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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主要社会保障项目趋于健全。这一年加拿大国会对《失业保险法》重新修订，扩大了保险范围。经过五六十年代一系列社会保障改革，加拿大的社会保障项目和政府支出增加，大大提高了普通加拿大人的社会福利水平，标志加拿大进入了福利国家的行列。
如果从20世纪初加拿大出现自愿性的福利组织（如儿童救援会、盲人国家机构等）开始，加拿大的福利制度只用7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其他一些国家花费一百多年才走完的道路。福利制度在加拿大人民的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使得整个社会在福利的框架里运转良好，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动荡的风险，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能够具有向上流动的空间条件，即使是“穷人”阶层也能够保证衣食基本无缺，他们本人及其子女可以通过自身的受教育和积极奋斗成长为新的中产阶级，乃至更高层级的富裕人群。
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加拿大中产阶级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来自政府工作人员或“公共公司”（crown corporation）。
表6…71910～1980年代的加拿大的主要社会保障立法*时间法律时间法律1918养老金法1957医院保险和诊断服务法士兵安置法1961残疾人休假康复法1927老年津贴法1964青年津贴法1930～1937失业救济法1965加拿大养老金法1941失业保险法1966加拿大补助法1943～1944退伍军人宪章1968医疗保健法1944家庭津贴法1971修订失业保险法1951盲人法1973修订家庭津贴法老年保障法1975配偶补贴老年补助法1977联邦一省财政协议1954残疾人救助法1978儿童退税法1955修订失业保险法1979扩大配偶补贴1956失业救助法1984加拿大保健法*资料来源：Statistics Canada；Canada Year Book 1988 Ottawa；1989；pp6～7
二战以后，为政府工作的加拿大人越来越多。在1950～1960年代，各级政府尤其是省、市政府教育和卫生部门所雇用的人员大量增加。1960年，政府雇员只占全国就业人员的86％，198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2％。到80年代，加拿大各级政府和国营公司的雇员占将近全国就业人数的l／5。渥太华和各省会城市的权力和人口都在增长。虽然政府控制着相当数量的第一、二产业部门的生产，但其主要开支还是用于服务行业。政府雇员人数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政府实际公共开支的增长。政府公共开支从1947～195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在整个工业化时代，政府开支的增长比较缓慢。1867～1960年，政府开支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增加到30％。而60年代以后，政府预算迅速膨胀，1985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82％。从1947～1985年，政府公共开支的增长幅度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的96％。政府开支的将近一半是购买商品和劳务，其他则属于对不同社会集团的收入调节，通过家庭津贴、养老金、退伍军人津贴、医疗保险、地区发展计划对个人和地区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联邦政府在通讯、交通和社会保障方面扩大了投入力度，而各省则着力改善教育、医疗、住房和公路状况。各级政府增设机构，提供更广泛的公共服务。1960～1980年，联邦政府的开支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4％上升到16％，而各省和市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将近一倍，由16％增加为30％。高鉴国，同前引书，第69页。
联邦和省级政府所属的公共公司是政府提供社会服务的主要部门之一。这类公共公司有自己的董事会和管理机构。政府通过这类公共公司而不是由政府机构本身，承担私人公司所不愿意从事的一些服务领域。这些公司的相对独立运营，可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行政干预。最早的公共公司成立于19世纪，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规模扩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建立的大量公共公司在战争结束后被解散。最有名的联邦公共公司有加拿大全国铁路公司（成立于1919年）、加拿大广播公司（1936）、加拿大航空公司（1937），省属公共公司有安大略水电公司（1906）、马尼托巴电话系统公司（1908）等。现在各级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公共公司为230个，所雇用的职工不到全国就业总人口的5％。但这些公司拥有加拿大将近l／4的总资产。国家公共公司在整个经济领域各个部门的分布很不平衡：在1983年电力部门中公共公司占雇用职工的80％和总资产的95％；在通信部门分别约占42％以上和28％；在交通部门分别占将近50％和40％。Brooks；Stephen；opcit；pp167～168
