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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表层下的平静却掩盖不住激荡的波浪。对社会压抑的不满，到60年代爆发为“垮掉的一代”的反叛行为。其原因在于50年代的经济发展使得中产阶级享受到丰富的物质生活，而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组织人”——各种巨型公司、组织或者社区的一分子，他们乐于顺从既定习俗，愿意听从组织的指挥，以保住既得利益和经济安定，他们热衷于个人幸福，对一些社会问题漠然视之。“沉默的一代”与20年代的新中产阶级一样，耽于享乐。而“垮掉的一代”则大多是出身于中上层阶级，他们对于“沉默的一代”的无为状况大为反感，对个人意志的消失痛心疾首，起而否定既有的价值观念，寻求新的生活方式。到60年代这发展成一种嬉皮士运动，成为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先声。反主流运动异军突起，指出美国尽管物质富裕，却导致人格异化，其领军人物有马尔库塞、米尔斯等思想大师以及“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针对美国社会问题，青年学生在反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反叛运动，改革教育制度，分享民主制度，支持黑人民权，反对越战，这是美国中产阶级青年反对社会正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反叛行为，极大地影响了60年代后美国的社会生活。
进入70年代以后，中产阶级的生活已经如爵士音乐时代一样，完全为享乐主义支配。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某种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倾向。李庆余、周桂银等，同前引书，第354页。
文化上的表现与政治上的作为具有一致性。一方面这个“普通人”的社会体现了公司化的进一步影响。公司在20世纪到来的时候比以往更加集中，也更加发达。大约192万家公司，或者说总数的98％只拥有全部工业公司资产的14％，而略多于500家公司大约拥有全部工业公司资产的83％，这500家工业公司在1970年雇佣了1460万名工人，占制造业全部就业人数的75％。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第295页。由流水线技术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和技术合理化，推动了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的规模化、集中化，大型科层制组织日渐成为社会的主角。这些组织需要接受专门训练的、深入而狭窄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而不是自我培养和广博的学识。许多已有的工作被分割开，经过标准化而被纳入具有高级技能和服务的官僚组织。许多原来处于分散状态的专门职业领域也因技术环境的复杂化而转向制度化机构，聚集在大型官僚机构中。由于现代官僚体制及其正规化理性管理将取代市场调节功能和阶级争夺关系，形成高度权威之下由行政机器维持的合法统治秩序。这使大多数中产阶级的独立性受到影响，这些置身于巨型公司、组织或者社区内的“组织人”更愿意选择顺从，安于个人享受，对一些社会问题漠然视之。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三20世纪 或“普通人”的世纪（4）
在美国的历史上，老中产阶级因为其相对独立性而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工业化时代的中产阶级也在市政建设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古希腊的经验表明，中产阶级的商业性是其成为法治民主之政治支柱的充分条件之一。但是，现在成为现代官僚制度中的白领阶层、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僚以及专业工作者，其独立性受损，人们不禁担忧，美国的中产阶级既然已经进入了组织体系之内，他们如何在体系内继续发挥其民主代言人的作用，如何继续其自由主义的传统？
应该看到，尽管社会成员越来越多地成为“组织人”，传统的个人主义消退，美国中产阶级文化逐渐滑向享乐主义，但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脉络在20世纪并没有断裂，在民主的体现形式——“政治参与、对权力的限制以及对法律的倚仗”方面他们并没有全面退隐。这又与美国的大学教育、理性的世界观以及隔绝、分散的私人领域是分不开的。
美国的教育造就了美国中产阶级，也造就了他们的民主意识。当然，教育本身并不必然导致民主意识的产生。例如，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根廷中产阶级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在政府中赢得一个民主程序。受过良好教育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中产阶级以其反民主的情绪而著称。再者，如果中产阶级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变得越来越注重技术、管理和职业，那么大学教育本身与其说是促进民主的新形式的产生，还不如说只是有助于把个体关入新的奴役的“铁笼”之中。按照马尔库塞、阿伦特等当代大学教育的批判者的观点，教育课程已经朝纯粹的技术和职业训练转移，而且越来越远离传统的自由艺术和科学。大学教育将不再导致知识分子扩大，而是产生狭隘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种观点在很长时间内有大量拥护者，但是，近年来，以格拉斯曼为代表的学者却在部分肯定了这些观点的前提下，指明了美国大学教育课程设置对民主造成积极影响的发展过程及发展方向。Ronald MGlassman，The New Middle Class and Democracy in Global Perspective（New York： Macmillan Press，1997）
