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像它复杂的人种成分一样，这个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局势的动荡不安也呈现为纠结不清的状态：社会的两极分化极为严重，而且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林立的摩天大楼旁边紧邻着用白铁皮、纸板之类的东西搭建起来的贫民窟窝棚；黑皮肤的少年在街头游荡，兜售毒品，炫耀暴力；私立学校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却质量低劣。贫富分化、失业高居不下、犯罪猖獗等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的同时，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由阿根廷引起的拉美经济危机中，巴西也未能幸免：2002年，该国货币雷亚尔狂跌，其债务达到了GDP的60％，国际投资者纷纷撤离资金。这一危机几乎蔓延至整个南美洲，引发了类似亚洲金融危机式的全球性金融市场的动荡。
时任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像90年代的大多数南美领导人一样，在8年的任期内推行自由市场，放开汇率管制，使巴西的经济政策更符合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要求，但持续性的金融动荡使公众对他的政策表示了普遍性的怀疑。出身无产阶级、代表巴西“劳工党”和“无地农民运动”利益的LD席尔瓦高举“改革新自由主义现行政策”的大旗，最终以61％的多数票上台。
左派总统上台，反映了巴西民众对新自由主义的极度不满。20世纪70年代以来，巴西社会财富集中程度不断提高。在70年代初，占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人占总人口的10％，而90年代初进一步缩小为5％；而另一方面，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社会成员却加速贫困化。在城市里，大批工人甚至一部分白领阶层失业，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的42％上升到目前的近60％。
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统计，1990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总共46亿人口中，有2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总人口的459％。其中，秘鲁、巴拉圭及部分中美洲国家的贫困人口高达68％～78％，即使在比较发达的巴西等国，贫困人口也超过或接近50％。房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引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213～21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巴西问题专家张宝宇不久前称，巴西现有的中产阶级数量为3900万人。相比该国的175亿人口，这个数字还不足总人口的1/4，远远比不上西欧和美国的中产阶级比例。
繁荣并不足以保障社会稳定，财富鸿沟却可以让整个社会断裂。马迪厄在《法国革命史》中曾经说过：“革命不是发生在一个贫穷的国度，而是发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度。不是发生在大饥荒中，而是在整个国家欣欣向荣的时期。”恰恰是在社会发展最快的时候，社会结构极容易因失衡出现震荡。一般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结构是“橄榄型”的，也就是说，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都是少数，而作为“既存秩序的新的社会基础”，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占据主流，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变得稳定、理性、建设、务实，有利于开掘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平、公正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
在美国，人均年收入从3万～100万美元的群体都包括在中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之中， 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社会人口的90％，而且中产阶级不仅是收入概念，更成为文化概念，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有着强烈共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社会结构，所以美国即使遭遇石油危机、“9·11”事件乃至总统选举导致法律纠纷，社会运转仍一切如常。
日本二战后经济迅速发展，中间阶层不断扩大，从而成为自民党保守政治及对国家有效领导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支撑着日本经济的长期繁荣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据日本1975年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全国调查”（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Survey），大多数人把自己的社会地位评价为中等水平，即在12亿人口中“1亿总中流”（其时，客观分层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新中间层”占劳动人口的34％）。倪力亚：《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161页。这样形成了日本人的“中间阶层”的归属意识，出现了国民对日本社会是“一个平等化程度很高”的社会认同。李国庆：《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36页。
