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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0－2中我们能够看到，在西方发达国家，新中产阶级“白领”雇员的人数在20世纪末都有了大幅度的攀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白领”雇员的比例都超过了蓝领劳动者，美国甚至接近60％；而在1970年代，除美国以外，上述工业国家仍然是蓝领工人的比例超过白领雇员，这说明20世纪的后30年是发生逆转的主要年代。
第一部分：序四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2）
其实，也是在这几十年中，美国和欧洲的景象也开始出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尽管这个中产阶级增长的神话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演绎得远没有发达国家那样充分。如果有什么值得特别推崇的标本的话，那么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即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在任何论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论述中都值得一提。人们关注“四小龙”的原因可能在于，这些地区人口众多，没有工业和技术的传统，且饱受战争的蹂躏和地缘政治的危害，但却能够在二战后的30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生产者与出口国家或地区。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显示新的全球化经济乃是被新的竞赛规则调整步调及结构。这些小龙似乎比老牌工业化国家对于新规则的学习更为迅速，掌握得也比较好。”卡斯特：《千年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289页。值得重视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不仅表现为GDP的增长，而且在这种增长过程中改变了它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我们这里讨论的“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增长，就是东亚地区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结果。不过，社会学家注意到，尽管二战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沿袭了欧美资本主义200年发展的道路，但在中产阶级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则有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有二：其一，在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或地方政府的力量通过直接和强有力的干预，在塑造和重塑阶级结构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其二，在东亚地区，虽然新中产阶级不断增加，但包括小业主在内的老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规模并没有减少，而是随着后福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生活活动的重构而发展稳定并有所扩大。结果，“在所有四个东亚社会都经历了新中产阶级和老中产阶级（新资产阶级）的同时增长”。 Hsiao； Hisn…Huang Michael （ed）； op cit； p3新老中产阶层并进的这种现象现在也在中国大陆重演，这也是我们将中国的中产阶层称为“杂领”的主要原因。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中产阶级的成长与发展，越来越受到现在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的影响。尽管全球化导源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金融的扩展，但显然它的后果或曰影响远远超越了经济领域。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处在一个全新阶段，全球化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内的一个共同景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化劳动分工，国际信贷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资本的调控进入跨国公司的结构之中，生产系统和劳动过程日趋灵活，标准化市场和消费模式不断增长，非中心化经济逐渐形成、综合保障的信贷制度日益扩展……在这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新阶段，现代那种集中于大城市大工厂的生产方式，开始转移到了周边国家或半周边国家（例如从美国转移到了墨西哥或南美诸国，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了区域化和一体化的经济；而在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则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一种近似于生产之生产的生产，一种更高层次的生产，或者像人们所说的“元生产”（metaproduction）。“这种生产方式的市场不再以具体商品为主，而是以形象和景象的特殊安排及其储存和服务方式为主。”王逢振：《全球化、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91页。最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间的相互联系，也自然带来了整个世界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深刻的、全面的和影响深远的，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将比工业化、城市化和世俗化总和的影响都更为剧烈。金耀基：《全球化、多元现代性与中国对新文化秩序的追求》，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9页。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国际特征，使得我们对包括中产阶级研究在内的全部社会分层讨论仅限于某个单一的国家已经变得不切实际。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在全球化的视野下讨论全球中产阶级的发展、崛起与变化。而就本书的主题而言，全球化的影响及由此而生的全球中产阶级的变动起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直接造成了全球产业结构及相应的职业结构的变动，它在相当多的国家或地区培育出更多的中产阶级的同时，也对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中产阶级的生存和成长构成了新的威胁。具体说来，正是因为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使得产业结构的布局和调整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完成，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纷纷在欧美以外的国家或地区驻足的同时，“全球化导致美国局部去工业化，因为产业生产转移至世界其他地区（不是消失），全球化淘汰了传统制造业的工作。”卡斯特：《千年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52页。事实上，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大公司和大企业甚至开始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比如印度就建立起了许多现代的跨国企业。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一方面因为高端技术的使用和信息化的浪潮，另一方面因为计算机的使用而导致的管理层次的简化，在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使文化程度或专业化程度不高的管理白领跌入或面临失业的境地。但是，在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也是因为全球化，外发的经济形式则促成了中产阶级的进一步庞大。其实，不仅是印度，包括亚洲“四小龙”及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这几十年内都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催生了低技术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这种快速增长，既有过度消耗能源、破坏生态、造成原有的社会结构解体等消极的一面，也有通过实现初步的工业化，向更多的人提供职位和物质性收益的一面。在过去的亚洲“四小龙”国家或地区，以及在今天的中国和印度，那种因为经济全球化而发展起来的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确实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使得中产阶层的人数快速增长起来。
第一部分：序四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未来（3）
其次，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势必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并进而影响到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劳动力的收入分配，它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造成失业率上升、收入降低、贫富差距过大以及社会福利锐减的同时，也在另一些国家和地区为更多的人群提供了就业和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劳动力收入降低和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在发达国家十分明显。1980～2000年间，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瑞典、德国等国家的国内收入差距都有所提高， 卡特尔，同前引书，第88页。 其原因之一就是全球化造成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移民群体的持续增加，在促进整体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助长了不平等的产生，因为新移民的工资都是低于市场行情的。受到移民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与挑战，在比尔·盖茨这样的“科技贵族”暴富的同时，许多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境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的年均工作时间在这20年中增加了10％以上，但他们的收入的增加却十分缓慢。另外，包括北欧和加拿大在内的高福利国家都因为难以承受全球化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竞争而改变原有的福利政策，这也对中产阶级群体造成了相当的威胁。与此相比，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同样因为全球化，却造就了人数庞大的中产阶层群体，印度理工学院和北京中关村造就的IT行业人才，以及在中国大城市中随处可见的外资企业代理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群体成长的事实本身，并不能说明全球化带给第三世界的就一定是福音。恰恰相反，它在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造成了对这些国家的剥夺，形成了它们与发达国家更大的差距。比如，据《联合国发展报告》统计，从1960～1993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差额从5700美元增加为15000美元，30多年间竟增加了3倍。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6（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2～3
再次，经济的全球化还形成了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以及与这种市场相应的消费行为与生活方式，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成长与发育。其实，即使是单纯的经济全球化也起码涉及三个方面的全球性流动，那就是资本、产品和服务以及人员。资本的流入会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的杠杆；产品和服务的输入有助于形成世界性的消费品市场；而人员的流入则不仅会带动消费，还会输入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当亚洲“四小龙”国家或地区、印度和中国以及拉美国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