一方面是反主流文化活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经典学科作为非职业爱好一直没有消失，这使民主意识得以传承。20世纪60年代课程改革，加入课程中的科目集中在当代社会问题上，例如环境污染、家庭和军事冲突、宗教神秘主义和道德伦理（以及关于亚洲文化和宗教的科目）、人类的性、“个人调节”等方面。黑人反叛、妇女运动同样对课程设置产生了冲击。在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的冲击下，大学课程变得更有弹性，“反主流文化”运动其实并没有给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带来稳定的职业，也没有改变它曾经反对的经济和政治趋势。因为尽管它试图推翻一种旧的价值体系，但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大杂烩，没有建立统一有效的思想内核，因此，它无法取代旧的价值体系的地位。最终，当“垮掉的一代”步入他们的成年时期，他们已经开始回归传统。
到20世纪70年代，旨在重建经典自由艺术和科学科目的运动兴起。学生选择了大量的自由艺术和科学科目作为他们的非职业教育的核心，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巴赫、贝多芬和莎士比亚等古典艺术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仍然稳稳地在大学生的非职业教育中占有一席之地，受过这样教育的学生正是作为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他们都或迟或早地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主体。他们熟悉一些伟大的音乐和艺术，接触到哲学家的逻辑和怀疑主义、神学家的伦理道德、科学家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及社会科学中产生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文化意识。这种教育尽管不会必然地导致民主的世界观，但是却不可避免地成为民主的基础。
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中个人普遍的困境所产生的影响。当代工作世界和社会领域强大的压力迫使现代的个人非常重视“教育”。他们在社会领域遭遇到的广泛的个人困难迫使个人十分严肃地对待大学提供的社会科学、生活调节和哲学—神秘主义—道德课程。个人的亲属关系、个人身份、婚姻和家庭纽带、共同体瓦解、道德沦丧、环境毁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摆在当代学生和成年人面前，促使他们从事一系列严肃的非技术的考察研究。不仅大学寻求开设相关的课程，而且公司、政府也已经聘用顾问来帮助他们的雇员（选民）应付个人的亲情、权威、冲突、酗酒、滥用毒品、离婚、中年危机、性别冲突等问题。公司主要目标是为了追求利润，要追求利润就必须要有具备合作精神和生产能力的雇员，公司为了他们自身的原因不得不被迫帮助促进个人调节、性别互动、自我意识和人道主义道德等。新中产阶级不能在一个只有技术、管理的现代社会存在，因此，教育还必须与生态学、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相结合，而且应该发展个人意识，这也是传统思想得以传承的原因之一。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三20世纪 或“普通人”的世纪（5）
宗教的衰落对现代人的影响不容忽视，其后果是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个人“存在的焦虑”和“道德不适”，这样，哲学、神学、伦理和神秘主义课程也将不再被个体忽略，并且对大学和研究所的教育定位产生了冲击。甚至大众媒体也被要求仔细审察他们的道德伦理标准，文化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同时，中产阶级热衷于有组织的、积极要求政府具有理性的人道主义功能的政治运动，这是他们理性世界观的体现。环境保护组织、消费者保护群体等各种要求民主权利的组织越来越多。
此外，20世纪由于存在一个为中产阶级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匿名市场，现在的私人领域比人类社会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私人化，几乎完全处于一种迪尔凯姆称之为“自我隔绝”的状态，只要不背叛它，私人的或政府的现代组织并不关心你在私人领域做什么。人们可以远离利益集团的严密监督和个人控制，而得以独立生存；也可以广泛旅行，从而增强独立于地方精英的自治性。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第2页。当然，不管要支持还是制止其组织或政府机构的目标或利益，个人都不能制造麻烦。公开反对某个组织的政策会给个人带来惩罚，不仅会失去工作，而且甚至导致职业发展上永久的掣肘。在这点上说，处于权力精英和现代巨型官僚组织等级制度中的新中产阶级需要健全相关法律（法理权威）来保护其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