看法，尽管有人一再呼吁中产阶级应该集体行动，但就整体而言，中产阶级在二战后的选举中表现得像个旁观者，仅仅满足于在整个政治进程中释放出心中的挫折感。克劳维斯·雷特·里贝罗参与了1947年艾德希玛·德·巴罗斯竞选圣保罗市市长的整个过程，一如既往，中产阶级对党派政治的幻想仍旧归于幻灭。同样，在1953年杰尼奥·科德罗斯竞选圣保罗市长的选战中，他承诺要清除政治腐败，但根据权威消息来源透露，这次失败的行动更像是针对“中产清教徒主义者的廉洁、有序等愿望”的一次精彩表演。换言之，虽然中产阶级对于政治活动极为蔑视，但他们仍然有着不可预期但直接的影响。部分原因是由于，对于那些能够打动迷惘的中产阶级——即便只是偶尔如此——的人而言，中产阶级人士“在政治上具有利用价值”。
另一种中产阶级与政治相关的深层感受，则更为散漫和模糊，也因此而更难以了解。许多人想通过其他而非集体参与政治的方式来确立其在社会阶层中的身份。20世纪30年代的中产阶级人士设想，官僚体系可或明或暗地为其提供保护，并由此重新点燃了进行政治实验的梦想。实际上，中产阶级从未完全退出民粹主义和反民粹主义的政见之争：尽管不时有人在使用诸如“劳资双方”这样的流行用语时明确将中产阶级相提并论；但家庭的平和、社会的安定、各阶级间的融洽一类的言辞则似乎大大减轻了中产阶级人士的不快。这时期的小说、随笔、家庭读物以及白领期刊都显示，这些言辞并不是政客们为取胜而玩弄的文字游戏，而是与中产阶级的切身经历和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从中产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在于，道德主义的语言常常过多地被充满火药味的声音所代替，因此，中产阶级开始把自己视作社会安定——一种以沉默为前提的安定——的象征，以此来取代政治盟约，参与阶级的政治事务。Ibid；pp159～168
正是这一点使中产阶级在政治上陷入了困境。在工人阶级的激进和精英阶层的威权这两极之间，中产阶级脆弱的道德主义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对下，他们坚持阶级差别生而有之，对上，则时时进行监督，防止他们以公器图一己之私利。工人们要为自身谋求更多利益，精英阶层则要维持其权力，但中产阶级对于道德优越感的主张使人相信，这两者都不是正当的。在一个危机重重、支离破碎、反应迟钝的政治体系里，中产阶级天真地幻想，这种方式可使他们摆脱要么作壁上观，要么同流合污的命运。
尽管如此，这种摆脱却使得中产阶级陷入了一个更深层的怪圈。根据巴西经济、政治和社会学会（IBESP）——一个时常为中产阶级大声疾呼的圣保罗研究群体——的研究，植根于“与国家公共事务中的任何政治及意识形态保持距离”这一观念的道德主义使中产阶级不再直接表达其观点，而是倾向于隐忍，这使他们很容易受人操纵。批判统治者的罪恶、提议取而代之——中产阶级始终强调使自己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处于特定的不满状态。根据1954年IBESP的研究者们所言，只有在危机时期，通过与其有着传统联系的军队，中产阶级才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影响。
中产阶级由此而生的变化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作为个体，中产阶级的卡里雷欧卡希和鲍利斯坦诺等组织的成员与其他人一样，曾经寄望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现在，用中产阶级的术语来说，他们已经不再关注“民粹主义”。他们不再信任政治精英，也不再指望被人民接纳为“自己人”。这就是为什么中产阶级的行为与有组织的工人和雇主群体截然不同，而作为明确的一个阶级的代表大规模地退出全国性政治舞台的原因。中产阶级从日益扩张的白领劳务市场、不断增长的教育机会、上升的收入和多种消费渠道中大大受益，但这些并非来自他们过去采取的行动，而是来自现代化本身。因此，其日常生活中来自于秉权者的压力一直无形中存在。作为现代化的受益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