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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港台中产阶级的特征和分化可以归纳如下：首先，中产阶级在港台社会的存在和扩张表明，中产阶级现象不是一个神话，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港台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其次，中产阶级在其构成和分化上有本质的内在的不同，最常用于区分中产阶级变化特征的标准是新老中产阶级。为获得对这个阶级更现实的理解，需强调其他一些分类，诸如部门、民族、种族和地区。而且，为了更好地把握中产阶级结构中不同利益和政治的特征，需要对一些次阶级作进一步的分类。第三，港台中产阶级在性质上主要是第一代，不仅由不同的部分组成，而且他们还是社会流动的产物，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流动是不寻常的。就像港台所有的阶级结构一样，中产阶级大体上处在形成阶段。因此，中产阶级的特征还不稳定，正经历一个塑造和重塑的历史过程。
第十一部分：港台地区 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三港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1）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论述到中产阶级与民主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认为中产阶级具有政治上的保守性和社会缓冲作用。亚里士多德认为，古希腊民主的发达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凡是中产阶级很发达的地方，均倾向于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的政府形式，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尽可能囊括所有的人。以中产阶级为政治基础的政府形式不仅是民主的，并且也是法治的。亚里士多德认为： “很明显，最好的政治社会是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而且，很可能治理好的国家里，其中中产阶级为数众多……由此可见，公民拥有适量的、足够的产业是那些国家的大幸；若是有的产业很多，有的却一无所有，就可能产生极端民主，或者纯粹的寡头统治；或者从任何一极——最散漫的民主或寡头——产生专制；但这一切都不大可能产生于中产阶级或接近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民主国家比寡头统治更为安全更为持久，因为它们拥有为数众多而且在政府中有较大发言权的中产阶级。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穷人数目增大，麻烦百出，国家会很快崩溃。” 利普塞特·西摩：《政治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1页。中产阶级不发达是政治不稳定和独裁替代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因此，庞大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是现代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
利普塞特则认为，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基础，似乎来自中产阶级中容易遭受大规模资本主义及强大劳工运动损害的部分，尤其是小商人与农场主。同上引书，第48页。 最倾向于支持法西斯及其他中产阶级极端主义思想的是小的地方社会中的小商人，这些群体与“世界性”文化相隔绝，而且在教育水平上远远低于任何其他非体力劳动群体。接受民主准则要求有高度的成熟与自我安全感。成熟水平与安全感愈低就愈有可能支持简单化的政治观点，低度的成熟与高度的不安全感，可以使一个人倾向于极端主义政治观。在那些既有大规模资本主义又有强大的劳工运动的国家，当资方与劳工之间持续的冲突成为大规模工业制度的组成部分时，小商人希望为自己及自己的价值观念保留重要的位置，在一定条件下转向极端主义政治运动。中产阶级极端主义来自资产阶级工业社会内在的趋势，它将继续影响中产阶级，即使其经济地位得到了改善。同上引书，第101页。
米尔斯描绘的老中产阶级是农场、商店和办公室里独立的小业主，他们拥有私人资产，有独立的地位，他们是自己的主人；他们不必向任何人负责，在政治上是非常独立的。小企业家是循着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路线来建立其世界的：这是一个按照自平衡方式建立起来的非凡的社会，在其中心很少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权威，需要的只是对传统的广泛扬弃和一小群财产捍卫者。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p3 在研究了美国的新中产阶级政治倾向后，米尔斯指出，美国的新中产阶级“既不团结也无机会，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性很强的独立的集团或是形成独立的党。仅由于他们在某个集团的上升已成为定局之前缺乏选择的意志，他们也不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平衡轮’，他们只会在他们‘选择’的对象已经赢定了之后才去选择。”“在整个权力结构中，他们是依赖性变量。因此，对他们的政治倾向的预测，必然取决于对劳资斗争的方式和结果的更大的预测。” “他 们在政治上也许很不稳定，但是却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是后卫。”Ibid； pp352～354
