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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与社会流动的调查”（简称SSM调查）中，同样有类似的问题：“假设将目前的日本社会分为5个层次，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层？”选择项分为“上、中上、中下、下上、下下”5项。两项调查的结果均显示，日本国民总体选择“中层”的人数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日本“一亿总中流” （一亿人口全都处于中游水平）的流行说法。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中间层问题是一个牵动日本政府、普通国民以及专家学者们共同兴趣的重大社会课题。
日本学术界对“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等相关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日本平民图书刊行会便出版了题为《中产阶级的呼声》宇野宙人：《中産階級の叫び》，日本：平民図書刊行会；1920。的著作。对中间层问题的关心与明确表述，更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那些抱有浓厚精英意识的革新思想家们将希望寄托在“middle class”身上，主张新中间层精英论与中坚论，同时十分注重其作为社会稳定力量的一面，认为中等阶级乃社会的脊梁骨，保护这一阶级、防止其坠落到下等阶级是“社会政策的精髓”，有吉広介、浜口晴彦：《日本の新中間層》，东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2，第3页。是一切的根本。与此同时，他们积极提倡“以中等阶级作为标准阶级，使下层阶级逐渐向该阶级提高靠拢，谋求上下阶级的融合。”参见1922年东京府规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围绕“新中间层”、“中流意识”等问题掀起了“新中间层”研究热，相继涌现出一批结合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研究，并就“新中间层”的界定、阶级意识与阶层意识的消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甚至展开了若干次激烈的论战，影响较大的如1960年前后的“中产阶级动向”论战、1979年的“龟裂的中流”论战和20世纪末的“中流崩溃”论战等。后者产生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中流意识面临危机的背景之下，京都大学教授桔木俊诏的《日本的经济差距——以收入与财产为视角》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东京：岩波書店；1998。成为引发论战的导火索。在此之前，京都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了关于“日本中产阶级的确立过程——人口、家庭、职业、阶层”的大型合作研究；1999年6月，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样在开展合作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世纪末的中产阶级”研讨会。1999年，日本社会学会的专业杂志《社会学评论》出版了专辑“阶级、阶层的现代面貌”，其中包括一批研究中间层问题的论文。2000年，东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佐藤俊树出版了《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佐藤俊樹：《不平等社会日本——さよなら総中流》，东京：中公新書；2000。一书，该书初版后短短半年便再版了14次，跻身日本的畅销书行列。
一日本“中产阶级”内涵的演变
研究者们在论及各国中产阶级或中间层问题时，习惯上依据工业化的深入与现代科层制的诞生等规定，将其划分为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两种类型， 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汲取欧美社会学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日本社会学界也沿用了这一分类，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所谓的“新”只是某一时段的相对区分概念，其内涵不断发生着变迁。
较为传统的划分是以20世纪初产业资本的萌芽期为分水岭。“最早使用薪水族这一表达是在大正（1912～1926）时期，薪金生活者、知识阶级、新中间阶级、脑力劳动者等名称并用，后来逐渐集中到薪水族、白领、新中间层等用语上。”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2页。“伴随日俄战争后产业资本的确立，东京急剧吸收地方上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以薪金生活者为中心的新中间层不断增长，逐渐将居住地扩展到郊区。”牛島千尋：《戦間期の枺─摔堡胄轮虚g層と〈女中〉——もう一つの郊外化》，东京：《社会学評論》2001 年（52）２，第266页。“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大约于大正初期登场，昭和（1926～1989）初期的合理化时代数量急剧增长，随着行政官僚制度的深化，形成日益膨胀的官僚薪水层，并逐步成长为超越民间公司职员群的存在。” 大河内一男：《日本の中産階級》，东京：文芸春秋新社；1960，第20页。