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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转型的产物，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无疑是在自发的、内生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而以韩国为代表的中产阶级则是在后发的、外来式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韩国中产阶级与美国中产阶级的差别可能正是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与社会转型过程的反映。由韩、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不同，我们可能会导出这样的结论：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出于本性上对自由、民主的渴求，中产阶级会为了在社会转型与社会流动中谋取更大空间从而表现出激进、进步的一面，而在社会结构基本趋于稳定之时表现出安于现状的保守一面；在一个集权、专制的如韩国这样的“权威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会表现得较为激进、进步，而在民主、自由的国家，他们则可能更加保守、温和。至于后发展国家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的具体形态与表现形式，如同韩国中产阶级所表明的那样，应该具有多元化与异质性的特征，不能简单地归于单一的模式之中。这样，韩国中产阶级将完全有可能代表另外一种理想类型，另外一个极端上与美国相对立的中产阶级模式。而且，由于其特征与表现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因而更值得研究与关注。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七政治参与的另一种模式：与米尔斯的对话（2）
塞德曼认为，由于美国新中产阶级政治的保守，米尔斯预想美国将转向一种寂静的集权主义，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中，米尔斯的“《白领》更像是对美国的一个忠告：新中产阶级正在使这个国家走上一条极权主义道路。”史蒂文·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 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112页。但至少就目前为止，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使韩国政治走向的是与之相反的民主化道路。韩国与美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的不同，实际上应该归于中产阶级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和所依赖的社会及政治背景的不同。“一方面是政治的官僚化，另一方面是大众的冷漠，这些就是今日美国最为重要的方面。他们使美国政治的表现方式毫无趣味，使政治理论成为毫无价值的行政细则，而历史成了背着人民群众做的交易。这就是中产阶级扮演其消极被动角色的政治环境。”Mills；op cit；p 350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米尔斯眼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成为保守的“沉默的大多数”，而显然韩国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中产阶级特定的政治热情，从而也使他们成为政治民主化的积极力量。这些不同都足以使我们在谈论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及其特征时需要更加谨慎一点，更加具体一些。就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来看，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显然是值得肯定的。这样，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及其民主化进程对于如何在民主化进程中有效地利用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具有了不可多得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通过对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产阶级绝不是一个没有社会、文化和国家差异的同一性群体，中产阶级这一概念所包括的对象特征并不能由部分到全体简单推演而出。离开了具体语境和特殊背景，中产阶级的笼统研究也将失去意义。如果不了解韩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不理解韩国特定的社会变迁及其动因，就无法正确理解韩国中产阶级。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不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践话语中，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一个符号化的概念，“它是一个‘良好的’主流类型的用语，许多人都采用它——其中包括在等级系统中高于或低于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这一层次的那些人。”丹尼斯·吉尔伯特、约瑟夫·A卡尔，同前引书，第400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它所表征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这有可能形成概念与其指代的对象之间的混淆与分离，因为这一符号容纳了不同的理论预设、思想观念甚至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在符号的能指意义上，传统的、宽泛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指代的是社会等级序列上的中间层，这显然是不确定的、相对的；而在具体研究中，不论是采用何种标准，每一个研究都在力图将其研究对象限定在特定对象上，其所指是具体的、而且有一定边界的，虽然不同的研究可能有出入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因此，所指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是普遍的、跨文化的，它是一个特定社会时空中的结构产物。