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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是模糊的，很多时候，人们只是把它界定为介于上层权贵与下层贫民间的一个中间群体。一本关于美国文化的书上这样写道：“社会学家们认为美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结构，而且每个阶层都有各自的社会责任，但是大多数的美国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喜欢将自己看作一名与他人平起平坐的中产阶级成员。……就整个美国社会而言，社会背景、金钱或权利为个人所提供的优越性也许少于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美国人对阶级和社会地位不负有任何责任，他们往往通过调换工作或迁移住宅而轻而易举地从一个社会阶层转向另一个社会阶层。”爱德华·C斯图尔特、密尔顿·J贝内特：《美国文化模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第118页。这本完成于1972年的诠释美国文化模式的经典之作，反映出了美国人的一种自信的文化气质以及对于中产阶级的广泛认同，这一点，我们同样也可以在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一书中得到旁证。这本对中产阶级不无贬抑的书是这样说的：“由于本质上是一些推销员，中产阶级人士也就培养了一种推销员式的风格，因此也才有他的乐观主义。”保罗·福塞尔：《格调》，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67页。这里福塞尔针对中产阶级无视或竭力掩饰日益显著的阶层差异的鸵鸟心态进行了讽刺，反过来看，却也能说明占美国80％的中产阶级对福塞尔眼里已经式微的民主和平等念念不忘的怀旧心态，因此，可以说，“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在美国更应当看作是一种平等和民主的观念的表述。
人们有一种共识：中产阶级越发达，民主气氛越浓厚，社会越稳定。美国的中产阶级文化传统由来已久。早在1831年，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对年轻的美国进行考察时，就已经注意到了美国的民主气氛。据他观察，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在于欧洲古老而顽固的等级制度影响了不同等级之间的流动。在欧洲，出身和职业的不同就是不可逾越的壁垒，阶级结构的固定不变，是设在人们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而在美国，这方面的差别并不妨害社会的流动性。这样的美国社会自然充盈着一种向上的动力，人人都拥有理想。在当时的美国，任何阶级都感到在发展上不受阻碍，而自由流动正是中产阶级形成的最佳土壤。
当美国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产阶级庞大帝国的时候，我们不妨对其形成的历史做一个回顾，对美国各个阶段的中产阶级发展状况做一些了解，从而探悉这样一个中产阶级文化的成因。
一农业社会：老中产阶级的乐土
美国中产阶级脱胎于农业社会；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是由新的人民在新的土地上建立起来的。
美国的社会体制造就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而这又与其移民史相伴而生。1607年，3艘帆船将100多个移民带上了今天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河口，建立了第一块英属殖民地詹姆斯敦。1620年，“五月花号”载着一批清教徒在马萨诸塞登陆，10年后，1800名移民来到马萨诸塞湾，建立波士顿，这是北美移民的开端。这些来自英国的落落不得志者带着创造新生活的梦想而远渡重洋，随后，新居民源源不断地纷至沓来，来自各地的移民给新大陆带来了不同于他们国内的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
先来看新社会体制的主体。土地所有者、猎户、医生、律师、商人、教士，构成了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农业社会。在新大陆，大量的机会造就了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美国独立后，联邦政府又着手处置扩大中的西部土地。1800年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根据国会规定的价格获得其已经占有的土地，此后，1841年，美国著名的《宅地法》又规定，一个定居者可以用最低价购得160英亩土地。可以说，自由土地是北美建立新中产阶级社会的首要条件。在欧洲，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获得一点土地或一个农庄，新世界能使人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获得160英亩乃至320英亩的土地。这样，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由于农场主阶层在中西部的出现而扩大。美国农业社会的独特之处在于，市场的存在先于农场，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欧洲的农场先于市场而存在，这样就使农民依照传统死死守住土地，无法变成美国式的农民企业家，而美国农场主的生产不仅自给自足，而且还进入市场。19世纪美国国内工业的兴起为农业提供了市场，促使美国农业进一步商品化，另外，美国的农产品还进入了欧洲市场。市场经济促使农业使用机器，并尽可能开拓更多的土地。这使得美国农夫没有任何的历史负担和传统的桎梏。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绝对的个人主义的。由于他们没有欧洲式的封建羁绊，他们是最热心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朱世达：《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演变与思考》，北京：《美国研究》1994年第4期。美国农业社会的民主传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也得以形成。