政府工作人员的积聚和公共公司的不断繁荣，无疑使得加拿大的社会结构更加趋于稳定。他们以不多的人口份额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较大的比重，这必然导致这些国家雇员和准国家雇员找到新中产阶级成长的理想起点。
第七部分：加拿大 新中产阶级的多维重塑五新中产阶级和中心城市的重构（1）
回到文初所提到的故事中，戴维·雷征引这个城市建设的事例，是试图从经济、文化、政治学等诸多学科方面，描述加拿大八十年代都市化时期的社会图景。本文有关新中产阶级和中心城市的重构的综述，除注明外，均编译自Lay；David；opcit。
当此之时，加拿大中产阶级蓬勃发展，与此同时，社会面临着三大转型：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从福特主义时代（Fordist）转向后福特时代，从现代社会转向后现代社会。在社会发生转向的同时，城市的人群构成发生了大的分野，专业性的经理层人员占据了城市工作人口的30％，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新中产阶级人群，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定义了加拿大各个都市的面貌。
加拿大1970年代产生的新的社区体制，发生于所谓的“第四等级区住所”（quaternary），环绕着这个新的区域，整个商业区形成了一个为低工资水平和低购买力水平人群提供缓冲的内城市（inner city），在这个内城市中，通过一系列的改造和城市居民的改迁，这种社区已改变成一种共管公寓。这些以往被工业和化工厂的化学光雾笼罩和折磨的社区，不仅破乱不堪，而且曾经备受银行和信托公司的冷遇；但是在新中产阶级人群崛起的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下，它们得到重新改造，并成为房地产业新的利润增长点。
这个新的机遇也是新都市化的转机。城市化的过程造就了一个新的政客阶层，由这个阶层组成的政府采取了高参与度、接近性的政策，不断提出具体的城市改建措施，改造旧的内城市，并且将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人群引入该社区，社区于是开始了“城市贵族化”的过程。
生活在这个社区中的“贵族”（gentry）并不是均质的单一阶层。这里没有单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单一的意识形态可以塑造的单一城市性格，这里涌动的是一种折衷的多元。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城市改建和结构转型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环保主义、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学生运动、反文化运动以及嬉皮士运动。在这种民族心态下，一种潜在的力量试图改变整个城市的图景，将这个城市改变成一个对“工业化城市的诗化欣赏”。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视觉的、听觉的、味觉的、审美的蛊惑。
发生在加拿大诸城市的城市地理变革是后工业化时代、后福特时代下的一个小气候。在这方面，丹尼·贝尔曾经提出过他的一个论断：现世社会正在进行着一种转变，转变成一个由白领阶层掌握的职业性、专业性的科层社会，过去的工业化的生产型机构已在这个过程逐渐衰落，转而由文化型、专业性的科研机构控制整个社会。这些新阶层包括专门的技术人员、经理人、知识阶层，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连带紧密的社会聚合体。该社会对先锋艺术的亲和以及对视觉性感官型的艺术的容忍，逐渐使得这个社会不断消解来自媒体、社团、政府的影响，熔铸出一种新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文化。
戴维·雷从1980年代加拿大的经济情况入手，详述了该时期加拿大的经济变动：1982年，加拿大的国家经济遭遇大萧条，在35万普通工人失业的同时，第四产业的人员却保持了93％的增长，每6人当中就有4人被重新雇用，第四产业的主要门类（如职业性专门型部门、管理型部门、经理层部门和技术型部门）在这一萧条时期的就业增长率为265％。
戴维·雷称产生于第四产业的这个阶层为新中产阶层，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该阶层包括了所有的管理型阶层和技术型社会聚合体，这个阶层作为文化的新阶层，他们有着特殊的社会观念和城市意识；他们的这些特殊性不断地定义着新的城市地理。
从一系列加拿大大都市（如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渥太华以及哈利法克斯等）来看，都市的贵族化和布尔乔亚化是新城市运动的关键词。
以新城市运动的一个代表——温哥华的Fairview社区的整体改造为例：不断有新的高阶层的人员入住该社区。这些新住户大多数为专业性、经理层人员，他们大多在城市商业区的公共部门工作，如教育、医疗、政府部门等等。这些人当中，年纪大多在35岁上下，处在事业发展的中期。
戴维·雷指出，这种转变并非局限于温哥华，在当时许多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均有所体现。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在多伦多、蒙特利尔以及加拿大中部城市当中，城市化的重点是改建原有的木质结构的房屋而不是拆迁重建。在大城市当中，这种城市升级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举例说：在伦敦，旧有的私房租赁方式被抛弃，新采用的共管公寓形式启动了1966～1981年房屋建设基金的45％。在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