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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田看来，“中间分众”的主要构成者显然是“关系型地位取向”的人们，他试图通过从“达成型地位取向”向“关系型地位取向”的转移，来实现后物质社会里日本人“精神富裕”的目标，由“向别人看齐”的协调主义转向以“向自己看齐”为主流的行为方式。但现实是否如今田所预言的那么充满希望还很难确定，“中层意识”拥有层的分化背后隐藏着严峻的社会困境，失业率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高值，跟学历取向异曲同工的“资格证书取向”越来越严重，物质需求和地位实现取向在后物质社会里似乎并没有减弱。以致有人警告，到了2010年，中流阶级将会消失，日本将大分裂为10％的富人和90％的穷人。田中勝博，同前引书，1998。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五性别、教育与日本中间层
对日本中间层研究中女性问题的关注是近年来的热点之一，该趋势兴起的背景是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潮影响以及后现代解构主义视点下对阶级主体等问题的重新审视。关于性别与阶级结构的关系，有人认为性别本身就是阶级，也有人认为性别是影响阶级归属的重要因素，“性别化阶级结构”说则认为，性别与阶级结构存在内部联系，“阶层性别化，性别阶层化”，女性大多数情况下都位于一个阶级的男性与下一层阶级男性之间的缓冲带位置，构成“准阶级划分”。 还有观点认为，女性在性别与阶级的对应关系中位于最底层，大多数男性则是作为“中间阶级”出现的，是统治阶级统治女性的媒介。
在日本传统的新中间层论中，性别（gender）视角是一个盲点。大部分情况下，阶级构成表中男性与女性是混同计算的，SSM调查直到1985年才开始出现区分男女的问卷，从而才能够对女性进行独立的分析。岡本英雄、直井道子編《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４ 女性と社会階層》，东京：枺┐笱С霭婊幔�1990。从阶级构成来看，女性在阶级结构中占据的是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领域，因为日本新中间层问题中一个关键要点就是对女性事务性工作人员的处理，如果不分男女，将事务性工作人员均列入新中间层，那就很容易导致对新中间层规模的过高评价。1955～1975年，日本女性参加工作的人数每年增加430万，1975年达到1960万，增加最多的，一是事务性工作，从340％增加到507％；二是专业性技术性工作，从308％增加到404％，而服务业却从742％下降到644％。1975年，女性白领达653万，占总数的43％。推动女子进入白领行业的原因有：①白领行业包含一部分与女性在家庭分工中承担的角色性质相类似的工作；②白领职业的资格认定较为客观；③白领行业包含时间灵活的工作；④女性学历水平的提高。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249～276页。但表面的数字背后掩盖着实质性问题，女性从事的事务性工作一般都是低工资的底层职业，不像男性，具有通往管理层的资历性质。因此，若将女性事务性职业从新中间层中除去，那么新中间层占全体就业人口的比例1950年为112％，1990年也仅为191％，虽然有所增加，但低于雇佣总数的增加率，占雇佣总数的比例反而在减少。由此可以说，日本“新中间层增长”的观点建立在无视女性差距的基础之上。橋本健二，同前引书，2001。
从教育与社会流动的角度探讨中间阶层再生产的机制，是日本中间层研究中另一个颇具特色的主题。为了捕捉日本“中产阶级”形成的迹象，在1965年进行的第二次SSM调查中，主要目标就集中在阶层构造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变化即社会流动上，关于阶级、阶层意识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另外，该调查在研究社会流动率的测量、社会开放性系数等方面取得了较重要的成果，安田三郎的论文《社会流动的概念与测量》是日本人写的社会学论文中具有世界影响、被引用最多的篇目之一。安田三郎：《社会移動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
另一项关于“没落中产阶级”假设的研究，证实了日本存在教育方面的阶层累积效果，通过三代间的学历流动状况分析发现，“由中产阶层没落而成的工人阶层”子女比起两代都是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进高等教育机构；而“由工人阶层上升而成的中产阶层”家庭与一直维持着中流水平的家庭中的子女相比，进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要低。片岡栄美：《三世代間学歴移動の構造と変容》，菊池城司編《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③教育と社会移動》，东京：枺┐笱С霭婊幔�1990。佐藤俊树的代际继承性研究中的主要对象“W雇上”（上层白领雇员的简称，主要指企业的管理职务、专门职务）也是日本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佐藤俊樹，同前引书，2000。