当我们使用这一词或者产生歧义时，应该明白“我们所指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是什么？是指资本主义萌芽时的城市集团（city estate）？资产阶级（bourgeois）？或是后来慢慢形成的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是19世纪的或者20世纪的欧陆？抑或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后近资本主义的日本？”萧新煌：《台湾中产阶级何来何去》，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90，第5页。
作为中国的邻邦，韩国的文化传统与历史沿革、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以及社会变迁状况上都与中国有着更大的相似性。而且，由于韩国社会城市中产阶级的特征，不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生成、演化及其特征大相径庭，而且与具有相似文化背景和发展经历的东亚各国中产阶级也不尽相同。这无疑为我们了解中产阶级的文化差异性与社会独特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例。在这种相类似的语境中，韩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政治表现、政治角色以及政治参与对了解与研究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更为明显的助益。
第十部分：外发的中产 印度中产阶级的历程一前殖民时期的中产阶级雏形
在1991年8～9月，拉奥政府着手印度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吸引外商投资。印度的中产阶级开始了新的发展，而且更为印度国内外瞩目。对这个阶层的规模、消费模式的研究与争论促成了连篇累牍的文章、报告。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激发了印度人对国家前途的美好想象，中产阶级对印度经济的贡献使印度进入“辉煌印度”（shining India）时代，同时作为拥有近3亿人的消费市场，由中产阶级构成的城市印度被新经济政策的提出者称为“世界第三大国”，成为印度吸引国外资本的重要砝码。显然人们对这个阶级规模的变戏法般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欣慰是基于它作为前卫的消费者而出现的，但仿佛一夜间产生的中产阶级在印度有着很长的历史，对它历史地全面地考察才能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阶级的本身，以及它对印度未来的影响。
一前殖民时期的中产阶级雏形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是封建割据的大帝国，以封建土地关系为基础的军事采邑制、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世袭不变的社会分工制度和以农村村社制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孕育了印度社会特有的稳定性和保守性。
在这样的社会中，阶层大致可以分为三层：据于上层的是独揽宗教事务的婆罗门和掌握军政大权的刹蒂利，垄断的地位满足他们的世袭奢华放纵的生活。中间阶层是吠舍，是平民和商人，但他们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在17世纪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种姓制度的变化，这一阶层中的一些人在沿海的大城市从事商业活动，使他们在经济上有一定改善。构成中等阶层的还有在种姓中处于下等，但边远地区拥有土地的土著部落酋长和印度教的王公，他们有着很好的经济收入，但被禁锢的社会地位是他们向上层社会努力的“天花板”。在统一程度最高的莫卧儿帝国时期，在官僚体系中出现了一些行政、税收和法律事务官员，这些人在政治地位上处于贵族与下层民众之间，有着比较高的收入。这是中产阶级的雏形。位于社会最下层的是首陀罗，是广大的农民与手工业者，这是数量上占绝大多数的穷人，过着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生活，但由于宗教典籍《摩奴法典》、《雅吉尼亚瓦尔索法典》等鼓吹的种姓制度的道德钳制，他们备受磨难，却也与世无争。 陆梅：《论近代印度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与中产阶级的形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1期，第90页。
在专制的帝国中，贵族之下的小小的“中产阶级”以俭朴作为重要的生活特征，他们不喜欢“浮华虚饰的花费”，而是按各自的职位和职业的生活水平过活，朴素又节俭。对于富人们在马哈勒（私宅）中挑动情欲的肉感、放荡不羁的欢乐和装饰过分讲究的浮华，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等：《高级印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第559页。他们充满反感之情。由于专制统治、种姓制度、教育的垄断，印度早期的“中产阶级”成长受到严重制约，印度社会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要么是奢华的上层权贵，要么是赤贫的下层；没有形成现代中产阶级研究意义上的纺锤型和金字塔型。
安于现状的生活到殖民前期有了些变化，对于那些拥有土地和很好收入的边远“中产阶级”上层，他们渴望上层社会的地位和声望，而作为社会流动屏障的种姓制度的松动给他们创造了机会，南方的中下层种姓会模仿高级种姓的宗教礼仪和生活方式，摈弃原来种姓集团的习俗，这样来得到高等级的种姓的承认，通过这种“梵化”的手段，早期的“中产阶级”开始了向上流动的历程。但这仅是可能，而且需要1～2代人的不懈努力。FR弗兰克尔：《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4页。
第十部分：外发的中产 印度中产阶级的历程二殖民时期：催生的中产阶级
18世纪中期以后，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