亨廷顿则认为：“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 但他同时承认：“此处所说的中产阶级作为一种革命因素的形象，当然与传统上认定中产阶级是现代政体的稳定基石的一贯看法是冲突的。实际上，中产阶级与稳定的关系，颇似富裕与稳定的关系一样，一支庞大的中间阶级队伍犹如普遍富裕一样，是政治上的一支节制力量。” “首批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革命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也就变得较为保守。”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96；第264页。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从理性主义出发，认为人一旦有了机会就会自然产生关乎其利益的政治意识，无论这种意识是个人的还是整个阶级的，他们更为关心的都是如何增加人在扮演政治角色方面的机会，而不是讨论人们不愿或不能这样做的心理原因，只不过他们关心的方法不同而已。说一个阶层没有政治倾向是不妥当的，只能说这个阶层政治上消极，而这种消极态度正是当代政治问题的核心所在。
汤普森则指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中产阶级形成较晚，面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严重的对立，在政治倾向问题上别无选择。当它站在资产阶级一边时，表现得保守；当它支持工人时，又表现得激进，政治倾向经常摇摆。而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阶级结构两极化的趋势不如西方发达国家那么明显，但中产阶级的利益经常受到集权政治的威胁，他们需要反抗专制政权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一个走向民主的社会进程中，中产阶级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模式，享有通过民主化争取国家权力的大好机会。
第十一部分：港台地区 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三港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2）
在港台政治变革中中产阶级能否被看作是一个进步的民主的力量，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香港和台湾从80年代开始政治民主化，在这场政治变革中，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中产阶级被赋予了一个“政治使命”。港台中产阶级具有相当浓厚的现实性，其认同和行动取向比较倾向于以现实的利益作为主要标准，所以在其意识形态倾向上既保守又激进。因为中产阶级的利益依附于政治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为了理解中产阶级的政治行动，人们首先应当明确中产阶级实施的行动和做出反应的时局和情境之间的关系，不同的情境和特殊的事件可以使中产阶级的姿态和行动转向对立面。情境分析是十分重要的，这会使我们看到中产阶级在要求政治民主化时的进步角色和在不确定的民主转型中的保守角色。在中产阶级拥有的民主的不同观点上，能进一步看到中产阶级在政治中的“摇摆的”和“情境的”角色。在分析港台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时，我们注意到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使得中产阶级政治倾向更加复杂。中产阶级内部不同的阶层在阶级意识和政治支持方面，都表现出相当大的歧义性。一般地说，新中产阶级比老中产阶级更自由和激进。在台湾社会，除了这些分歧之外，还要加上省籍的分歧。这种分歧使他们的政治支持有着完全相反的方向，部分中产阶级偏向支持反对势力，他们对政治自由化造成了压力；另一部分中产阶级则偏向支持执政党，他们是自由化的引力。中产阶级与民主间的关系，并不像现代化学派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催生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催生民主转型。由于两地政治经济结构的差异与中产阶级内部的异质性，使得政府与中产阶级的关系相当不一致。而且，中产阶级的基本政治态度往往缺乏一致性，中产阶级的成员有可能因为部门、地域、族群的不同，无法拥有共同的政治理念。无论如何，中产阶级在数量上的成长已成为港台地区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它同时也是各方争相结盟的对象。
长期以来，香港殖民政府鼓励人们发展经济、通过自由竞争去获取物质利益，而且通过有关制度设置形成了人们不问政治、远离政府的政治倾向。直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香港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地区选举和直选，政治参与仍被限定在当地的精英和政府行政人员范围内。人们既缺乏一定的渠道向职业政治发展，也没有赖以向上攀升的政治途径，这些极大地影响了香港中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形成。中产阶级既然在这种殖民统治下能获得利益，也就无需过问政治，无需开展政治行动以打破现存的社会体制，无需组织起来为争取利益而斗争，而且任何有组织的活动都无法得到工人阶级的响应，因为工人阶级并没有发展为一股有组织的力量。中产阶级也不担心社会上其他阶级或群体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的高速增长减少了不同阶级之间因争取自身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分配所产生的冲突，淡化了阶级矛盾。因此，中产阶级热衷于在经济舞台上通过自由竞争寻求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