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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一面。第二，国家、政府是理解和预测韩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关键变量，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紧张是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在韩国，国家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心。在发展策略上，韩国的集权政府通过直接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在塑造和重塑社会阶级结构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调节社会结构以促进社会流动不同，这就给不同阶层通过影响政府决策寻求自身利益留下了空间和可能，也造成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紧张与升级。因此，国家与政府自然而然成为阶级形成的动因和政治斗争的目标。事实上，韩国中产阶级已往的政治参与行为也大多是针对和反抗国家的、向国家权力要求民主与自由的运动。第三，韩国中产阶级的激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朴正熙和全斗焕军人政权的严酷的集权主义，另一个是固化的阶级结构。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社会流动中的障碍，影响了他们寻求自身利益的社会空间。与政治精英相勾结的大资本主义小群体和大量的被压迫的工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公开化，以及缺乏道德公正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都强烈影响了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第四，同公正、平等等概念一样，民主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的特殊含义也因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间而不同，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因此也与他们对民主的理解有关。韩国中产阶级的民主概念与工人阶级有显著的差异。韩国中产阶级的民主主要是与美国国会代议制模式有关的自由民主。他们关心的主要是政治民主而不是经济民主，他们心目中的民主的主要成分包括结束军政统治，实行直接、自由的选举，保障言论自由和基本的人权，等等。而韩国工人阶级的民主概念牵涉到更多的物质经济权力，包括保证组织代表团，进行可以免于严厉打击报复的集体行为，废除车间的残暴管理和其他广泛的政治权力。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韩国中产阶级充当的进步力量只是特殊意义上的进步。通过给专制政权施加压力以求政治自由化，通过提供社会基础以求民主转型的稳定过程。他们在政治转型中的政治行为无论如何是“机会主义”的，他们支持那些市民、学生和工人，是因为他们希望更多的社会和物质利益，中产阶级只是在他们不寻求经济民主时才成为他们的同盟军。第五，剧烈的社会转型中，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社会利益分配的不公和专制政府的贪污腐败行为等社会问题日渐突出，不断刺激着韩国中产阶级本来就很敏感的神经，加之80年代，韩国亲自经历了随经济焦虑而产生的政治意识的高涨。这一切都构成了韩国中产阶级政治参与的动因。第六，20世纪60～90年代的韩国政治动荡。学生、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政权兴替无常，中产阶级生逢这一各个利益集团互相寻求利益的背景中。这也是时代背景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的投射。韩国儒教传统和中产阶级本身的地位焦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韩国儒教传统的“尚文主义价值观在反对军事政权、确立文人政权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朴昌根：《论韩国的尚文主义价值观对韩国社会现代化的影响》，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九辑），同前引书，第203页。韩国社会对地位的高度重视也使得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会成为特殊时期为获取资源而进行的追求地位的新途径，从而使得他们在政治参与的动机上具有明显的韩国色彩。也正是在此意义上，“理解韩国当代中产阶级及其发展的关键是了解韩国人追求地位的根本驱动力”。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七政治参与的另一种模式：与米尔斯的对话（1）
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与米尔斯所描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旧中产阶级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米尔斯所说的中产阶级的政治特征是否已经不适用于以韩国为典型的另一类中产阶级了，或者说韩国中产阶级政治上的作为是否已经完全超越了米尔斯的预测，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谨慎对待。其一，由于从一开始就是由利益、价值取向和思想理念等彼此各异的成分组成的异质性群体，而且加之他们在社会结构变迁中具有较大的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因此中产阶级有一种内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在他们的政治取向和政治行动中。正如米尔斯认为的那样：“中产阶级无论是整体还是两翼，都没有什么共同的忠诚和象征，也没有共同的要求和希望。各种各样的人加入到已有的各大集团中去，以压力为手段在政党和国家内部进行竞争。各方的分歧还不至于严重到允许他们进行自己的政治斗争，更不用说鼓励他们这样做了。”