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是否依靠薪金为生成为新老中间层的关键区分标志，“被称为‘老中产阶级’的，具体地说是农村里的小农户、自耕农等，城市阶层中则相当于所谓的中小企业主”，而“新中产阶级”则被定义为“公司的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职员及其他薪水族化的医生、技师等掌握其他各种技能的人员。” 同上引书，第18页。从内部构成来看，“当时的新中间层恰如金字塔一样，包含着一小撮精英层和庞大的非精英层”，中村牧子：《新中間層の誕生》，载于原純輔编《近代化と社会階層》，东京：枺┐笱С霭婊幔�2000，第51页。 相当于“一小撮精英层”的是从事专业职务工作、公司领导工作等管理职务的人，特征是拥有高学历，而与“非精英层”相对应的，则是由公司或行政机构事务人员组成的大规模群体，学历相对较低。之所以能形成相对封闭的独立阶层，是因为其内部具备强烈的再生产机制，主要根据各人的教育取向及学历形成区分，类似教师这种与教育有关的人员，即便位于新中间层中最低的出身阶层，甚至本人学历并不太高，但再生产出新中间层的比例仍旧很高，往往经过两代便可实现加入精英层的目标。中村牧子，同上，第47～63页。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一日本“中产阶级”内涵的演变（2）
二战前的新中间层中，部分中上层的群体拥有一定财产并形成了独特的“中流”生活方式，成为日本日后中产阶级研究的参照系，如居住在东京近郊山手地区的“山手阶级”。但总体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新中间层的生长空间较为狭窄，甚至被称为“没有‘中产阶级’的国家”，大河内一男，同前引书，1960年，第55页。中间层地位的沉浮与形象的变迁与国家权力消长及贫困问题紧密相连。在高度强化的国家机器下，国民生活极端贫困，占据人口很大比重的农民和中小企业并没有如欧美国家那样，形成有实力的现代企业和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而是被封闭在低生产力和落后的经营管理状况下，充当着过剩人口的蓄水池作用。所谓的新中间层不断面临着危机与不安，供给过剩后的贬值、不景气下的失业危机、军国主义的高压等导致该阶层日益形成不安心理以及安分守己、消极温顺的性格。而且随着贫困问题的加剧，薪水层逐渐沦落为“被冠以中流之名的贫民阶级”，同上，第100页。意识形态矛盾激化，中产阶级运动从原本劳资间调停人的角色逐渐发展成独立的社会运动力量。社会大会党在第五次全国大会上就曾明确断言：“最近我国无产运动的一个特征性倾向就是中间社会层的大量参加。”
“新”的另一种解释是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时期的新中间阶级而言的，认为：“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动向是新中流阶级持续增长的例证”，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肖螘r代》，东京：中央公論社；1987，第185页。“战后日本的新中间层正是经济发展本身孕育出来的”。犬田充：《日本人の階層意識：〈中流〉の読み方 とらえ方》，京都：PHP研究所；1982，第53页。日本结束美军占领期后，于50年代中期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1955年以后的经济高速发展及随之而来的产业结构变化，再加上第二、第三产业雇用人数的增长，使得1950～1975年的25年中，白领工人增加了约3倍共达1000万人，加上白领管理者300万人，出现了白领膨胀化现象，而同期由各种私营人员、家庭企业工作者构成的老中间层的劳动力人口却减少了约1/4。经济高速发展导致大规模生产体制的产生，市场垄断加剧，经营组织、管理、流通等领域出现新变化，日本人家庭收入提高，消费生活、家庭意识等也开始出现新的倾向。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的《日本的新中产阶级》Ezra Vogel； Japans New Middle Class： The Salary Man and His Family in a Tokyo Suburb（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通过翔实的田野研究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描述，认为：“新社会秩序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大批新‘中产阶级’的出现。‘老式中产阶级’（独立经营的小商人和小土地所有者） 的权力和影响正在衰落，他们正在逐渐为‘新中产阶级’即大商行的白领雇员和政府职员所取代。”Ibid，p4傅高义界定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基本由职业决定，指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而诞生的一批在政府官僚部门及企业、公司工作，依靠薪水生活的白领雇员。另外，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于1957年在日本翻译出版，其有别于马克思和韦伯的综合研究视角受到日本社会学界的高度评价，“新中间层”问题也因此开始引起研究界新的思考。在《日本的新中间层》一书中，对“新中间层”的界定，是“根据这些人在现代取代了产业社会中以前的老中间层承担的职业功能这一角度以及从社会分层的各项标准看来，已经到达相对新阶段的中间性位置这一角度”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ⅰ～ⅱ页。来进行的。
对这一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