日本学者描绘日本中产阶层的政治思想倾向就是：他们是现行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不希望变革的保守心理，虽然对现状有些不满，但安于现状是主要生活倾向。资料引自网页wwwzgjjxxnetcn/X203_10/t2html。相比之下，在代表着“拉美模式”的巴西和阿根廷等国，虽然人均GDP都达到过七八千美元，一个金融危机就倒退回了原点，并陷于长期衰退。其中产阶级不但得不到很好发育，基本利益还不断遭到侵犯。在总体财富增长的过程中，由于忽视中低层民众的利益，导致这个人口众多的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发展反而孕育了社会危机，反过来又使得经济无法持续、稳定发展。在巴西这个经济颇为发达的国家里，中产阶级始终不能成为“橄榄型”社会的中坚力量，也无法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占有主导地位。自欧美地区移植而来的中产阶级理论，在以巴西和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模式”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第十三部分：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 明灯抑或幻象巴西中产阶级的现状（2）
1883年，巴西废奴主义思想家乔科姆·纳布科曾经在批评自己的祖国时说：“中产阶级——国家前进的动力——在这里无处可寻。”Nabuco； Joaquim，Abolitionism： The Brazilian Antislavery Struggle；Robert Conrad； Trans（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7） Quoted in Brian P Owensby； Intimate Ironie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3 他的意思是，这个国家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产阶级的缺席。与他的意见相左，70年后，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兰伯特在调查了巴西的社会结构后则声称：“新巴西之所以和旧巴西有着如此深刻的差异，首先是因为中产阶级的兴起。”Lambert； Jacques； “Le Brésil： Structure Sociale et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Cabiers de la Fou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44（Paris； 1950） Quoted in Brian P Owensby；op cit； p3
他认为，自由职业者、公务员、军人、职员，以及其他如兰伯特所谓的“羽翼未丰的中产阶级”，正在毫无保留地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思想、新的理念，他们抛弃了旧有的等级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现代、更为流动、既不赞同也不接受委任制度的个人社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在国内政治中高调表达自己的意愿”的角色。
在70年中与这些评论——尽管它们所持的观点往往相去甚远——相呼应的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中产阶级代表了巴西历史性变革的关键。这种呼应不是偶然的。纳布科与兰伯特所在的时代相距70年，但他们都同样关注被视为是个人主义的、精英主义的、而且也是富于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传奇”。
中产阶级的传奇来源已久。早在18世纪已经崛起的英国商业阶层在击败了濒死的贵族阶级，将19世纪的英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富有、自信的中产阶级就很快成为社会稳定的象征。英国19世纪下半叶的进步与中产阶级的崛起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其他国家都极力试图复制英国的成功模式。到了世纪末，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高度抽象并被广泛使用的概念。
在接下来的20世纪里，“中产阶级”一词时常被用于对于一个国家的前景的判断。例如，在1907年，英国历史学家AF泼拉德宣称，“中产阶级的诞生”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中世纪之后现代化成功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从历史文献来看，中产阶级很容易倾向于捍卫私有财产、公共伦理等理念，而这些对于现代社会的平稳运行都是极端必要的。几乎没有20世纪的其他社会学及政治学的概念能够如此经久不衰，如此富有魅力。
这也就是兰伯特在1953年为巴西中产阶级所作出的判断。根据他的观点，中产阶级是现代化社会的中坚力量，他假设，中产阶级是可复制的、全球性技术化的进程的创造者。
兰伯特是现代化理论最早的创始者之一。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成功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以更现代的某些文化价值——个人主义、绩效考核制度、平等等来取代传统社会中某些旧有的文化价值——等级制度、委任制度等等。在冷战的紧张气氛中，发展研究和现代化理论试图寻求能够适用于传统的落后国家，使其变成现代、富有以及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实际上，北美洲和北欧成熟的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代表了一个世界历史性进程的顶点，当它扩展至其他国家时，将会是对其发展过程的严峻考验。现代化理论学者时常将中产阶级作为这一进程的关键。依靠反对委任制度、等级制度和对个人主义和绩效考核制度的拥护，现代化理论看上去也许能够将拉美国家从“落后”中拯救出来。整个20世纪50年代的乐观主义者们都期望拉美中产阶级可以遏制或彻底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社会混乱。作为在拉美地区工业化程度最高，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巴西也不例外。
但是，无视巴西的本土历史，将巴西中产阶级置于一种远离现实的理想状态，套用作为坐标的“欧美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