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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化了阶级矛盾。因此，中产阶级热衷于在经济舞台上通过自由竞争寻求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英会谈打破了殖民政府的既有政治安排，不仅强调经济因素对保持香港社会的繁荣和稳定的作用，也强调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参与。由中英会谈开启的政治变迁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机会，中产阶级被引导到政治舞台上，现实地成为香港社会的稳定力量。通过政治参与渠道的开通以及对经济和职业利益的强调，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和行动得到发展。实质上，中产阶级的利益深深嵌入现存的社会经济秩序中，他们从现有的体制中获得了许多利益。中产阶级由于它的文化背景和职业训练，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可以成为加强与英国和西方社会联系的天然纽带。中产阶级还是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缓冲带，有助于实现转型期繁荣与稳定的指导方针，贯彻现存体制的利益与思想。
在香港，中产阶级是人们所认同和追求的价值和理想的化身，是一个开放的、容许凭个人努力改变身份地位的社会制度的象征，是自我奋斗的成功人士，是拥护开放的、进步的、自由的思想的代表，是一股以温和的、改良主义的手段来争取社会改革的力量。但在关键时刻，我们注意到了中产阶级的行动。面对即将到来的1997年回归，中产阶级突然感到利益受到了某种威胁。因此，中产阶级超越狭隘的职业斗争，转向了一个争取民主化的特定的阶级斗争。这里，民主化既是指从英国殖民国家和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的一种手段，也是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免受国家未来干预的一种方式。由于1997年回归，许多中产阶级突然对政治变得感兴趣，他们提倡直选。而中英谈判至1997年回归期间，香港出现了一个政治“真空”。英国殖民政府在走向1997年时处于退却状态，而中国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控制还未实施，中产阶级的一些成员认为这是争取成为新的政治阶级的大好时机。可以认为香港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形成于1997年回归引起的民主运动。
第十一部分：港台地区 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三港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3）
来自工农家庭背景的一部分人，得益于教育和经济发展，正日益成长为中产阶级。他们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便开始参与学生和市民运动，童年经历的贫穷和生活的艰难，使他们亲近工人阶级，要努力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另外，在政界以外其他各个社会阶层，有着一大批有兴趣但不愿参与政治的人，这些人多半比较谨慎，当他们还未能比较清晰了解香港社会发展对于香港政治组织的接受程度时，处于观望状态。在香港现存的体制下，没有一官半职而从政，其个人与家庭生活便没有任何保障，这种情况使得很多人对从政望而却步。在香港的政治转型中，大多数中产阶级保持远离政治舞台的状态，中产阶级远远没有被设定为政治领袖。这反映了中产阶级在政治事务上缺乏经验，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的苦恼与不确定性。尽管开通了政治参与和代表的新渠道，大多数香港中产阶级仍远离政治，专注于职业和地位。中产阶级更加关注的是开放、公平、透明度、理性与专业精神，他们不需要任何一个政党和政治团体来代表自己的利益，但他们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文化。香港民主运动的退潮是由于中产阶级组织像一盘散沙，并且中产阶级个体之间缺乏约束。作为一种应对政治转型不确定性的个人和集体的策略，不少香港中产阶级选择了移民。对这部分中产阶级来说，移民是一种政治保险，可以防范1997年回归后可能出现的对他们的个人安全或职业发展机会的威胁。虽然中产阶级选择移民而不是接受政治活动组织者来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但对那些有兴趣坚持现存制度结构的政治领袖，中产阶级给予默认。尽管有着利益一致，那些政治领袖和政治群体并不能与中产阶级的大部分打成一片。结果，政治社会中崛起的政治领袖不能成功地动员市民社会中的中产阶级。
20世纪60～80年代，台湾经济迅速发展，加上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以及在此之前的教育普及运动，极大地改变了经济社会面貌。到80年代，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这迫使台湾当局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中产阶级的兴起是台湾政治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因为中产阶级一方面重视稳定，另一方面与其他阶级相比，又具有较高的民主改革的理念和要求。多数中产阶级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与工人、农民形成共生的互惠互利关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为着全民利益，积极寻求改革。因而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动员能力以及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因此，台湾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似乎表现得更明显。台湾社会存在三大基本冲突：一是经济领域中，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积累、社会积累的矛盾；二是政治领域中，来自不同区域的人主要是台湾本地人和来自大陆的台湾人政治观点的严重分歧；三是社会文化领域中，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与文化垄断的纷争。