粗略回顾日本中产阶级的发展历史及其相关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从某种角度来说，重视中产阶级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力是日本近现代社会的传统特色之一，该传统成为日本社会积极关注中间层问题的前提。同时，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总体纳入宏观社会变迁的框架之内，其理论视角经历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韦伯的阶层分析、布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等变化，正面临后现代视野下“阶级”、“阶层”的概念主体均被解构的学术情境，因此，对应“middle class”的名称也是多种多样，“中间层”概念的内涵、标准往往是相对的、多元的，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及后现代转型存在某种关联。其中，关于“中层意识”的研究是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其性质变化体现的社会心理特征是从微观角度考察日本社会发展机制的重要参考。在研究方法上，日本中间层问题研究的特色是注重实证研究，注重量化研究，并且已经形成大规模、系列化的研究调查体制。
纵观日本中间层作为一种群体形式的发展历史，齐美尔的论述似乎可以成为我们解读的注脚：“中间等级起作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缓冲地带和防震垫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和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整体的结构的种种震荡。因此各种拥有强大的中间等级的社会具有自由主义的性质。与此相反，如果涉及要保持一种非持续的、表现出强烈的内部差异的、社会的结构之时，必然会最不惜付出，维持社会的和平、稳定的任何代价的群体生活将会具有保守的性质……社会的性质的稳定性和社会距离的广度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也表现在相反的方向上。在群体的自我保存由外部通过强加稳定而获得的地方，随后有时会立即形成很强烈的、社会的差异。”盖奥尔格·齐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第428页。二战前日本社会的保守性质与剧烈的贫富差距不无联系，20世纪60、70年代中间层的迅速成长为日本二战后民主社会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保障。而80、90年代，中间层内部分化激烈，只能靠“一亿中流”这种虚幻意识的外部作用力才得以维持，同时，它又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差距加剧的前兆，“中流崩溃”论之下日本社会总体的保守化如《日本有事法案》的通过。另参见大塚英志《〈エリ然孟搿丹握濉罚骸禫oice》2000年10月号。再次印证了齐美尔论言的精辟。
第九部分：社会变迁视野下的韩国新中产阶级一中产阶级的界定：客观存在与主观建构（1）
由于中产阶级的概念界定及其划分标准都几经变更，所以不仅目前作为时尚流行话语的中产阶级一词指代不明，就是不同的学者也是在各自的理解与限定中使用中产阶级这一概念的，这就使得中产阶级成为一个指代不明的话语，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在中产阶级标签之下的内容多有出入，甚至颇具歧义、大相径庭。然而，中产阶级是历史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产儿。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并从历史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审视中产阶级，才有可能了解其内涵及其演变脉络，从而正确界定当代特定社会语境中的中产阶级，并有效估计其发展状况与未来走向。
韩国中产阶级毫无例外地植根于韩国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变迁过程，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级相比，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具有更大的特异性。与东亚邻国相比，韩国中产阶级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与其说他们更像理论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不如说他们首先更像是实实在在的韩国人。因此，要进一步了解韩国城市新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日常行为应该考虑家庭因素；为了分析东亚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结构必须考虑历史因素；为了准确把握韩国中产阶级在政治转型中的未来角色、政治潜力和局限就必须考虑国家的作用；要从人文主义角度把韩国中产阶级理解为东亚文化变迁过程中新的价值观和理念转变的行动者就必须考虑文化因素。Hsiao HsinHuang，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Taiwan：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c Sinica， Nankang， 1993）， p18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