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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田攻一对“中层意识”拥有者生活意识的研究長田攻一：《生活意識》，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105～161页。既可看作是对前述“中层意识”拥有层成因的一种探讨，也是对“中层意识”拥有层总体特征的描述与总结。长田认为，虽然不能将“中层意识”层增长的原因全部还原为生活意识等心理性机制，但应当从中寻求对社会结构制约起促进、补充、强化作用的因素。在他看来，导致“中层意识”覆盖几乎所有人群、形成所谓“全民中产”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生活方式的同一化与标准化。
长田对影响阶层意识的六变量进行了细化分析，得出“中层意识”的主要影响变量是财产与生活方式的结论，因为在起伏不平的阶层分布曲线图中，唯有这两项较均匀地处于上下两层之间。为了了解现实中“中层意识”拥有层持有哪些财产、又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方式，长田引进了“生活标准”（life standard）概念，试图解析人们对理想生活条件的主观把握情况。“生活标准”着眼于人们期望的各种生活条件与现实条件之间的落差，不同于对现实生活诸条件进行客观把握的“生活水平”概念。调查结果表明，“中层意识”层共通的生活标准印象，是拥有的财产收入足以维持以衣食住为中心的基本生活。
不过，表面同一的生活方式背后包含了财产规模、占有形式（自己拥有、还贷当中、租借）等各种差别，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层意识”拥有层的生活标准形成了多层化序列结构，只是这种序列不含大的断层，相近的阶层之间差别细微，给人较强的和缓连续的印象，所以造成了弱化差距的结果。这种“同一化中的不平均”被认为是日本中间层的一个重要特征。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5页。1979年的“国民生活实态调查”显示，“中层意识”拥有层内部的中上、中中、中下等亚群体之间差距明显，家庭年收入从不满50万日元到500万日元不等；327％的日本人有贷款，收入越高的阶层贷款数目越大，而用途则相距甚远，高收入阶层多用于住房，低收入阶层却只用于耐用消费品和医疗费等基本生活需求；教育方面差距更是明显，机会平等的原则崩溃，学费上涨阻碍了名牌大学的普及，部分低收入层被逼出大学门外。“随着教育水平上升，国民整体的生活水准提高，（‘中层意识’拥有层）内部难以避免竞争的激化。如此一来，越往下层越会产生一种从表面呈现的同一生活方式中寻求满足，而不顾严峻现实差距的心理机制。”長田攻一，同前引书，第128页。
1973～1978年，日本NHK所做的关于“日本人的意识”调查发现，70％的被调查者均持有满足感，具体内容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社会精神面、个人精神面、社会物质面、个人物质面。但在回答“对未来生活的不安”问题时，持肯定选择的却又超过了半数，且不同亚阶层感到不安的比例正好相反，不安的内容也不相同，“中中”以下层感觉生活不安的根源在经济基础，而且与以“食”生活为中心的基本生活需求相关。70％人的满足感与近半数人对未来的不安感看似矛盾，却是心理层面上对“生活标准”这一概念的验证——当现实生活条件与标准一致时满足感非常高，但当“维持生活标准的条件”存在威胁时（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便会产生浓重的不安感和无力感。
生活意识论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对“中层意识”拥有层价值观的探讨。日本文部省统计数理研究所每5年举行一次的“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和前述的NHK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人口集中、雇佣层增大、核心家庭普及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也与经济发展这一中心课题相连，生活行动范围、生活关心内容、基本生活态度等意识特征相应发生变化，“利”价值最为优先，“现在中心取向”增加，并逐步由“社会中心取向”转变为“个人生活中心取向”。1953～1978年的“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中选择“正直、清白地生活”逐渐减少，主张“兴趣、爱好、悠闲地生活”的人增多，这表明更多的人由社会中心、道德主义、未来中心逐步转向个人中心、欲望主义。调查显示有一半日本人属于“小家庭型”，他们注重的第一内容就是“家庭团圆”，“小家庭型”中又有约一半为“无热情型”，生活行动局限于家庭和工作，与社会、与他人的连带感薄弱，自我依赖倾向增强，不关心政治，保守倾向严重。“全面参加型”、“工作、社会活动并举型”、“家庭外发展型”的绝对人数少，只局限于“中层意识”拥有层中的少数中上层。“个人优先”的生活意识使得人们因为个体孤立而只敏感于别人外在的生活方式是否与自己相同，越往中下层越容易无视收入等事实差距，只从保持共同的生活方式中寻求心理安慰。从这一点来说，它对维持并增强“中层意识”起到了消除不安、保持心理平衡的功能。