中产阶级在这三大领域的冲突中表现得较充分。在台湾，中产阶级被视为挑战国家资本主义、支持反权威主义的反对派运动的社会基础。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明显地改变了台湾的政治思想传统，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力量。但中产阶级的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其是非评判标准仍然是根据他们本身的利益，他们在追求民主的同时具有某种局限性和保守性。因为中产阶级政治上的双重性格，在社会价值与政治经济事务态度上也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中产阶级处于社会的中间层，受益于台湾经济发展，在经济上有一定的资产与实力，或者具有较高的学历与较突出的专业技能，从事较有社会声望的职业，并且拥有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比较稳定的收入，所以赞成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中产阶级大多是社会庞大科层制中的一员，享有政府给予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对政府有着较强的依赖性。他们往往更愿意维持现存制度，改革而不是废除现存制度，他们追求的政治民主是依附于执政的国民党政体的政治自由化，要求政府在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上，开放政治民主，持续实行开放政策，因为社会动荡同样威胁他们的利益。同样，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成功也离不开中产阶级。由于中产阶级孕育于台湾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在现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取得了有利的位置，所以他们不会采纳激进的意识形态，并反对现有的体制。他们会拥护现有的体制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或以改良的方式推动现有体制的改革，在体制内进行和平改革，并接受政府制定的法律的所有规定。
第十一部分：港台地区 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三港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4）
另一方面，中产阶级也遭受来自上层阶级的盘剥，他们的升迁会遭遇各种阻力，导致失败，所以他们强烈寻求改革现行制度，要求打破社会权力结构的不公平，积极推动社会运动。台湾的社会发展是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而中产阶级则对社会运动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在社会运动中，中产阶级的成员们非常活跃。作为中产阶级的一个突出的部分，知识分子在政治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知识分子在锤炼大众意识形态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台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也有助于在经历了多年的独裁统治后，形成一个在一定范围内自治的公共领域。亨廷顿指出，在台湾，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年代中长大成人。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77页。“在中产阶级的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 第264页。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为了巩固独裁统治，在政治上极力维护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在文化上极力以中国传统文化的“道统”自居。而西方文化的传入和渗透，对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他们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力图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新的出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20世纪50、60年代逐渐形成了向台湾官方意识形态挑战的强大势力，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国民党腐败的官僚体制和专制独裁统治。新兴的中产阶级不满现状，要求分享权力，在思想意识上有着强烈的反传统观念。由知识分子组成的中产阶级成员所开展的新社会运动，反对传统的仍然是主导阶级的商业主和行政人员，以争取权力和地位。在中产阶级内部，社会和文化专家（包括教育、社会工作、艺术和新闻等的专业人士）比技术专家（包括管理者、工程师、行政人员）在政治态度上更倾向于自由，在社会运动中表现更积极。在支持社会运动中中产阶级内部出现的这种分歧，可以视作社会和文化专家与技术专家之间的斗争。社会运动提供了斗争的舞台，在那儿，社会和文化专家们争取个人自主，反对技术决定带来的风险。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社会权力结构的弱势，通过积极行动，社会运动日益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为一些政治团体所关注。此外，台湾的私有企业发展得较早，控制也较松，因此私有企业主也比较成熟和有实力。台湾中产阶级关心两岸关系，主张两岸和平稳定，双方能不断交流与发展，开放直接全面的“三通”，虽然在统一、“独立”问题上态度有分歧，但基本都主张两岸和平。总之，他们与上层社会既相互依赖又有矛盾，已成为台湾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深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