Mills；op cit；p351在这一点上米尔斯是对的，美国中产阶级表现出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同样也在韩国中产阶级——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身上表现了出来。其二，米尔斯曾经断言由于中产阶级“既不团结也无机会，他们不可能成为政治性很强的集团或者形成独立的政党”， “新中产阶级没有任何可能形成、创立或领导任何政治运动”。Mills；op cit；p353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似乎也证明了这点。虽然韩国中产阶级会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得较为激进，但在韩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那一次政治运动的始作俑者是中产阶级，而且虽然参与过多次政治行动，但至今为止中产阶级仍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如果在这种社会转型的政治冲突多发时期韩国中产阶级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那么未来的希望就更渺茫。其三，尽管表现出进步与激进的一面，但这种进步与激进并不是没有原则和底限的，韩国中产阶级往往在政治运动可能进一步升级并威胁社会稳定的关键时刻让步、妥协这一事实表明，他们的政治热情是有限度的激情，他们没有像马克思所言的工人阶级那样具有一往无前、破旧立新的勇气，因而在本质上他们是保守的，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只能是“后革命时代”。所以韩国中产阶级仍然是韩国社会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一点，是自亚里士多德起就被看重的，也与米尔斯所强调的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定作用并不矛盾。然而，由于韩国中产阶级毕竟具有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取向上进步和激进的一面，因而，他们仍然与米尔斯的预言有所出入，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韩国中产阶级已经超越或者突破了米尔斯的断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上。其一，中产阶级激进、进步的政治取向已经使他们成为韩国社会变迁与政治舞台上一支至关重要的生力军。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米尔斯所认为的中产阶级“没有任何政治热情”，“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可能采取的战略使他们成为历史性变革的后卫，而不是变革的倡议者和主力军”，Mills；op cit； 同上引书，第394页。至少在目前的韩国中产阶级身上是不能完全成立的。尽管在关键时刻，韩国中产阶级往往可能收回他们的热情，尽管目前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热情可能大多是由转型时期的特殊时局和对专制政府的不满所引发的被动的、有限的或者说是暂时的激情，但这也是米尔斯所始料未及的。就此而言，本质保守的韩国中产阶级在韩国民主化进程无疑是有所作为的，这也是正确估价其他与韩国境况相似的后发展国家中产阶级的政治作用时应该予以考虑的。其二，在米尔斯眼中，中产阶级的政治行为是完全缺乏自觉性、目的性的被动的盲目跟从行为。他认为：“在政治斗争中，新旧中产阶级都成了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的别动队。”“新中产阶级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最有可能跟在哪个集团的尾巴后面跑呢？答案是：看上去最有可能取胜的集团和运动。”Ibid，p394这一点在韩国中产阶级身上也不成立。事实上，韩国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目的始终是包括结束军政统治、实行直接自由的选举、争取言论自由和基本人权等等在内的政治民主，也就是说他们的政治参与是有目的的、有选择性的。同时韩国中产阶级（如知识分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他们有力地声援工人、学生运动，力图影响选举而不是“只会在他们选择的对象赢定了之后才选择”，这些都表明他们并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他们的政治行为是从专制政府手中谋取更大权利的博弈行为，而当他们发现可能会出现“零和博弈”的结果时，他们会审时度势，及时全身而退，这也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而主动性的参与，也使得中产阶级不只是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依赖变量”，同时他们也可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对意识形态领域施加重要影响。
因此，与其说韩国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参与跟米尔斯所预测和断言的以美国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政治特征形成了对比，不如说韩国中产阶级提供了中产阶级的另外一种可能的表现形式。因为韩国中产阶级与美国中产阶级政治表现的差异，更多可归结于两国发展道路、政治体制与社会转型过程的不同；而韩、美中产阶级的相似则是由中产阶级的构成及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地位本质上的相同所决定的。可以说，韩国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米尔斯及其原有的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因为米尔斯与传统的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实质上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为立足点的。中产阶级是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的产物，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中产阶级无疑是在自发的、内生的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