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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的痕迹。美国人在遥想这段黄金岁月的同时，不免发出“祖上曾经阔过”的感慨，像任何一个富贵之家的后裔一样，普通美国人在叹息的同时总梦想昔日美好重新再来。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对美国民族心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关于平等的理想，早在殖民地初期的新文化风格的追求上就可见端倪。趋同性和标准化正是美洲殖民地文化的特点。“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文化在广阔的美国土地上比在狭小的英国故土具有更强的一致性。定居者坚持讲他们祖国的语言，他们在新世界到处流动，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也经常变动，在此过程中，他们使用的语言更趋统一了，整个北美大陆克服了空间上的障碍，很快出现了一种单一的口头语言……美国语言的这种一致性就地理而言是没有地区方言的隔阂，就社会性而言则没有种姓和阶级的隔阂。这两个方面的一致性都对国家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大众化的不分阶级的语言为整个美国提供了一种‘平等’的讲话方式。”同上引书，第307～309页。在美国，无论移民来自何阶级，他们都说同一种语言：英语。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对群体认同和心理模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即语言极可能是一般民众阶级认同的依据。所以，我们可以说，语言的趋同性是整个美国社会在心理上趋同于同一个阶级的基础条件之一。“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人民的英语’，它取代了‘国王的英语’。这种‘人民的英语’特别适合于一个没有文化中枢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每个人都有权像贵族那样讲话。”同上引书，第331页。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和美国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定义有关。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的同义词。只有从开拓之初新大陆上充盈的平等文化特性解析，我们才能更充分地理解这样一个社会事实：为何对美国人而言，属于中产阶级就是字面上的“处于中层”、普通人、老百姓，认为自己属于底层阶级对美国人而言是无法理喻的。虽然“社会调查看，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线以下，但当被询问时，其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而不承认是穷人。在个人奋斗受到推崇的美国，贫穷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却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栾国生、姜鹏、区粤秀、于保政：《美利坚沉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第139～140页。
美国的这种平等的“中产阶级”观点也存在于美国的历史和历史先驱的人格中。首先，美国诞生在理性主义、“平等”概念盛行的年代。这种平等也是美国先驱的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新大陆第一批殖民者对于平等社会的建立就是依赖欧洲启蒙主义者的蓝图。美国的殖民时期，虽然土地广阔，但几乎所有的黑人和五分之一的白人都处在贫穷之中。但即使如此，美国在前革命时代也从来不是一个存在大量剥削阶级的封建制国家。经济数据表明即使在最恶劣的时期，美国从未有过像欧洲18世纪那样普遍的贫困。因为美国地广人稀，摆脱了像欧洲那样工业化发展的残酷和非人道。“殖民时期的美国既有其局限性又有种种机会，从中产生了美国的理想……美国对于具有渊博的、超然的和‘纯粹的’知识的人并没有多大热情，对于外来的、神圣的东西和精神力量普遍存在着一种恐惧感，唯恐它们会使一些人凌驾于另一些人之上。这种想法促使美国人信奉一种‘天生平均’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如果没有美国式的机会，是不可能滋长和发展的。”丹尼尔·布尔斯廷，同前引书，第215页。信奉平等思想的立国英雄也正是按照这个理想行动的。美国独立战争时代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转折点，《独立宣言》表达了“追求幸福”的信条，富兰克林认为人们应该按自己所需拥有财产，多余的属于国家。这次革命不仅扩展了新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也是一个发展经济的机会。各州都没收了很多原本属于富人兼并的土地，土地的再分配也遵循了经济平等的原则。另一个举措是西部的开发，地广人稀促进了美国的自由，减少了贫穷，加强了民主精神。Parker；Richard，The Myth of the Middle Class（New York： Liveright Press；1972）；pp51～60即使是现在，美国人依旧将《独立宣言》视为世俗圣经，无论现实是否真是如《独立宣言》上所描述与规定的那样，出于英雄记忆和历史理想，美国人也认同自己的国家总走在平等大同的道路上。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的蓬勃年代、黄金岁月。很多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50年代大加赞美之辞，称之为“原子时代”、“科技时代”或“后工业时代”。而且，还盛行这样一种美好的说法：在美国，工业化的发展没有造成像在欧洲那样的阶级间的经济鸿沟。很多科学家认为美国进入新纪元：人们将有更多休闲时间；机器将取代人力；人人会得到教育等。他们还认为政府会依靠专业人员妥善解决一切贫穷和不平等。在学者的臆想中，唯有美国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有走向平等的趋势，这种走向可以清扫特权，特别是可以清扫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特权，整个国家成员在任何方面都拥有平等。