第五部分：美国（上）中产阶级帝国一农业社会：老中产阶级的乐土（2）
民主是美国中产阶级社会的重要保证。在美洲新大陆各地移居的人，着力于解决这样三个问题：怎样生活？互相之间如何共处？同外部世界如何共处？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第80页。新制度的创始人之一杰弗逊非常注重财产与公民权的同等性，他曾建议让每位不足50英亩土地的人拥有50英亩土地。如果没有财产和个人的意志，也就没有独立地位，那样的话，一个人是不可能有公共道德的，也就不会有共和国，“因为依附产生奴性，容易被收买，扼杀美德，而且是他人实现野心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戈登·伍德：《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183～184页。平等的观念，多样化的宗教传统，独立、分散的社会主体，多民族融会，种种因素促成了一个平等、民主的新世界的出现。北美殖民地的民主因素最初源于宗教宽容与宗教契约。来自各个国家、各个教派的教徒们带来了宗教的多样性，在多年的磨合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宗教上的宽容，而宗教上的宽容又带来政治宽容，这成为政治民主的重要因素。另外，开明的宗教领袖提出一种宗教契约观，认为宗教本身就是教徒在自愿情况下通过互立契约而建立起来的，《圣经》是一切法律的依据，教职人员受《圣经》的制约。这些有利于限制教长的权力，维护教徒的权利与宗教信仰自由，这种宗教契约观进一步发展成政治契约观，认为国家的权力必须建立在人民同意的基础上，契约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世俗权力的膨胀是导致专制的原因，因此要限制这一权力，政治体制应该是“在多数人同意下，根据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种政府”。在政治契约观的基础上又引发了法的观念，清教徒们认为政治契约等同于上帝的法规，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均有约束力，他们把宗教问题扩大为政治问题、又转变为法律问题，防止暴君的思想进一步演变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就孕育出了美国人的尊法观念，并将社会生活纳入法律范畴。《五月花公约》则是美国民主的滥觞。当“五月花号”到达普利茅斯时，清教徒一致同意制定“旨在促进殖民地的总体利益的公平与平等的诸法律”。其后，这些移民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实行类似于古希腊直接民主式的镇民会议。在西部移民社会里，移民按照直接民主的方式组成自治政府。由于每个居民都拥有自己的农场，经济上的平等必然要求政治上的平等。每个居民都有发言权，“一人一票”的民主形式具有浓厚的美国特色，也是平等思想最早的体现。
美国的公共教育则是中产阶级社会形成的重要保障，因为它是民主传统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美国的学校一开始是为了满足宗教的需要而建立的。清教徒为主的新教移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读懂《圣经》，但鉴于当时大多数移民是文盲，没有阅读能力，于是，马萨诸塞1640年通过法律规定，小镇要聘请教师，大镇要建立公共学校，学生需要交纳学费，但贫苦人家的孩子则可以免费入学。接受教育使许多人具备了提高经济与社会地位的机会，特别符合中产阶级的社会利益。
1636年，美国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哈佛学院诞生，这是美国大学教育的源泉，美国教育最富特色之处在于，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划出教育用地，支持公共教育。1787年的《西北法令》对此做了明文规定，政府的这项措施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和公立学校的发展。1745年，美国还只有哈佛、威廉—玛丽和耶鲁三所高等学府，随着宗教热情的高涨，各个教派纷纷建立高校，这就是所谓的“学院热”，到独立革命前，几乎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高等院校，每所高校都声称要把更多的美国人从竞争对手的虚伪教义中解救出来，以免于使青年陷于愚昧的教条之中，这种竞争的后果便是自由化。每所高校都希望获得对该校的控制权，但谁也不敢绝对垄断自己的学校，这样一来，无宗教主义就成了美国教育的理想。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北京：三联书店；1993，第206页。当时美国的高等学府主要是为了向本地区提供有知识的教士、律师、医生、商人和政治领导人物，在这些学校里，像杰斐逊这样的学生可以随时旁听，这样的传统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和整个社会的互相交融，也显示了学校作为社会人才培训基地逐渐发挥了其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中产阶级的维系还与居民的不断流动性分不开，这包括地域上的流动和社会层次上的流动。西部