但价值观的“个人生活中心取向”也影响到社会参与态度，调查表明“中层意识”拥有层的社会参与取向虽有所增强，但表面的参与背后隐藏着直接的利益意识，在建垃圾处理场、修高速公路等具体问题上，地域距离远近直接影响态度取向，呈现明显的“明哲保身型”生活意识。同时，行政机构的完备与复杂化促进了形式化参与而非真正的实践活动，反过来加强了“中层意识”拥有层的行政依赖感，因而“中层意识”拥有层的满足感多为某种受益感，来自社会这一巨大机构的外部供给。这样，当遭遇资源危机等与经济相关的困难时，生活防卫能力就很低，难以组织起来予以真正解决。特别当作为“中层意识”拥有层同一性生活方式基础的生活物资（如粮食、卫生纸等）出现暂时短缺时，很容易积聚不安心理，且以此为导火索失去冷静，爆发情绪性反应。日本石油危机之后的几次恐慌抢购风潮便是极好的佐证。因此要使“中层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富裕意识，必须彻底改变被动保守的生活意识形态。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生活意识论与“生活政治”（2）
对生活意识特征的关注体现出日本中间层研究向“生活政治”的靠拢。“生活政治”来源于日本中间层研究与阶级政治、地位政治、生活政治三种政治类型相对应的“三段论”说。高坂健次，同前引书，2000，第145页。在中国出版的《当代日本社会分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阶级政见”、“地位政见”和“质量政见”（高坂健次主编《当代日本社会分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7页）。所谓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是一种利益政治，谋求通过利益分配进行社会整合，对集体性、组织性利益追求产生的利益对立进行调停，其核心是阶级利益的对立与调整。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早先是针对现代美国社会中极右势力的出现提出的分析概念，由于对社会地位的极端注重、对现状的不安而产生需求不满，这种不满心理投射到政治立场上，并由此滋生对立。这种地位政治最重要的关心目标是提高职业地位、学历、收入等。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不是寻求生活机会增加的政治，而是注重生活方式和生存轨迹的政治，它也不等同于以前追求生活质量的“quality politics”，还包括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等内容。生活政治不效仿地位政治追求富裕的拥有，而是着意追求自我实现、生存价值等。地位政治与生活政治的区分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吉登斯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与生活政治之分，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其中确实有相通之处，且与鲍曼的后现代政治理念及詹明信的“认知图式”追求也存在某种契合，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参见文中有关鲍曼与詹明信的论述。但今田高俊的生活政治偏重具体的生活性质，对自我反思性、自我实现等后现代主题的阐述似乎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距离。今田高俊：《ポストモダン時代の社会階層》，《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5 社会階層のポストモダン》，东京：枺┐笱С霭婊幔�2000，第3～53页。
继60年代初阶级政治、70年代末地位政治框架下的中间层研究之后，可以说日本现今处于“生活政治”影响时代。1980年，总理府的调查显示“中中层”人数下降到50％，出现了“中流意识阴翳”现象；1987年，“中上层”从466％下降到407％，“中下层”却由352％增加到387％；1988年，“中上层”下降到345％，“中下层”则增加到409％。“中流”不再是铁板一块，均质的大众分化为“新富族”、“新贫族”等“分众”（分化的大众），舆论纷纷主张大众社会的终结，新的阶层消费时代的到来。小沢雅子，同前引书，1985。面对这种状况，有研究者认为日本已进入“后物质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转换，从对物质的追求转向了对存在意义本身的追寻。结合1995年的调查数据发现，在地位竞争方面陷于不安状态的是少数派（238％），比起物质富裕来，选择精神充实、心灵自由的上升到了82％。对日本社会由地位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今田高俊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他将“生活方式”作为导致价值转换的决定性因素，具体结合高职业威望评价、高收入、高学历、高财产、来自家庭的信任与尊敬、在志愿活动等社会活动或兴趣活动中的核心作用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因子分析，得出“达成型地位取向”和“关系型地位取向”两种地位取向类型，认为具有“达成型地位取向”的人，无论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