第六部分：美国（下）神话的建构和幻灭一神话的缘起（3）
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认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大部分美国人带来恐惧的回忆，美国人希望安全、稳定和物质财富。这种希望与五六十年代那段美好的回忆扭结在一起，铸成了美国人特定的平等理想。美国“中产阶级国家”神话的泛滥和美国的大国政治理想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经历了18世纪前塑造自我的民族化之后，美国进入了表现自我的国际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了世界强国，中产阶级神话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为人接受。“理论，作为神话有其自身的价值。……当权者和知识分子利用这些神话来阐释他们经验中的事件发展过程，来诉说民族或国家的英雄们的故事，并以此来为他们的稳定感、意志力、自信心、自豪感提供佐证。就其功用性而言，它们能够中和抵消认识分歧，同时也表达了一个社会中人民的观点和见解。”唐纳德·怀特：《美国的兴盛和衰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75页。美国人普遍认为，美国已经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中产阶级也进入一些决策机构，所以很多民众就乐于这样推测：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这个大多数人归属的社会阶层，这个新阶层的社会体验和自己的经验是同一的，既然是大多数人的社会体验，那也可以被视为整个美国的经验。这样美国大众成功从心理上转化并定位成为国家的决策阶层。很多美国人认为只有中产阶级才能理解、预测美国的未来。神话最终的确立还帮助了日趋富有的上层中产阶级中的精英获得了凌驾于其他群体上的霸权。这个霸权很少被挑战的原因是“新阶层”（即上层中产阶级精英）认为他们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也代表所有人的利益。
美国的神话包括若干母题。20世纪上半叶的繁荣使得美国的自信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美国的目光想要看得更远。从1941年《生活》杂志上的“20世纪将是美国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抛出“普通人的世纪”的构思都是美国表达世界霸国雄心的宣言。这些宣言极具乌托邦的浪漫色彩，将全世界视为想象框架，而美国理所当然坐落在中心轴线上。这些宣言服务于美国国际大国的自信形象和国内的社会整合。将自己的国家塑造成为平等、民主的大同社会对美国良好国际形象的树立至关重要。国内形象是国际形象的基础，也是有能力参与处理国际事务的自信心的来源。只有先将自己想象为理想国，并将此完美的形象辐射到全世界，才能获得资格和能力对国际事务发言。“倡导中产阶级价值观念，后来成了冷战中美国国内的外交辞令，早在冷战开始之前，它就是美国国内政策的重中之重了。”奥利维尔·如恩斯：《为什么20世纪是美国世纪》，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第111页。除了经济、军事的实力，美国还要成为“民主国家”的楷模，在国际舞台上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指点时务。如此，作为美国普通民众幸福的代表，美国中产阶级的形象成为大众倾慕的对象，因为中产阶级社会结构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前提，它意味着民众普泛的民主权利和生机勃勃的市民社会。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是民主政治的坚实基础，是消除经济政治不平等的一剂灵药。这样的观点似乎将整个美国社会都融入中产阶级的熔炉中，全然抹杀了美国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阶级对立问题。这也暗示着，任何发展中国家应以美国的成功模式马首是瞻，唯有接受美国式的制度、价值观，才可能成为被称许的橄榄型社会。由此看来，“中产阶级国家”的宣传和美国的大国理想是相契合的。因为如果认同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最民主、最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当下所谓的全球化必然就是美国化，是美式理想的全球普适化。
因此，有必要在主观上建构出一个整齐划一、可以将大多数社会成员纳入的同质性阶层，这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国内民众心态的自信与稳定都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不禁联想起伏尔泰的名言：“即使上帝是不存在的，我们也要造一个出来。”是否这也是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合适注脚呢？
第六部分：美国（下）神话的建构和幻灭二神话的幻灭（1）
上述种种主客观的条件，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曾经的辉煌给美国人的整体社会心理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一切奠定了美国人关于自己国家是一个平等的“中产阶级社会”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